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是否遵守教規」看似簡單易懂，卻不易定義與操作，故時常成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莫須有。綜觀中東近代政治史，不乏受希斯巴迫害的知識份子，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埃及的古蘭經學者納斯勒·阿布·宰德（Nasr Abu Zayd，阿拉伯語：نصر حامد أبو زيد，1943-2010）。其為開羅大學的伊斯蘭法學教授，主張現代穆斯林應以人文主義、詮釋學的角度來理解《古蘭經》，即古蘭經雖有其神聖性，但其本質就是誕生於七世紀阿拉伯人文背景的文化產品，當代穆斯林應「多次閱讀經典」，以獲取「解釋的多樣性」（al-ta 'addud alta 'wili，阿拉伯語：التعدد التأويلي），而非單純聽取宗教人員的一面之詞，沒想到此番主張會在日後引起軒然大波。

納斯勒·阿布·宰德（取自Qantara.de）

1992年，納斯勒向開羅大學提交了13部阿語及其他語言的著作，申請晉升為正教授，結果受到阿卜杜拉·薩布爾·沙辛（Abdel Al-Sabour Shahin）為首的保守派學者抵制，抨擊納斯勒「污辱伊斯蘭」，最後納斯勒無緣正教授之位。然而沙辛仍窮追不捨，其不僅在各大場合稱納斯勒為「叛教者」（murtadd，阿拉伯語：مرتد），更動員其他學者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納斯勒的學術著作擾亂人心，有叛教之事實，應受希斯巴管轄。而由於伊斯蘭法規定穆斯林婦女不得與叛教者通婚，故這些學者進而要求法院應強制讓定納斯勒與妻子離婚。原本一場學界內鬥最終演變成叛教鬧劇。


1995年，法院裁定納斯勒叛教，並宣告其婚姻無效。接下來幾週內，納斯勒收到無數死亡威脅，其著作也被開羅大學圖書館下架，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納斯勒只好與妻子流亡馬德里，最後於荷蘭的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落腳，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的客座教授，同時擔任博士生導師。此後納斯勒與妻子曾多次返國探望家人，但往往只能稍作停留。2010年，其於返國期間一病不起，最後病逝於開羅醫院，享年66歲。納斯勒提出的批判性方法成為現代伊斯蘭思想的重要遺產，埃及也於1998年修法，禁止個人向法院提出「叛教」的控訴，並將其保留為檢察機關的權力。

放眼20世紀80到90年代的埃及，無數希斯巴鬧劇在法院與社會輪番上演，對象從自由派學者、記者、導演再到作家－艾哈邁德·薩布希·曼蘇爾（Ahmed Subhy Mansour，阿拉伯語：أحمد صبحي منصور‎，1949-）被愛資哈爾大學解雇，最後流亡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阿拉伯語：نجيب محفوظ，1911-2006）遇刺，造成右上肢神經的永久損害，失去了書寫能力；女性主義作家納瓦勒·薩達維（Nawal al-Saadawi，阿拉伯語：نوال السعداوي，1931-）先是被解職，最後鋃鐺入獄。至今，埃及政府仍常以希斯巴之名管制出版品、限制宗教論述。

艾哈邁德·薩布希·曼蘇爾（取自Mark Taylor）

納吉布·馬哈福茲（取自Qantara.de）     

沙烏地宗教警察的歷史脈絡

沙烏地的宗教警察始於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bin Saud，1726-1765）與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Abd Wahhab，1703-1792）的合作，兩人以政治結盟及家族聯姻的方式，建立了德拉伊耶酋長國（Emirate of Diriyah，1744-1818），政治、外交與軍事事務由沙烏地家族負責，瓦哈卜家族及其門徒則負責對內的宗教治理，大力推行伊斯蘭法與瓦哈比主義，成了當代沙烏地的雛型。1811年，埃及軍隊代表奧斯曼帝國出兵阿拉伯半島，史稱奧斯曼－沙烏地戰爭（1811-1818，又名瓦哈比戰爭），最後埃及軍隊奪下漢志（Hejaz），德拉伊耶酋長國宣告滅亡，剩餘殘部遂退至內志（Nejd）谷地，成立內志酋長國，沙烏地與瓦哈卜家族自此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德拉伊耶酋長國疆域變遷圖（取自維基百科）

正是在此風雨飄搖之際，宗教警察誕生了。首先，沙特家族為凝聚人心，對內嚴格實行伊斯蘭法，讓宗教警察四處查緝、鞭打不守教規的穆斯林，肅殺之風儼然成形；另外由於沙烏地家族本身出自農業部落，故其與游牧的貝都因人結盟，欲藉其軍事力量重返麥加。然而貝都因人遊牧慣了，不僅鮮少奉行伊斯蘭法規範，更有偶像崇拜的習俗，沙烏地於是展開馴化計畫，強制將其安置在綠洲的村莊內，並派出宗教警察教導他們「如何做一個好的穆斯林」，最終將這些貝都因人由沙漠劫匪轉化為懷抱宗教理想的伊斯蘭士兵，名為伊赫瓦尼（Ikhwan，阿拉伯語：الإخوان）。

