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戊戌維新（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迄今120週年。

一、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經過兩次被英法聯軍打敗，清朝統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圖強。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第二次英法聯軍結束後不久，因為清政府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外國侵略者的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的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勛，他們在藉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淪胥吏。

　　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

　　二、甲午的震撼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或多或少還保留著對日本的優勢心理。他們以為日本是蕞爾小邦，倘若與中國交戰，必敗無疑。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因此割讓了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甲午戰爭失敗標志著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大規模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華輸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志著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並且拉開了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序幕。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輓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

　　證明瞭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涌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三、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嚮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和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西學大量輸入：洋務運動期間，派遣學生留學外國及大量翻譯西書，將西學引入中國，如嚴復等譯(天演論)，輸入西方進化學說，加上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亦積極推動西化，加強了維新思想的傳播。

知識分子醒覺：知識分子於甲午戰敗後，深感洋務運動作用不大，非全面變法不足以自強，王韜、鄭觀應等就提出君主立憲等改革。其後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多次上書光緒，力陳變法之利，終為光緒所接納。

光緒銳意圖強：光緒頗有改革意圖，自其親政後，雖仍受慈禧控制，但亦感內憂外患日亟，必須發憤圖強，故接受康有為等的倡議，實行變法。

1．公車上書：1895年，中日馬關議和，康有為與梁啟超於北京應試，聞訊大為激憤，遂聯合參加會試的一二百名舉人上書光緒，請求拒和、遷都、變法、再戰，此乃著名的「公車上書」，惜未及上達而和議已成，乃組織「強學會」，辦報紙，倡導維新，各省紛紛響應。

2．推行維新：1898年，康有為得大學士翁同龢推薦，為光緒召見，深受感動，光緒決心變法，任康有為總理衙門章京，專摺奏事，統籌維新，又用梁啟超、譚嗣同、劉光第創設新政，自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而罷，共103日，史稱「百日維新」。

1．政治方面：裁汰冗官，閒散重疊的機關，一概廢除，改革官署辦事規則，鼓勵臣民上書批評時政等等。

2．軍事方面：裁撒腐化已久的綠營，推行保甲，以西法訓練兵將，並實施徵兵制；科舉以西洋槍炮代替傳統的弓矢騎射。

3．教育方面：廢八股考試，改試策論、時務；設京師大學堂，各地設中、小學堂，學習中外知識；辦官報、設報館及譯書局，翻譯外國書籍；派學生出國留學，培養人才。

4．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處理各種實業事宜；設立鐵路礦務總局，辦理有關礦產的開採及鐵路的修築。叉開辦銀行、獎勵發明、編訂國家預算等等。

1．新舊兩黨之事：自康有為受重用，觸及舊有朝臣的利益，朝臣就分為新舊兩黨，舊黨以慈禧為代表，反對維新；新黨則倚附光緒，提倡維新變法。

2．太后欲廢光緒：慈禧反對維新態度明確，先廢光緒重臣翁同龢，再以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控制兵權。榮祿等建議誘光緒至天津閱兵，乘機廢黜。

3．袁世凱之背叛：光緒知身處險境，譚嗣同建議起用袁世凱以奪榮祿兵權，憑此威脅慈禧，不料袁世凱向榮

祿通風報信，慈禧知情，遂先發制人。

4．慈禧囚禁光緒：慈禧知道光緒陰謀後，先發制人，囚禁光緒於瀛臺，下令搜捕維新分子，廢除新政。康有為、梁啟超分逃往香港及日本。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等「六君子」被捕殺，維新運動徹底失敗，慈禧「垂簾聽政」，史稱「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的歷史意義卻毋庸置疑。

　　1. 進步意義

　　戊戌變法頒佈的法令雖然絕大多數都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它表明歷史走向是進步的。在政治上，維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張設立議會，限制過重的皇權，希望通過改良的道路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們的宣傳、影響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在經濟上，維新派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符合中國曆史發展的趨勢。     　　2. 愛國意義

　　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面對著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呼籲“保國”，反對“瓜分”，是近代中國摸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一場愛國運動。     　　3. 啟蒙意義

　　維新派在中國最早創辦近代報刊，把舊式書院和私塾逐漸轉變為近代學校，廣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學術性的社團。他們大力提倡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重新認識世界，為後來人們接受新思想掃除了一些障礙，這種思想影響不會因政變而消失。

