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沈旭暉，亞洲週刊資深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亞太研究所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聯席主任，《信報》主筆（國際）。

提到世上富裕的伊斯蘭產油國，人們第一反應往往是中東的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其實地處東南亞的汶萊蘇丹國的炫富程度也不遑多讓。國際社會長期對汶萊這個面積只有五千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四十萬的彈丸小國缺乏重視，也不期待它扮演類似卡塔爾的關鍵小國角色。直到最近數年，汶萊的政治經濟狀態忽然暗流湧動，才令它在國際媒體多了曝光。不久前，我獲汶萊大學邀請演講，也順道做了一些地上、地下的考察，深感這個國家的前景確有不少值得思考之處。

汶萊自脫離英國獨立以來，一直以溫和伊斯蘭國家姿態呈現世人面前，直到二零一四年，作為全球首富之一的汶萊蘇丹Hassanal Bolikah突然宣布，將於國內推行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並要求佔國內人口三分之一的非穆斯林同樣遵守。這一法律改革包括禁止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的行為（例如飲酒）、推廣「齋戒月」、禁止宣傳伊斯蘭教之外的宗教活動等。尤其令國際社會和非穆斯林社群不安的，是法律改革將恢復包括「石刑」在內的極端刑罰，儘管汶萊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暫時禁止了死刑。人權組織普遍對汶萊恢復伊斯蘭教法觀感負面，認為汶萊蘇丹是要使國家偏離世俗化、現代化的軌道，重新「伊斯蘭化」。

實行伊斯蘭教法的背後

根據汶萊蘇丹的安排，這一法律改革將按照相應刑罰的嚴重程度劃分為三等，分三個階段執行。第一等懲罰輕微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言行，例如予以罰款、監禁等；第二等對犯下盜竊、搶劫等罪行的犯人處以斷手、杖刑等重罰；第三等對通姦、謀殺等重罪犯人施加石刑等死刑。按照蘇丹的原定計劃，處理第一等的第一階段已經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實施，翌年汶萊甚至禁止慶祝聖誕節，官方指相關慶祝行為「有辱伊斯蘭教」。第二階段推行計劃本應於二零一四年末展開，但推遲至今，政府解釋是要實行相關伊斯蘭法，需要針對刑事案件的調查、起訴和判決過程通過新法案，即「Syariah Courts Criminal Procedure Code（CPC），但這立法過程一直拖延」。至於第三階段，原訂二零一六年推出，目前時間表則順延至二零一八年，是否落實，尚不得而知。

不過和當地人談起，以上「改革」似乎是形式多於一切。以禁酒為例，黑市啤酒依然普遍，不少酒家的茶壺裏面居然都是啤酒，而背後自然有官員洞悉一切，操作的潛規則心照不宣。在鬧市中心的大酒店，朋友甚至帶我到過地下酒吧，內裏所有「被禁」的娛樂一應俱全。至於年輕人，只是改到大宅內部舉行私人派對，派對的本質毫無分別。而根據伊斯蘭教法，舉證頗為困難，也令當地人感到安心，何況汶萊犯罪率從來極低。值得注意還有國際反應：例如汶萊也是現已名存實亡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成員國之一，美國曾對汶萊實行伊斯蘭教法大表質疑，不過最終也默默接受，因為據說不少美國人到了當地後，感覺一切如常，與新聞報道出來的「伊斯蘭化」現象頗不相同。

從汶萊拖沓的伊斯蘭法律改革過程中，外間不難發現，汶萊蘇丹除了因為自己年邁、希望訴諸宗教，也許，這同時也是處理未來危機的迂迴方式。汶萊得以成為富國，國民不知納稅為何物，全靠石油所賜。目前汶萊GDP的百分之六十都依賴石油相關產業，石油佔據汶萊百分之九十八的出口額，是政府收入來源的百分之九十三。因為石油開發、提煉等被國家壟斷，汶萊國內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就業崗位都由政府和政府下轄企業包辦，而政府也用這些收入，為國民提供極佳的福利，因為人口少、不大接納移民，即使政府管治效率欠佳、欠透明，在近代歷史，基本上未遇上大危機。然而，近年國際油價一瀉千里，汶萊政府過去三年的收入已縮水百分之七十，國家負債嚴重，加上各種新興能源紛紛出現，這個單一經濟體實在不容樂觀，政府為國民提供的福利水平只可能下降。就如教育產業，就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對象。

這一困境本來是所有產油國都面對，中東國家如沙特等多年前就著手經濟多元化改革，發展旅遊、金融、基建等產業。汶萊也不是沒有想到，在二零零八年，曾提出「Wawasan」二零三五計劃，針對過度依賴石油經濟的風險，發展教育、IT、中小企、旅遊業等非石油相關產業。然而，數年過去了，汶萊非但在其他行業沒有起色，對石油經濟的依賴反而越來越深。近年伊斯蘭金融業發展勢頭良好，無奈汶萊的兩大鄰國馬來西亞、印尼都是東南亞伊斯蘭金融中心，汶萊因為絕對君主制難和國際接軌，始終難以受惠；加上面積更小的新加坡已是國際社會在東南亞的首選大都會，汶萊要追上，幾不可能。和阿聯酋的杜拜相比，汶萊也沒有類似大興土木的氣勢，部分原因自然與內部權力架構有關。汶萊政府請了不少經濟顧問提意見，例如目前國內就有聲音指政府應思考發展牛肉加工，但這種「改革」恐怕是杯水車薪。

與此同時，保守伊斯蘭主義在東南亞興起，馬來西亞、印尼都有這類呼聲，只是汶萊作為小國，才避無可避。加上蘇丹需要鞏固權力，拉攏伊斯蘭教士，不失為方法之一，例如設立「穆夫提」（mufti）職位，賦予教士更多影響社會的權力，用意就很明顯。假如教士都成為絕對君主制的既得利益者，要汶萊民主化的呼聲自然得到有效制衡。所以一些汶萊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內容，說白了，其實只是鞏固蘇丹的絕對權威，例如「禁止發表或做出侮辱蘇丹、政府宗教機構、官員的言論或行為」，或「禁止通過網絡，包括微博、微信、whatsapp等傳播針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法的任何謠言、評論」，基本上就是維持「管治」所需。而對汶萊蘇丹相對缺乏忠誠的少數族裔（例如華裔），不少也是非穆斯林，當伊斯蘭教在汶萊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無可爭議，似乎也是政府鎖定核心族群的認同過程。

石油經濟的資源詛咒猶在

說到底，在經濟危機未來一旦出現時，汶萊王室若單單減少國民社會福利，而繼續龐大開支，只會引發社會矛盾。作為絕對君主制國家，汶萊蘇丹是一國行政首腦和權力中心，其家族子嗣按輩份，對王位進行世襲，這種政治體制如同沙特王室，如果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要永續也挑戰處處。綜合以上考慮，汶萊蘇丹適時重提伊斯蘭教法，也是希望推動佔人口三分之二的穆斯林對國家、尤其是對王室的認同感。加上蘇丹也面對自己的繼位問題，新世代要接受一個新人，還要是有實權的絕對君主，已經很不容易，在過渡期減少不可測性，應是大計之一。只是，石油經濟的「資源詛咒」始終存在，到了下一任蘇丹繼位，要維持同一專權制度，而又不能提供更多經濟誘因，若連生活也越加嚴苛，危機，恐怕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