(一)科舉制度是產生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來源
科舉制度實行一千多年以來，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封建社會中，許多對中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人物，都出自參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許多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等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於社會上層並由此獲得了作出其貢獻的基礎。如唐時的陸贄、裴度、劉宴、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等等，他們都是進士出身。做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代表的知識份子，孕育他們的土壤就是科舉制度，他們的精神面貌、精神狀態都是由科學制度塑造出來的。
(二)科舉制度對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產生重要影響
對於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後自然是有“顏如玉”，有“黃金屋”，許多讀書人苦讀一生，都是為了科舉及第後的富貴榮華，他們從幼年起就在考試的絞肉機中掙扎消磨。參加科舉得中後的仕子們，成為統治階層中的官僚，成為統治皇權的附庸，成為統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後的喜悅，當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數人都不能夠踏上仕途，獲得施展自己才華的空間。許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進一般，都老還是個秀才，把自己一輩子都奉獻給“八股文”，奉獻給科舉。應當說，科舉制度的存在，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產生了重要影響，知識份子身上體現的威武不屈、曲學阿世、清正廉明、貪污受賄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質，都能從科舉制度中探尋到根源。
(三)科舉制度中的落後成份，對中國後世政治走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_
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沒落，使得在它羽翼庇護下的科舉制度的消極因素也不斷表露出來。宋代只是對隋唐時期形成的科舉制度進行了局部的改進，最重要的就是確立了“三級考試”的科舉制度範式；元代科舉制度因為統治階層的原因實質上有所衰敗；到明清兩代，科舉制度開始漸漸僵化，八股文使得許多讀書都埋頭鑽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國計民生，從而使科舉制度下產生的官僚的水準大大折扣。科舉制度成為了禁錮知識份子思想，摧殘人才的工具。
四、結束語
科舉制度在隋唐成熟與完善之後，對其後的數百年中，為中國歷代的統治階層，培養、奉獻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豐富並完善了封建社會的統治，使其最終達到了繁榮的頂鋒。然而，在其後的幾百年中，由於封建制度的不斷衰落，清朝的統治在國內外各種力量的撞擊下，風雨飄搖，逐步走向覆滅，而科舉制度此時也已經無法被改革、突破，從而與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滅亡的命運。
①唐.杜佑《通典》卷十四6O5@4
②《隋書.高袓紀下》_!
③《冊府龜元》卷六四五，貢舉部1?
④岺仲勉《隋唐史》p180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Ar0y=
⑤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p55，三聯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EX
⑥ 唐.杜佑《通典》卷十五fC2p)L
⑦唐.杜佑《通典》卷一五.v
五代時期，軍人當政，考試不能發揮很大的效用。宋太祖即位後即行科舉，沿此不衰。
宋代的科舉有二種，即貢舉和制舉。前者經常由政府主辨，後者則因需要，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名目和辨法大體沿自唐。
入士途徑
貢舉分為三級，即解試、省試和殿試。解試在府州舉行，即唐代的鄉貢。解者發解或拔解，即舉子赴京時由本州給解。每年秋天發解，冬天集於京師，次年春天始應禮部試，省試由禮部主持。宋初因恐省試不公，由皇帝覆核，演變為殿試，最初殿試頗有黜落，或三人取一人，或二人取一人，因此有屢中禮部試而屢受黜於殿試，後殿試並不黜落士人（唐無殿試）。
程序
北宋中期之後，參加殿試者一般都賜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據殿試成績重新排列名次而已。宋代殿試，一般分為 五甲 。第一、 二甲 賜進士及第，第三、 四甲 賜進士出身，第 五甲 賜同進士出身。第 一甲 一般授予通判或知縣，其他授判、司、簿、尉等幕職州縣官。