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

　　一、根本原因在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資產階級勢力太脆弱，封建勢力過於強大。戊戌變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一次較量。資本主義儘管在中國已出現。但基礎還非常薄弱，資產階級也剛剛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統治階級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還具有強大的勢力。寄希於光緒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運”，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維新派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順而難”。因此他們把變法的希望寄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以獲取廉價的勝利。敵視革命，脫離群眾。維新派之所以要倡導變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抵制“揭竿斬木”之“憂危”。他們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始終眼睛朝上，是變法運動缺乏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結果頑固勢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

　　二、維新派領袖人物心態分析。

　　在戊戌變法期間,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在心態上明顯表現出“劇變”的傾向。其第一個表現是,變法派認為改革必須是急劇而迅速的,快刀斬亂麻式的,認為只有急劇而迅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國起死回生,一切漸進的、緩和的變革,已經是“遠水不救近火”,無濟於事。楊深秀所說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猶恐不及”,最清楚地體現了這種求變心態。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二個表現是,強調與傳統的決裂。戊戌變法派人士認為,變法必須是全面的“大變”,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變”。最能表達這種心態的是康有為在呈光緒帝的奏摺中說“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因為他認為如果“根本未變,大制未新,少襲皮毛,未易骨髓”,其結果只能是“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他還以修建宮殿作比喻,認為如果只做些錶面的修補,風雨一來,照樣倒塌,因而必須全部拆除重建。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三個表現是,他們從泛道德的立場出發,主張“新與舊”之間的“水火不容”性,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妥協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既然“舊物”已經被證明沒有存在的價值,那麼頑固地堅持保守舊物,只能是出於道德上的邪惡與腐敗,他們把新舊之爭歸結為“正邪之爭”。同時,他們把“老臣”與“小臣”簡單的歸類到“保守”與“改革”的兩叉分類的框架中去。康有為在光緒帝召見時就提出,以資格遷轉取得高位的老臣,無論從年齡、精力還是從對新知識的瞭解與掌握上,均不能勝任改革大任。因此,他認為“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之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其舊人始姑聽之”。康有為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並非所有的老臣都反對變法,而且老臣所具有的統官僚體制下從事政治運作的豐富經驗,恰恰是少壯派新進官員所缺少的,而這種經驗對於舊體制下取得改革的成功又是十分重要的。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四個表現是,對激進變法的簡單的樂觀預期。這些改革者一方面對中國危機的前景充滿了焦慮,另一方面又對變法的前景充滿了一種不成熟的樂觀態度。康有為在受光緒皇帝召見時稱:“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以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爾。”康還在《進呈日本明治政變考序》中認為,與日本相比,中國有更為有利的條件:首先,中國是“廣土眾民,十倍於日本”。其次,中國的皇帝“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為霸主”。因此,皇上只需下定決心,自上而下地發號施令,四海之內就不存在反對皇帝發出的改革聖旨的力量。他還認為,由於中國與日本在民俗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為借鑒,中國的改革就“易如反掌”,“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養成之,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那麼,其結果將是“三年而巨集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維新變法派人士之所以能夠產生這種激進求變、盲目樂觀的態度,既有其現實的社會原因,又與其領袖人物自身素養有關。

　　首先,甲午戰敗後的社會現實及嚴重的民族危機,亡國滅種的危險,使這些年輕的變法人士們只註重在危機面前加大變法的速度和規模,而較少考慮變法所應該具有的幅度、深度與速度,以及變法是否應當受其它現實條件與因素的制約。變革者所要求的變革的強度,與他們的危機感的強度成正比,而不是與現實環境對這種變革的承受條件成正比。人們註意的僅僅是改革相對於危機的“必要性”,而不是改革相對於客觀環境的可行性。

