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我我的台灣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在香港大學的演講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是個大動盪的年代,而小島香港是個革命輸出地,軍火從這裏偷偷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那是一個每天都有追捕、流血、暗殺,風聲鶴唳不安的時代。奇怪的是,為甚麼在那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局下,竟然有人一心一意地在討論如何成立一所大學?這需要多麼長遠的眼光,多麼大的實踐的魄力?
我們今天的演講是在香港大學老樓的陸佑堂大廳舉行的;這個大廳有很多故事，一個一個的故事串起來,就是一部大歷史。很多人說,香港大學是一百年前英國人創設的,其實這簡化了事實。我給大家看一份一九一零年的文件。為了創辦大學,當時的英國總督盧押開始募款,他找了兩廣總督張人駿。這文件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山 苏款呼籲書:
春。己酉春港督盧制軍抱憾於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為己任。 商諸埠中紳富 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於是合力酬捐,不一載,大款遂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餘萬,西人約捐六十萬餘元。
創建大學的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東南亞的華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第一次的畢業典禮在一九一六年舉辦,就在今天我們坐着的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詹天佑,另一個叫伍連德。詹天佑對中國鐵路現代化的貢獻大家可能都還知道,但是伍連德,幾乎被歷史忘掉了。伍連德是馬來西亞人,劍橋醫學博士。一九一零年底中國東北爆發鼠疫,半年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到東北的前線去指揮防疫,醫學史家說,中國現代的防疫系統和公共衛生的觀念是從伍連德開始的。詹天佑與伍連德在一九一六年接受了香港大學首度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 這固然彰顯了兩個的成就卻同時透露了香港大學在中國追求現代化歷程中的地位。
一九二三年 五十多歲的孫中山回到香港。熱情的香港大學學生用轎子把他從山下抬上校園。 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台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說。在那篇演說裏,他完整地解析了他的革命思想的來源。
年輕的孫逸仙來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甚麼距離僅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 差別如此巨大。他最後變成一個革命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孫中山說,一切都從這裏開始一九三三年,前往上海的途中,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也站在這個講台上演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叫胡適之。港大本來請他來擔任系主任改造中文系,胡適之考慮之後不能來,推薦了許地山。一九三五，胡適之在這個廳裏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時光再往後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佔,嶺南大學學生在漫天戰火中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台併上課。李安電影《色·戒》裏就有學生大遷移的鏡頭。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出一個大洞,整個大樓轉成照顧傷兵的一個臨時救護站,中間有一個港大女生,不甘不願地做了戰地看護。張愛玲在「燼餘錄」裏描寫了這個廳,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慘叫的病患。這個港大女生為中國的現代文學添加了很炫麗的色彩。
二零零九年李安拍張愛玲的作品《色·戒》 他在這個大廳裏重現抗戰時期愛國學生排演舞台劇的情景。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拎着大皮箱來這裏註冊報到的時候,我相信她並不知道她的「二叔」,張人駿,曾經為這個大學募款,促成了大學的奠定。她在《對照記》裏溫情地描述了兒時記憶中的那個後來寂寞潦倒的「二叔」。
逃生門成為聚寶盆
為甚麼會說「我的香港」 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感謝港大,給了我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讓我在這裏完成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的人,長期以來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移民聚集地,所以相對於大陸本體,它有一種開闊的、包容的「海納百川」的氣質,使得很多外來者「一不小心」就留了下來,很容易覺得:「這是我的香港。」
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於中國,對於華人世界,對於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台灣成長的人,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多半是從大傳統、大敍述、所謂「正統視角」來理解的。說穿了不是北京 / 北平視野就是南京視野,也都是「北方」視野。這種大敍述、大傳統作為標準,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大區域的思維結構,在我到了香港之後被挑戰、被打破。香港的逗留對於我,是一個巨大的教育過程。
香港得利於它的「缺點」 -如果地處邊陲叫做缺點的話。因為地處邊陲,所以主體規範的宏大力量鞭長莫及,不及於它,給了它更大的「野」空間,更大的自由去長出自己的個性。野放於外,剛好面對西方。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
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擴張過程中,西方又不經意地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系,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 每一次當那個文化主體發生災難的時候,香港既是一個逃生門,又是一個吸納精華的大口袋、一個文化聚寶盆。太平天國時血流千里,生靈塗炭。逃生門打開了,人湧進香港,造就了香港。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菁英到哪裏去? 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 逃生門又打開了。
香港大學中文系: 成立就受惠於很多一九一二年離開大陸的遺老文人;一九四九年内戰時,短短 房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湧了進來,多少今日的企業、學術和文化重鎮,是那批穿過逃生門而來的人的耕耘和灌注。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湧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記憶傳承,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溉,不斷地成長。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裏,單單是香港大學,就藏着說不完的故事。剛剛說到一九一二,剛到香港時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那些不認同民國的學術耆老們,清代的翰林們,做了甚麼選擇,到哪裏去了?我發現很多人選擇「不食周粟」寧願做所謂的「晚清遺老」，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這些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海外孤島來,為文化作傳承,成就了一九二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中文系。他們還設置私人的書院、學院,培養了很多學生本。這些善本在中央圖書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看得見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哪個前朝,選擇了逃生門,然後把他一輩子智慧的結晶留在這個口袋裏頭了。你說這個口袋有多珍貴呢?香港的歷史,怎麼不讓人着迷呢?