伊赫瓦尼的旗幟（取自維基百科）

伊赫瓦尼在沙烏地統一阿拉伯半島的進程（1902-1932）中發揮了極大的貢獻，其主要依賴長矛、劍等傳統武器，並維持貝都因人的出征習慣，騎馬或駱駝偷襲對方陣營，用割喉的方式殺死所有老弱婦孺，有時連投降的俘虜也不放過。他們通常不戴繩頭（kufiya，阿拉伯語：كوفية），而是改以白色頭巾覆頭，故一望便知。

頭戴Kufiya的貝都因男性（取自維基百科）

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伊赫瓦尼的思想日漸極端，認為自己真正要效忠的對象應是真主，而非沙特家族，並在沙烏地開始現代化建設後與其爆發了極大的衝突。首先，伊赫瓦尼以超高的宗教標準譴責沙烏地家族＂不夠伊斯蘭＂，認為引入電話、電報、汽車這種＂悖離信仰的產物＂形同叛教，更抨擊沙烏地與英國（異教徒）同流合汙。長此以往，分歧深化，伊赫瓦尼最終成了半島上的伊斯蘭自走砲，完全不受沙烏地指揮與控制，不僅襲擊英國控制下的外約旦酋長國（Emirate of Transjordan，1921-1946），更入侵沙烏地－伊拉克中立區（Saudi Arabian–Iraqi neutral zone），導致英國轟炸內志作為報復，最後更舉兵造反，意欲推翻沙烏地家族。

這場叛亂結束在一陣屠殺中，伊赫瓦尼以傳統的駱駝部隊力抗持有機槍、裝甲部隊的沙烏地，結果當然是慘敗收場，領導人多數戰死、少數則流亡至其他部落，史稱薩比拉戰役（Battle of Sabilla，1929）。然而由於沙烏地仍需借重其武裝力量，故除懲處幾位高層外，多數的伊赫瓦尼都被收編至沙烏地國民警衛隊（Saudi Arabian National Guard Forces，SANG）中；而為避免類似暴亂再次發生，沙烏地也於1940年成立了勸善戒惡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CPVPV），管理所有宗教警察，並由國王直接指揮；領導運動的歐泰比家族（al-Otaybi，阿拉伯語：العتيبي）也未被趕盡殺絕，從而種下了50年後的禍根。

1979年11月20日，歐泰比後人、前國民警衛隊成員朱海曼·歐泰比（Juhayman al-Otaybi，1936-1980）帶領近600名武裝份子封鎖麥加大清真寺，（Al-Masjid al-Ḥarām，阿拉伯語：المسجد الحرام‎，又名禁寺），殺死警衛，挾持人質，呼籲全世界穆林共同起事，推翻沙烏地家族。早在暴亂前，歐泰比便與國民警衛隊有所勾結，將許多精良的裝備運至禁寺內藏匿，並運用自身的軍事專業，於寺內各處配置狙擊手與武裝部隊，令前來攻打的沙烏地部隊傷亡慘重。

後在沙烏地的求援下，法國、約旦、巴基斯坦皆派兵協助，加上負責維修大清真寺的賓拉登集團（Saudi Binladin Group，阿拉伯語：مجموعة بن لادن السعودية‎）提供的內部結構圖，這場持續了兩週的叛亂終於畫下尾聲，但雙方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大清真寺多處損毀，軍方共127名人員戰死，人質死亡200多人；叛亂方共117人戰死，沙烏地此次不再心軟，將歐泰比在內的68名領導人斬首示眾。

然而此次暴亂後，沙烏地在未來十年的處置令人跌破眼鏡，其非但沒有壓制宗教保守勢力，反而更加重用保守派，認為要解決宗教動盪的唯一途徑，就是加強人們的信仰，此舉或許與暴亂期間，許多教法學者皆支持歐泰比有關，讓沙烏地家族決定以權力收買宗教勢力的忠誠。故暴亂之後宗教警察的勢力日漸龐大，整個勸善戒惡委員會也開始不受國王控制，而是與保守教士們沆瀣一氣；此外大清真寺挾持事件也給22歲的賓拉登（1957-2011）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成為其日後創立蓋達組織（al-Qaeda，阿拉伯語：القاعدة）的靈感來源之一。

沙烏地宗教警察的執法爭議與政爭

1979年後，沙烏地的宗教警察權力擴大數倍，但也引發了無數爭議，例如其曾介入政府的都更工程，要求改變已建好的汙水管線設計，以免其流向聖城麥加，經工程師再三保證地球曲率不會讓此事發生後才作罷；以及發起黑魔法（巫術）掃蕩行動，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逮捕多名算命師與信仰治療師，甚至處以死刑等。然其工作內容只要還是禁絕西方精神汙染，與嚴格執行伊斯蘭法規範下的性別禁令等。