　　其次,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都具有特別強烈的宗教信念,尤其對於佛家思想更具有巨大的熱忱。其中康有為的宗教心態尤為典型,他“曾屏居西樵,潛心佛藏”,他身上所煥發的佛子式的獻身熱忱,勇往直前,不畏艱險,剛健果毅的氣概,以及他對自己事業的信心與樂觀,使他對於年輕的皇帝,對於他的崇拜者與同志具有一種超凡的魅力。用梁啟超的說法,康的那種“六經皆我註釋,群山皆我僕從”的自信,“蓋受用於佛學也”。康有為的學說“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在這個“世風極壞,惟利祿是慕”的氣氛中,正是康有為的當頭棒喝,才足以具有打破頑固、保守與平庸的文化衝擊。然而這種狂熱的宗教式熱情卻在現世改革中具有“兩面刃”的特點,它使康有為等變革者喪失了在政治實踐中的理性思維,無法擺脫信條對實際政治活動的約束,無法客觀求實地冷靜地去認識改革所面臨的癥結、困難與問題,並通過政治策略技巧來解決。換言之,康有為偏執的宗教氣質阻礙了他在政治實踐中以求實的眼光來判斷問題,一旦這種宗教式心態與康有為執拗倔強的個性相結合,其政治後果就更為嚴重。正是由於這種激進的求變心態使得康有為等維新派在變法的具體戰略措施上沒有採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做法,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三、改革措施的四條錯誤

　　(一)先聲奪人的改革聲勢。戊戌變法一開始,康有為就把改革的通盤計劃公開於世,並把矛頭公開地、明確地直接指向他所認為的政敵與傳統的官僚體制。當軍機處諸大臣問及如何變法時,康有為首先主張“宜變法律,官製為先”的基本原則,“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是一切改良和維新政策的基礎”。當李鴻章問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廢乎?”康有為明確表示:“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以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這無疑是變法派在政治上未站穩之前就公開向以六部為中樞的傳統官僚體制宣戰,並以盡撤六部為改革必須達到的目標。這種驚世駭俗而又極不策略的言論,只能引起反對派的忌恨,從而加大了變法的阻力。事實證明,正是在對懷塔布等禮部官員的革職問題上,激化了雙方矛盾,加速了頑固派的鎮壓。

　　其次這種“先聲奪人”還表現在康有為向光緒帝建議,仿效日本明治維新,以“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作為變法的第一步計劃,然而,他卻忽視了明治政府中主流是維新志士而清政府中保守頑固勢力則十分強大,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把皇帝從變法過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邊,這就使改革派與對立派的矛盾日益發展的情況出現時,皇帝本人將由於其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而失去足夠的迴旋餘地。

　　(二)急於求成的改革方案。當變法派取得皇帝信任並開始推行改革時他們不是採取步步為營,突破一點,逐步擴大戰果的漸進方式,而是急於求成,主張“快變與大變”的改革方式。在這種變法戰略的影響下,光緒帝在103天的時間內,發佈了二三百條涉及選拔人才、農工商業、裁汰官員、廢除科舉、財政經濟、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軍事國防幾乎所有方面的上諭。不僅令如雨下,而且這些措施之間彼此既不配合,又無後續準備,這種毫無章法的、不顧實行條件與後果的做法,只能使變法停留在形式上,而且,這種錶面上的大刀闊斧,使眾多在改革中受到影響的人們,越來越聚集於反對者一方。尤其像科舉制改革這樣涉及全國數以百萬計士紳前途的大舉措,變法策劃者們要求在當年就把全國的生童試改為策論考試,連準備的時間也沒有,這對歷經數十年寒窗之苦的“皆與八股性命相依”的一般士人來說,實在是過於苛求。人們難以對這種變動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與思想上的準備,“聞啟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同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

　　雖然戊戌變法始終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但康有為等人卻忽視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施政方針只有再三斟酌的“五條誓文”並無傾盆大雨,但卻扎扎實實地初步改造了政體。戊戌變法派雖然上諭無數,但不分輕重緩急,主次先後,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既增加了自己的風險,最後也沒有一條能扎實貫徹下去。正如赫德所說:維新派“不顧中國的吸收力量,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三)弄巧成拙的理論依據。《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是康有為維新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康有為以通過這兩本書來重塑孔子形象。他認為,古文經是劉歆為了王莽篡政而偽造的,這樣,他就把兩千年來近二十個王朝崇奉的禮樂尊嚴,數百萬士大夫的信條,斥為分文不值的“偽說”,他的主觀意願是為改革尋找意識形態上的依據。從錶面看,康有為把孔子的幽靈請出來作為改革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對孔子的政治戰略似乎是高瞻遠矚,然而,他的考證,就當時的學術水平而言,也是相當粗劣的而且是牽強附會的,因為他對實際上的孔子並沒有真正的興趣,而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審工夫。連當時的著名經學家皮錫瑞,這位對變法一直抱同情與支持態度的人士,也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從學理上說“武斷太過”。後來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康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