國際視野是一種能力
我這次以「公務員」的身份來考察,雖然所走過的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但是以前作為休閒瀏覽和這次帶着特定的問題來考察感受是不一樣的。與我同行的台灣藝術家跟我有一個共同的觀察,就是,香港的藝術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非常大的成長。「表達能量」指的是藝術家對社會的影響,或者說,藝術家本身的公民力量。譬如說,藝術家對於一個城市的空間有多少介入的餘地或說對於政府資源分配有多大的影響等等,也都是所謂草根力量的一種。在這一方面,台灣起步得早,走得比較遠。
然而當我們考察了位於上環的亞洲藝術文獻庫(AAA)以及香港藝術博覽會(HK Art Fair)的運作之後,大家就紛紛讚嘆說,這方面台灣不如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蒐藏了四萬五千多件館藏和幾十萬件的數位化資料,為當代亞洲藝術發展做全面的保存、記錄和研究,而且由民間非營利組織發起、經營。這需要眼光和堅持。香港藝術博覽會是另一種操作,把藝術交易做高度的國際運作,是營利事業。
不論是文獻庫的非營利經營還是藝博會的營利操作,都需要全盤的國際知識和成熟的管理系統。這種在香港理所當然的國際化能力,台灣還需要學習。
泡沫下面有啤酒
歷史脈絡不同,發展進程就不一樣了。那麼相較於香港,台灣的力量在哪裏表現出來?
台灣不是一個暫時的逃生門,反而是一個目的地。幾百年來福建沿海的鄉民搏命越過怒濤海溝,到那裏就是為了留在那裏,讓絲瓜從土裏長出來落地。前幾天香港官員告訴我說台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假的第一選擇。他問我,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在哪裏?我說,同樣的問題我問過李安,他說,台灣的可愛就在於它的不假裝大,不假裝偉大,它不用力變成甚麼樣子,自自在在地過日子。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當然,你一打開台灣電視看新聞的話, 台灣就變成一個爭吵不休、指控不斷,彷彿是個充滿衝突和鬥爭的社會。
選舉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的表演,而且被媒體不成比例地誇大。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媒體趨向於表面。如果拿一杯一公升的德國大啤酒杯來倒啤酒,注入之後留在表面的泡沫層比例非常大;電視所集中採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可別相信泡沫下面沒有好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必須懂得看。
給一個具體的小例子來說明台灣的民主生活有它「啤酒泡沫」下面的層次。
前幾天金馬獎的頒獎在台灣引發很大的爭吵。得獎的幾乎全是大陸的影片、導演、演員,還有些香港的。政治人物就開始破口大罵了:台灣人辦的獎項,為甚麼把獎都給了外地人?刪除金馬獎預算吧!
這些表演式的吵鬧就是啤酒泡沫,在杯子上層冒泡泡。泡沫下面有些甚麼呢?
泡沫下面是長達五十年的台灣人的共同努力,把原來一個由統治政權主導的、宣傳意圖為主的電影獎逐步改造為一個專業的 公正的、以藝術價值為最高價值的獎,而且擁抱整個華人世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成就。在第四十九屆,台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麼樣呢?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贏有輸嗎?但是設置一個專業標準,設置一個政治、人情、金錢都不能影響的專業標準,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力的展現。泡沫的下面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我的香港,我我的台灣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在香港大學的演講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是個大動盪的年代,而小島香港是個革命輸出地,軍火從這裏偷偷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那是一個每天都有追捕、流血、暗殺,風聲鶴唳不安的時代。奇怪的是,為甚麼在那樣一個動盪不安的時局下,竟然有人一心一意地在討論如何成立一所大學?這需要多麼長遠的眼光,多麼大的實踐的魄力?