在禁絕西方精神汙染上，沙烏地的宗教警察有過無數令人匪夷所思的「創舉」：

禁止神奇寶貝的遊戲、動畫、布偶出現在沙烏地境內，認為＂進化＂的概念觸犯伊斯蘭教義；

禁止芭比娃娃的販售，理由是芭比娃娃以暴露的衣著與可恥的姿勢入侵沙烏地，是變態西方的頹廢代表；

禁止沙烏地人民慶祝西方情人節這種「異教節日」，並取締於當日出售紅玫瑰、紅毛絨動物、紅色賀卡和其他紅色禮品的飯店與商家；

禁止麥加與吉達兩座城市的市民買賣貓狗作為寵物，更禁止這兩地的人民上街溜貓遛狗，理由是＂這是西方異教徒才會有的習慣＂。

然而上述禁令看似嚴厲，其實全國各區執法程度不一，人民只要夠大膽，賭賭運氣，往往不會受什麼懲罰。但在性別議題上，便少有灰色地帶，沙烏地的宗教警察向來嚴格執行性別隔離制（Ikhtilat，阿拉伯語：اختلاط），進而鬧出了2002年的麥加女校事件。2002年3月11日，麥加一所女校發生火災，許多學生好不容易逃至建築物門口，卻被宗教警察擋了回去，理由是「沒有男性親屬陪同，不得自行外出」、「逃難之際沒有遵守教義遮掩羞體，致使頭髮與手臂裸露在外，必須先把自己包好再出來＂，前來救火的消防人員也被宗教警察阻擋在外，因為＂女學生們還沒把自己包好」。結果最後共有15名女學生喪生，沙烏地各大媒體皆罕見地批評了宗教警察的錯誤執法，國王因而取消宗教部門對國內所有女校的管轄權，改由教育部取而代之。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阿卜杜拉國王為顯改革決心，於是下令所有女性用品店－包括內衣、化粧品、黑袍、婚紗等，必須在一年內以女性員工取代所有男性，既能提升婦女就業率，也可塑造沙烏地重視女權的國際形象。然而此令受到宗教警察的強烈抵制，因其在過去常關閉雇用女性的店家衝業績，故國王此舉等於打臉自己。在保守勢力的反對下，此令不僅無法徹底執行，2013年更有200名宗教警察聯合上書，稱「讓女性就業後，男女混合的情況急遽增加，宗教警察執法困難」。

類似此番掣肘事件，沙烏地政壇屢見不鮮。沙烏地看似舉國保守，其實王室與宗教系統內互有改革與保守派系的對峙，國王的所有改革措施，背後都涉及政治版圖與權力鬥爭，倘若不顧保守勢力反對，下了過於激進的改革令，便難以維繫統治正當性，一但宗教勢力與其政敵結合，下場可能就是政變或暗殺。故沙烏地建國以來所有現代化改革法律，基本上都是與保守勢力做出利益交換，使其暗中默許的結果；反之亦然。例如國王往往會在彈壓保守勢力後，放鬆對於宗教警察的管制，以安撫保守勢力的不滿。故有時沙烏地滿街都是宗教警察，原因就是國王剛開除了某位高級宗教學者委員會裡的成員。

2016年，沙烏地國王裹挾民意與政治靠山，下令改革勸善戒惡委員會，宗教警察的勢力因而衰弱不少，其後更伴隨一連串女權改革：允許女性駕駛、廢除女性需有男性監護人陪伴才能出國的法令，改革派看似鋒頭正盛，但王室同時也大舉逮捕許多沙烏地的女性主義異議份子，打壓民間自發的女權社團，這並不是因為統治者人格分裂，而是沙烏地政壇的持續已久的政治慣例，於改革派而言，所謂勝利，向來都要付出點代價。

從勸善戒惡到希斯巴，從阿巴斯到奧斯曼，從德拉伊耶酋長國到當代沙烏地，宗教警察的角色有其偶然性，卻也不出歷史的必然性。在沙烏地這種伊斯蘭政治化的國家中，其本是鞏固政權的產物，卻在歷史推移下，與國王發展出亦敵亦友的微妙關係。現其雖暫時失勢，但只要沙烏地保守勢力不倒，宗教警察便永遠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正如國王若要坐穩王座，便永遠離不開保守教士們的支持。（相關報導：劉君祖專欄：神魔之戰，舉世共業險惡至極！｜更多文章）

*作者為《中東研究通訊》專欄主筆。本文由《中東研究通訊》公眾號授權轉載。

劉燕婷觀點：從瓦哈比到大清真寺陷落，沙烏地的宗教警察從何而來？

宗教警察是伊斯蘭政治化的產物，圖為身著傳統服裝的沙特宗教警察。（資料照，取自澎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