　　康有為作為一個思想家,固然有權利去發表任何他認為正確的觀點或理論,哪怕這種觀點在當時是何等的驚世駭俗,但作為一個在傳統體制內進行改革的政治家,這種做法是一種致命的錯誤,一種與良好動機產生適得其反效果的書生式的迂腐。

　　這是因為,首先,深受外強挑戰威脅的中國士大夫,並非是從孔子的“現代化”觀念中來取得變法必要性的認識的,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危機的壓力刺激下獲得這種認識的,人們未必先要從康有為的“三世說”中來認可變法的必要性,然後才會下定決心。可以說,康有為的“三世說”在政治策略上是“畫蛇添足”。

　　其次,康有為所發起的這場意識形態的挑戰,把人們的註意力從已經取得的改革共識方面,轉移到當時根本無法形成共識的意識形態的不同解釋的“正邪”之爭上來,其結果是,在已經取得共識的方面,不能團結廣大精英階層,反而在最容易引起不同概念紛爭與情緒化反應的意識形態領域挑起新的爭端。由於當時絕大部分士紳精英均無法接受康有為對孔子的新的解釋,這就使康有為反而因自己的節外生枝而陷於孤立的境地,如在與洋務大員張之洞的關係上,張本身並不反對變法,並且給予變法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他“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人言,必力詆之”,並提出只要康有為放棄此理論,他便在經濟上支持上海強學會,然而康有為寸步不讓,而且在《強學報》以孔子紀年,張之洞頓時反目,迫使強學會停辦,後又著《勸學篇》,攻擊孔子改製理論。事實證明,孔子改製理論在早期傳播維新思想中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康有為想以此壓制守舊派,減輕他們對變法的阻撓的目的並未達到,相反,大大激怒和刺痛
了封建守舊派和洋務派,遭到了毀版的命運,可見對此問題“冷處理”就更合適。

　　(四)嚴重失誤的政治戰略。康有為政治戰略上最嚴重的失策是,拒絕採取翁同禾“調和兩宮”的主張,一開始即將慈禧太後放在了敵對的立場,如康有為稱,如要“尊君權”,“非去太後不可”,這種政治戰略的前提是錯誤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後在變法問題上並非極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範圍內進行變革。其次,太後對光緒帝所具有的權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權勢,是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這些變法派的政治推論的致命錯誤是,既然太後已經歸政於皇帝,皇帝就應擁有相應的實權,一旦他們認為皇帝並不擁有這種相應的權力,就把排斥太後作為改革的目標。

　　事實上,當康有為受光緒帝召見時,他問光緒帝“何為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他當時已經敏銳地覺察到光緒並無實權,但他還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變法能夠成功,在當時這種做法就遭到變法派內部不少人反對,但康有為堅持“挾此抑彼”之策,把慈禧視為“不可造就之物”來加以排斥,其政治後果是太後與榮祿由於利益與共而更為密切地結合起來。而當變法由於各方抵制無法繼續時,康有為等人又鋌而走險,孤註一擲,企圖藉助袁世凱發動政變,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結果,慈禧先發制人,發動政變,鎮壓了變法。

　　總之,雖然戊戌時期中國已經具備了改革的一些有利條件,但變法還是猶如曇花一現般地失敗了。它的失敗原因極其複雜,既有客觀原因更有主觀原因。我們在強調一些客觀不利因素的同時更應該註重主觀方面的失誤。整個維新派理論上、組織上不成熟,康有為等中國改革的先鋒人物,雖有滿腔熱情,但卻不具備一個合格的政治家與改革者所應具備的智慧、能力和技巧,不僅不能揚長避短,因勢利導,給變法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反而在激進主義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加速了變法的失敗。正如李提摩太所說,這次變法“敗於激烈,過於急進”。而這種急躁冒進的做法又是與康有為等變法領袖人物的“劇變”心態密不可分。因此,由這樣一批知識分子領導變革,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悲劇,它一開始便意味著變法的失敗結局。 

