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第三章 明代的散文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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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宋濂、劉基、高啟

明代文章與詩歌，一盛於太祖洪式，再盛於世宗嘉靖，三盛於思宗崇禎；但較之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款，則瞠乎其後。

明代初年，宋濂、劉基、王樟、方孝赛以文，高啟、楊基、張羽、徐育、劉基、袁凱以詩著。而宋濂、高啟則分別為明初古文與詩歌兩大代表。

(一)宋濂

宋濂 (一三一0———一三八一年)，字景濂，號潛溪，明代金華浦江(今浙江省浦江縣)人。

幼年家貧好學，指别人藏書苦讀。元末召為翰林編修，以親老不受，入山道士。人明以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在元之總裁。後因事四川茂州，卒於慶州。著有宋學士全集。

宋濂與劉基均以散文著名。宋濂為文，雍容典雅。劉基為文，雄奇豁達。明太祖官以文學之臣問劉基。基答稱：「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讓。」

或以宋濂為一代文宗，有如宋代之歐陽永叔，而文章實非其。宋濂之雍容典雅，可以算是「臺閣」的先導。

宋落受明太祖「開國文臣之首」，明代許多廟堂典冊文章，以及開國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他的傳記文頗為出色，《秦士錄》、《王冕傳》都是著名的作品。秦士錄中的鄧弼，文武雙全，而懷才不遇，宋濂以同情的筆調，描述了他磊落的性格和坎坷的命運。至於王冕這位明初的著名畫家、詩人，宋濂也以生動的筆調，描述了他豪放而清高的性格。這兩篇文章都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 劉基

劉基 (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字伯溫，明代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官至江浙行省都事，後受排斥，憤而歸隱。明太祖下金華時，與宋濂同被徵召，深受倚重，為開國功臣之一。明初任御史中丞依太史令，封誠意伯。後為丞相胡惟庸所譜，愛憤而死。一說為胡惟庸所毒死。著有誠意伯文集。

劉基對詩文都有成就。他嘗在明太祖前論當世文章，推宋濂為第一，而自居第二。明史本傳則謂其「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為一代文宗。」他的散文喜歡用寓言形式表現他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思想。例如賣柑者言一篇中，他假託賣柑者的話，來譏諷元朝官僚的腐朽，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很有意義。

至於劉伯溫的詩，則學杜甫、韩愈。其感時述事諸作，沈鬱蒼涼，有如杜甫秋興、諸將各篇。

至其七古二鬼詩，長達一千二百多字，上天下地，縱筆所之，千奇百怪，不可方物，那就直追韓愈與虛空了。

(三) 高啟

高啟 (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年)，字季迪，明代長洲(今江蘇省蘇州)人。號青丘子。明初召修元史，為翰林院國史編修。升戶部侍郎，固辭不受。明太祖惱恨他不肯受命，借故腰斬於南京。年三十九。著有高太史全集。

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資齊名，稱為「吳中四傑」。

他的詩駿快豪宕，秀麗清新，論者謂有明一代詩家，啟可為第一。

高啟詩最能表現才華的，就是那些抒情寫景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詩，這裏且舉清明呈館中諸公一首七律為例：

新煙著柳禁垣(京城)斜，杏酪(杏仁酪漿)分香俗共誇。白下(即金陵，明初都城，名應天府)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卞侯 (晋代尚書令卡壺，死於蘇峻之難，葬於治城)墓上迷芳草，盧女(指莫愁。她十五歲嫁為盧家婦)門前映落花。喜得故人同待詔(官名，屬翰林院)，擬沽春酒醉京華(京師)。

這首詩寫帝都清明時節的光景，透露出思鄉的一艘深情。第三句切合地點，第四句切合時令，妙語天成。全篇涵渾從容，頗有盛唐詩人的風味。

高啟才情富瞻，固有可取，但其詩工於模擬，反而喪失獨特精神，不能自成一格。他的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具；卻未能鎔鑄變化，自為一家。所以他的詩兼備古人之格，而不能自名為何格，這就是因為專事模仿，而缺乏創造所致。

第二節臺閣體與茶陵詩派

從成祖至憲宗八十年間，代表作家有三楊一李。三楊就是：泰和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建安楊榮及石首楊溥。三楊並世當國，歷相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翊贊昇平。他們均以文章名世，而上奇較優，號稱「臺閣體」 一李為茶陵李東陽(一四四七——五一六年)，歷相孝宗、武宗工為詩文，號「茶陵詩派」。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導文壇的，楊士奇後，只有李東陽而已。