我們今天的演講是在香港大學老樓的陸佑堂大廳舉行的;這個大廳有很多故事，一個一個的故事串起來,就是一部大歷史。很多人說,香港大學是一百年前英國人創設的,其實這簡化了事實。我給大家看一份一九一零年的文件。為了創辦大學,當時的英國總督盧押開始募款,他找了兩廣總督張人駿。這文件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山 苏款呼籲書:
春。己酉春港督盧制軍抱憾於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為己任。 商諸埠中紳富 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於是合力酬捐,不一載,大款遂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餘萬,西人約捐六十萬餘元。
創建大學的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東南亞的華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第一次的畢業典禮在一九一六年舉辦,就在今天我們坐着的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詹天佑,另一個叫伍連德。詹天佑對中國鐵路現代化的貢獻大家可能都還知道,但是伍連德,幾乎被歷史忘掉了。伍連德是馬來西亞人,劍橋醫學博士。一九一零年底中國東北爆發鼠疫,半年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到東北的前線去指揮防疫,醫學史家說,中國現代的防疫系統和公共衛生的觀念是從伍連德開始的。詹天佑與伍連德在一九一六年接受了香港大學首度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 這固然彰顯了兩個的成就卻同時透露了香港大學在中國追求現代化歷程中的地位。
一九二三年 五十多歲的孫中山回到香港。熱情的香港大學學生用轎子把他從山下抬上校園。 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台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說。在那篇演說裏,他完整地解析了他的革命思想的來源。
年輕的孫逸仙來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甚麼距離僅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 差別如此巨大。他最後變成一個革命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孫中山說,一切都從這裏開始一九三三年,前往上海的途中,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也站在這個講台上演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叫胡適之。港大本來請他來擔任系主任改造中文系,胡適之考慮之後不能來,推薦了許地山。一九三五，胡適之在這個廳裏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時光再往後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佔,嶺南大學學生在漫天戰火中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台併上課。李安電影《色·戒》裏就有學生大遷移的鏡頭。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出一個大洞,整個大樓轉成照顧傷兵的一個臨時救護站,中間有一個港大女生,不甘不願地做了戰地看護。張愛玲在「燼餘錄」裏描寫了這個廳,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慘叫的病患。這個港大女生為中國的現代文學添加了很炫麗的色彩。
二零零九年李安拍張愛玲的作品《色·戒》 他在這個大廳裏重現抗戰時期愛國學生排演舞台劇的情景。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拎着大皮箱來這裏註冊報到的時候,我相信她並不知道她的「二叔」,張人駿,曾經為這個大學募款,促成了大學的奠定。她在《對照記》裏溫情地描述了兒時記憶中的那個後來寂寞潦倒的「二叔」。
逃生門成為聚寶盆
為甚麼會說「我的香港」 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感謝港大,給了我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讓我在這裏完成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的人,長期以來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移民聚集地,所以相對於大陸本體,它有一種開闊的、包容的「海納百川」的氣質,使得很多外來者「一不小心」就留了下來,很容易覺得:「這是我的香港。」
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於中國,對於華人世界,對於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台灣成長的人,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多半是從大傳統、大敍述、所謂「正統視角」來理解的。說穿了不是北京 / 北平視野就是南京視野,也都是「北方」視野。這種大敍述、大傳統作為標準,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大區域的思維結構,在我到了香港之後被挑戰、被打破。香港的逗留對於我,是一個巨大的教育過程。
香港得利於它的「缺點」 -如果地處邊陲叫做缺點的話。因為地處邊陲,所以主體規範的宏大力量鞭長莫及,不及於它,給了它更大的「野」空間,更大的自由去長出自己的個性。野放於外,剛好面對西方。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
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擴張過程中,西方又不經意地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系,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 每一次當那個文化主體發生災難的時候,香港既是一個逃生門,又是一個吸納精華的大口袋、一個文化聚寶盆。太平天國時血流千里,生靈塗炭。逃生門打開了,人湧進香港,造就了香港。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菁英到哪裏去? 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 逃生門又打開了。
香港大學中文系: 成立就受惠於很多一九一二年離開大陸的遺老文人;一九四九年内戰時,短短 房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湧了進來,多少今日的企業、學術和文化重鎮,是那批穿過逃生門而來的人的耕耘和灌注。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湧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記憶傳承,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溉,不斷地成長。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裏,單單是香港大學,就藏着說不完的故事。剛剛說到一九一二,剛到香港時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那些不認同民國的學術耆老們,清代的翰林們,做了甚麼選擇,到哪裏去了?我發現很多人選擇「不食周粟」寧願做所謂的「晚清遺老」，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這些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海外孤島來,為文化作傳承,成就了一九二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中文系。他們還設置私人的書院、學院,培養了很多學生本。這些善本在中央圖書館、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看得見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哪個前朝,選擇了逃生門,然後把他一輩子智慧的結晶留在這個口袋裏頭了。你說這個口袋有多珍貴呢?香港的歷史,怎麼不讓人着迷呢?