舉行時間
科舉的舉行，宋初並無規定，有時每年舉行一次，有時隔一或二年舉行一次，英宗時，才定為三年舉行一次（唐遂年舉行）
科目
科目方面，除進士科外稱為諸科，包括明經、五經、三經、明法等科，大致相當於唐代的明經，其中也分為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通禮等，名目雖多，但以進士科為最盛，若明經諸科，並不為人所重。當時崇尚文學，士人視經學為記誦之學，多無興趣，朝廷又對進士倍加寵重，因此進士科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變法，罷除諸科，獨存進士，又立明法，徽宗時則明法與進士合併。
考試內容
考試內容，進士科考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及帖經墨義，諸科則專試帖經墨義。帖經是根據記憶默寫經典中的句子，例如進士科考帖經是論語中之十段，每段有數字為線索。墨義是解釋章句，如進士科解釋十段春秋及禮記中的意義。王安石改變考試的內容廢詩賦而專考經義，且非考帖經墨義，改試諸經大義，必須通經而有文采者才能中式。用其自著之三經新義作為教本，引起士人不滿。
南宋時，分經義進士與詩賦進士。詩賦進士，第一場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論一首，第三場策三道；經義進士，第一場本經大義三道，《論語》、《孟子》大義各一道，第二、第三場，與詩賦進士同。
得失
宋代科舉制多承唐，故優點亦多相同，先由得人之盛而言之，由於宋代優禮文人，提拔文士，故雖寒素書生，白屋之士，皆可應考，所得人才甚多，如三蘇父子、司馬光、王安石皆由此進。南宋以後，半壁江山，亦有李綱、宗澤、後有文天祥、陸秀夫忠精為國，故宋代科舉能以考試得人。
宋制亦進一步打破門閥，所取錄者的出身可以擺脫自漢末以來的為大族所佔的情況。孫國棟曾統計出北宋六百三十二位具進士資格的官員，只有百分之十三為貴冑出身，而沒仕宦背景的佔百分之五十八點四（３６９人），北宋宰輔出身於布衣者，亦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三，居二分一以上，可見宋代的科舉制度，一直維持了相當高的社會流動性，平民的參政機會亦大。
宋以策論取士，着重理解，發揮己見，使學術思想發逹，而散文亦因此得到很大發展。司馬光、歐陽修、三蘇之文，議論透徹，氣勢迫人，皆與宋科舉有有關
舉子殿試合格後，由政府授以官職。唐代舉子則須應禮部試及吏部試，及格後才可除官。而每科及第的人數亦較唐為多，學者統計出平均每次考試取錄人數近八百五十人，可以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高的數字，而宋代的冗官問題亦由是而生，嚴重影響行政及政府財政。
附：元代科舉
元代前期不開科舉，至元仁宗時才開科取士，方法是不再分科，一併合為進士試；最初定制時，雖也是三年一次，但一直到元亡，五十多年間只開考了七次。元以蒙古人、色目人取中者為「右榜」，漢人、南人( 原屬南宋統治區的漢人) 為「左榜」，不僅題目難易不同，而且錄取比例也不同，前者明顯得到優待。衰而不盛的元代科舉，有兩點對後世有重要影響，一是不再分科，二是考經義的內容若涉及四書(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都以朱熹《四書集註》為主要依據，這使程(程顥、程頤)朱理學成為「官學」，明清相沿不變。
明代科舉，大體承宋制，分童試、鄉試、會試及殿試四階段。
1. 童試：在各府、州、縣舉行，每年一次，應試者稱為「童生」，童生須經過縣、府、院三個階段的考試，及格者稱為「生員」，俗稱「秀才」。
2. 鄉試：三年一考,每逢子、卯、午、酉之年,由皇帝選派主考，至各省試士，因於秋天舉行，故又稱秋試。與試者為府州縣學的生員（秀才），且成績優良者，是令學校與科舉合一。鄉試合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可以參加會試，
3. 會試於次年在京師舉行，即逢辰、戍、丑、未舉行由禮部主持、因試於春天，又稱春闈，
4. 再由皇帝親試，稱為殿試，又稱廷試，中試者稱為進士。殿試於會試後不久舉行，其主要目的在評定等第，不會淘汱。
授官
其等第有三： 一甲 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統稱「賜進士及第」。 二甲 若干名，統稱「賜進士出身」。 三甲 若干名，統稱「賜同進士出身」。取得進士出身的皆由朝廷任官，所謂科班出身。明代特別重視進士及翰林院，英宗以後，更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之說。試後張掛黃榜公佈，俗稱為“金榜題名”。
明、清時，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第二、第 三甲 優秀者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最低的也授予知縣，比宋代所授的官職更高。
考試內容
考試內容則專從四書五經出題，答卷須代聖人立言,根據指定之注疏發揮，如時以朱熹之四書集注為依據。憲宗以前,制義或散或對,無嚴格規定。但憲宗以後,規定作答有一定之格式，即後世所謂八股文。八股又稱「制義」，「其文略彷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明史．選舉志>>),其稱為八股者,因全文分八段,每段各有一定之格式，八部分分別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須起承轉合，前後呼應。