問：慈禧太后是否反對變法？

答：與世人宣傳的相反，慈禧太后並不反對變法，她反對的是政局失控。

問：那麼既然慈禧太后不反對變法，那麼戊戌變法為何演變成一場流血政變？

答：主要是兩件事觸犯了慈禧太后的底線，罷免六堂官事件，和聘用伊藤博文事件。

問：罷免六堂官事件是怎麼回事？

答：事情其實很簡單，光緒皇帝要變法，開放言路，下級官員給皇上提建議的，部長必須代遞。當時禮部有個維新派，名叫王照，他上奏摺給光緒皇帝，說建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出國走一走，親身觀察一下西方的先進，王照就讓禮部的部長（尚書）代遞這個奏章，然而禮部的部長不遞，他說你讓皇上和皇太后出國考察，這個風險很大，出了事誰負責？於是不遞。王照不服，就通過其他渠道，向光緒皇帝投訴，光緒一看就火了，他認為禮部阻撓了自己變法，於是就禮部的六個主要官員開除了。

問：這些人都是慈禧太后一手栽培的，開除了這些人，就得罪了慈禧太后。

答：基本上是這樣。光緒皇帝開除六個大臣之後，其中有一個被開除的，名叫懷塔布，這個懷塔布的老婆就到慈禧太后那裡去投訴，同時懷塔布本人也跑到天津，找榮祿投訴，為什麼找榮祿呢？因為榮祿手中兵權大，有實力。慈禧太后與榮祿都覺得光緒皇帝這件事做得太激進、太過分，你動了我慈禧太后栽培的眼線，就是不聽我話。

問：那麼聘用伊藤博文一事，又是怎麼回事？

答：當時維新派向光緒皇帝建議，聘請日本前總理伊藤博文做大清帝國的國策顧問，這件事其實八字沒一撇，但是有個老臣名叫楊崇伊的，他政治嗅覺很敏銳，他跑到慈禧太后那裡說，這個不得了，伊藤博文就是日本帝國的代表，皇上要請他入朝當官，那麼以後啥事都要聽日本人的，有外國人撐腰，這個老佛爺您日後就控制不了啦，大清就真的要亡國啦。慈禧太后畢竟是老經驗，你讓伊藤博文入閣了，境外敵對勢力，大清的政局必然失控。所以慈禧太后一刻都沒有等，立馬帶人火速趕回紫禁城，對光緒皇帝喊停，關禁閉，並下令搜捕康有為。

問：喊停就喊停了，為什麼要殺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等人）

答：大家聽到慈禧太后關了光緒皇帝的緊閉，立馬要站隊，於是袁世凱、榮祿這些人就向慈禧太后報告，說維新黨曾經要殺你，這就是慈禧太后下令誅殺六君子的原因。

問：維新黨為什麼要殺慈禧太后？他們的計划具體是怎樣的？

答：維新黨在和守舊派角力的過程中，聽到一個謠言，說秋操（閱兵）的時候，慈禧太后和榮祿要廢掉光緒皇帝，當時康有為聽信了謠言，認為要先下手為強，於是康有為派譚嗣同找了袁世凱，譚嗣同的計劃是要袁世凱出兵包圍頤和園，然後譚嗣同命令湖南豪傑畢永年帶一百多人，殺入頤和園，直接殺掉慈禧太后，袁世凱採取了虛與委蛇的態度，實質上是拒絕，然而袁世凱聽到慈禧太后關了光緒皇帝的緊閉，他感到事態嚴重，於是他跑到榮祿那裡去告密，榮祿火速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聽就很震驚，於是馬上下令大抓捕，要將維新黨斬草除根，所以抓了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人，不經審判，直接處死，所以就有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事情。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外國人（例如日本人）的保護下，成功逃脫。

問：也就是說，是慈禧太后對變法喊停在先，袁世凱告密在後。

答：對的，也就是說，就算袁世凱不告密，百日維新運動也是要失敗的，慈禧太后也是要抓人的，只是說袁世凱告密的行為，加重了慈禧太后抓人和殺人的反彈程度。

問：所以這樣說來，戊戌變法其實是兩件事，第一件事：光緒皇帝變法手段過激而且擬引入外國勢力，引起慈禧太后反彈。第二件事：康有為密謀刺殺慈禧太后，導致六君子被殺。

答：對的，而且這兩件事其實是相對獨立的，但是康有為梁啟超對世人宣傳的時候，隱瞞了第二件事，直接告訴後人「慈禧太后以殺人的手段阻撓變法」，扭曲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