國際視野是一種能力
我這次以「公務員」的身份來考察,雖然所走過的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但是以前作為休閒瀏覽和這次帶着特定的問題來考察感受是不一樣的。與我同行的台灣藝術家跟我有一個共同的觀察,就是,香港的藝術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非常大的成長。「表達能量」指的是藝術家對社會的影響,或者說,藝術家本身的公民力量。譬如說,藝術家對於一個城市的空間有多少介入的餘地或說對於政府資源分配有多大的影響等等,也都是所謂草根力量的一種。在這一方面,台灣起步得早,走得比較遠。
然而當我們考察了位於上環的亞洲藝術文獻庫(AAA)以及香港藝術博覽會(HK Art Fair)的運作之後,大家就紛紛讚嘆說,這方面台灣不如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蒐藏了四萬五千多件館藏和幾十萬件的數位化資料,為當代亞洲藝術發展做全面的保存、記錄和研究,而且由民間非營利組織發起、經營。這需要眼光和堅持。香港藝術博覽會是另一種操作,把藝術交易做高度的國際運作,是營利事業。
不論是文獻庫的非營利經營還是藝博會的營利操作,都需要全盤的國際知識和成熟的管理系統。這種在香港理所當然的國際化能力,台灣還需要學習。
泡沫下面有啤酒
歷史脈絡不同,發展進程就不一樣了。那麼相較於香港,台灣的力量在哪裏表現出來?
台灣不是一個暫時的逃生門,反而是一個目的地。幾百年來福建沿海的鄉民搏命越過怒濤海溝,到那裏就是為了留在那裏,讓絲瓜從土裏長出來落地。前幾天香港官員告訴我說台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假的第一選擇。他問我,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在哪裏?我說,同樣的問題我問過李安,他說,台灣的可愛就在於它的不假裝大,不假裝偉大,它不用力變成甚麼樣子,自自在在地過日子。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當然,你一打開台灣電視看新聞的話, 台灣就變成一個爭吵不休、指控不斷,彷彿是個充滿衝突和鬥爭的社會。
選舉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的表演,而且被媒體不成比例地誇大。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媒體趨向於表面。如果拿一杯一公升的德國大啤酒杯來倒啤酒,注入之後留在表面的泡沫層比例非常大;電視所集中採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可別相信泡沫下面沒有好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必須懂得看。
給一個具體的小例子來說明台灣的民主生活有它「啤酒泡沫」下面的層次。
前幾天金馬獎的頒獎在台灣引發很大的爭吵。得獎的幾乎全是大陸的影片、導演、演員,還有些香港的。政治人物就開始破口大罵了:台灣人辦的獎項,為甚麼把獎都給了外地人?刪除金馬獎預算吧!
這些表演式的吵鬧就是啤酒泡沫,在杯子上層冒泡泡。泡沫下面有些甚麼呢?
泡沫下面是長達五十年的台灣人的共同努力,把原來一個由統治政權主導的、宣傳意圖為主的電影獎逐步改造為一個專業的 公正的、以藝術價值為最高價值的獎,而且擁抱整個華人世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成就。在第四十九屆,台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麼樣呢?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贏有輸嗎?但是設置一個專業標準,設置一個政治、人情、金錢都不能影響的專業標準,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力的展現。泡沫的下面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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