明代科舉盛行，對於士風亦有一定的影響。當時士子，為求中舉，固然不遺餘力，但亦不擇手段。其時士子讀書，為求捷徑，對於五經篇章，多刪而不讀，而僅讀時文提要。同時，更有先擬好題目，加以背誦，企圖僥倖中式。總之，士子用盡種種投機取巧的方法，希望中舉，而不認真讀書求理，所以顧炎武說：「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
而明代科舉試題的內容是以「朱熹集註」為標準，其形式以「八股文」為體例，因出題只限於四書五經，故士子可以束書不觀，只要擬題一、二百道，或取他人文章加以記誦，入場謄出，亦可僥倖中式。致使士子拘泥於形式，創作了無新意，且流於俗套，造成學者固陋，經義不明。如明人丘濬曾謂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體偏旁者。故為時人評為「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宋濂：<< 坡集>>）可見士人學問之空疏。
明代以八股取士，士子為獵取功名，終日埋首於空洞的形式和陳腐的內容，所學的與修己治人毫無關係。加上考生不能有個人的見解，只能代聖人立言，久而久之，民族的智慧為之蔽塞，故顧炎武稱︰「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誠為確論。
明代科舉充滿了功名利祿的思想，士人讀書考試的目的只求當官，而對於修己治人之道、國家的安危則漠不關心，當遇上問題時，只會妄談高調，不切實際，對國家社會毫無裨益。
而另一類讀書人則不屑於科舉，這些人覺得政治太過專制，做官過於拘束，八股文亦缺乏意味，故在八股文之外，寫些風流的詩歌，跳出名教的圈套，做一些放浪的行為，如唐寅恃才傲物，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士風之頹廢敗壞可想而知。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稱：「考試制度自唐宋還可說沒有太大變動﹐到明代變動就大了﹐後來清代的考試都從明代沿下。」可見唐宋之考試制度與明清頗有不同。而明代的考試制度承唐宋已有的基礎﹐益以長期邁進﹐故制度方面的發展較為完備。綜合而言﹐明制殆有下列各優點：
(a) 考試的程序更加完整明代的考試制度自「童試」、「鄉試」、「會試」以至「殿試」﹐形成一貫的體系。「鄉試」以下與學校相輔而行﹐類似現代的「學校考試」。「鄉試」以上則為任用考試﹐經「童試」錄取後﹐始得為入學生員﹐其後有經選貢至「國學」的﹐一如「升學考試」。於是「學校科舉化」、「科舉學校化」﹐「學校」與「科舉」二者之間取得密切的聯系﹐相輔相承﹐成為歷史上完美的考試制度。
(b) 考試之方法更趨嚴密明代的「科場規程」甚繁﹐防弊的方法亦至嚴。從考生所帶的考具起﹐即有定制﹐以防「懷挾」。而入場時有「搜檢」﹐進場後有「封鎖」、「巡邏」。交卷時有彌封、謄錄。鄉試、會試揭曉之後﹐又有「磨勘」。此種防弊之方法﹐真是無微不至﹐其間或有一二作弊者﹐一經舉報﹐不惜以嚴刑加以懲治﹐使人不敢有作弊之僥倖心﹐考試的信譽﹐更能加以發展。
(c) 注意人才的培育到進士及第後﹐還該留在中央政府讀書﹐由中央派一資格老的朝官來教﹐讀書滿三年﹐再加考試﹐成績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明代風尚非進士翰林院就不能為大官。此舉使士子考取進士後留在中央數年﹐對政府一切實際政事﹐積漸了解﹐於是科舉是物色人才﹐進士與翰林為政府儲才養望之階梯。
然明代的考試制度仍存有若干缺點﹐備受當時及後世人所詬病﹐茲略述如次：
(a) 內容狹隘 明代的考試內容注重「經義」﹐而又以《朱熹集註》為標準﹐這實在是因為「詩賦」只論工拙﹐比較近於客觀；經義要論是非﹐是非轉無標準﹐於是不得不擇定朱子一家之言﹐以為是非的標準。但又因為人人能講﹐則錄取的標準更難碓定﹐遂於四書義中演出八股文來。其實八股要求文字有一定的格律﹐以定工拙﹐為客觀取捨的標準。可是演變所及﹐流弊極深。又因考試只就「四書」出題﹐是以學者可以束書不觀﹐只要擬題一二百道﹐或竊取他人文章﹐加以記誦﹐入場謄出﹐亦可僥倖中式。故時人丘文莊已明言「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吏冊名目﹐朝代先後﹐字體偏旁者。」而八股文的空疏無用更足以敗壞人才。顧炎武《日知錄》即明言：「時文敗壞天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究得而染之﹐敵國外患得而勝之。」
(b) 考試內容未求實用明初考試所立之法則﹐實非專尚制義。太祖洪武三年定制﹐考生中式後尚須試以騎、射、書、算、律以求實用之士。但洪武十七年所頒行之「科舉成式」廢去騎、射、書、算、律五事。正如顧炎武批評為：「文辭增而實事廢矣。」由此可見﹐明初的考試尚其拔取學以致用之人才主意﹐及後則籍此羈糜士子﹐徒重形式上的整齊嚴密；加以作育人才的「國子學」﹐逐漸懈弛﹐有名無實﹐以致學校為「科舉」所奪；學術則為制藝所奪。考試本以甄選人才﹐結果反為錮蔽人才﹐敗壞人才之實﹐為人所詬病﹐尤其在鄭和下西洋和耶蘇會士傳來西方天文、曆算諸學﹐而不能及時改進考試的內容﹐和學授所修課程﹐致國步未能與時俱進﹐誠屬可惜。
(c) 造成清流濁品 明代風尚極重進士與翰林﹐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於是一定要進士及第才能當大官﹐舉人以下就無作大官的機會。由是科舉場中也分了流品﹐進士及第是清流﹐可扶搖直上。秀才舉人則變為濁流﹐沉澱在下面﹐永遠不得超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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