三楊以太平宰相，掌廊廟高文，其筆墨自饒雍容和平氣象。但模仿者則膚淺冗沓，了無生氣。

李東陽提倡唐、宋，宗法杜甫。他主張作詩須着重結構的起承轉合，用字的虛實，音調的輕重、緩急、清濁、高下。似較三楊稍勝一籌，但仍未能消除「臺閣體」的氣味。

第三節 擬古派

(一)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

明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間，文學上出現了一股逆流，提倡擬古。首先起來反對「臺閣體」而主張擬古的，是前七子。他們是李夢陽(一四七二——一五二七年)、何景明(一四八四——五二三年)、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而以李、何為代表。他們對文學的主張，有兩個要點：

1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李、何認為秦漢以後無文章，盛唐以後無詩歌，從事文學的人，若果要有成就，便萬不可讀盛唐以後的文學作品。

2以摹擬為創作文學的途徑 李、何認為秦漢 又章與盛唐的詩歌，雖然各家風格不同，光彩互異，但都有規矩可尋，後人應該依循他們的規矩，像習字臨帖一般，一字一句摹擬下去，必然可以得到古人的神髓，而自成一家。

前七子提倡擬古，目的在打擊八股文與「臺閣體」，本來無可厚非。但他們只注重古人的寫作技巧，而忽視古人的思想精神；李、何的文章，死摹秦漢，諸屈聲牙，既不通順，又無生趣，只是「假古董」而已。

 (二) 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

明世宗嘉靖至神宗萬曆年間，文壇上再一次發起擬古運動，那是後七子：李攀龍(一五一四——一五七0年)、王世貞(一五二八——一五九O年)、謝棒、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而以李、王為代表。

他們鼓吹前七子的主張，反對唐順之、王慎中一派的理論，組織文社，到處傳揚，收攬門徒，自吹自捧。

他們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唐代宗)大曆以後詩勿讀。」由此可知，他們與前七子如出一轍，而其模擬的醜陋，寫作的虛偽，甚或過之，難怪有歸有光、茅坤等起來反擊他們了。

第四節 反擬古的唐宋派

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

前後七子的模擬剽竊，章鈞句棘，必然會引起反對。當時比較有意識、有力量反對擬古主義的，就是明世宗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他們竭力提倡唐宋古文，可以稱為「唐宋派」。

王慎中(一五O九一五五九年)為文，初主秦漢，因襲李夢陽、何景明之說，以為東漢以下文章無可取；既而，領悟歐陽修、曾鞏作文法度，乃盡焚舊作，一意效學，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 (一五O七——一五六0年)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天下並稱日王、唐。家居問業者接踵而至；李攀龍、王世貞後起，大加排斥，終不能掩沒。

王、唐認為優秀的作品，不在乎較聲律，雕句文，而在乎直抒胸臆，寫出一些有血肉、有情感的內容。這種文學見解，當然是比較前後七子優勝的。

茅坤(一五一二——一六O一年)，字鹿門。為古文，似蘇軾、王安石；「最心折唐順之」。

他更進一步肯定唐宋古文的價值，就唐、宋文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選編八大家文鈔，人加提倡。其書盛行海內，鄉里小兒無不知有茅鹿門其人；而古文唐宋八大家之名，亦由此傳播。

明代散文成就最大，而反對擬古主義更著名的，當推歸有光。

歸有光(一五O六——一五七一年)，字熙甫，號震川，崑山(今江蘇省昆山縣)人。嘉靖十九年中舉人，四十四年才中進士，任長興知縣，後升南京太僕寺丞。著有震川先生集農川為文，原本六經，而好史記(相傳他曾用五種顏色筆圈點史記)， 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唐宋八家、「自謂可肩隨歐(陽修)、曾(鞏)，臨川(王安石)不難抗手。

飛川文章，大抵屬於陰柔一派，善於以疏淡的筆墨，描寫家人、朋友之間日常生活瑣事，言近旨遠，充滿真摯的感情。其尤側側動人者，如先她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記各篇，念存傷逝，親物懷人，意境乃人人所有，而筆法卻人人所無，至為難得。當代王錫爵贊揚他的散文云：「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側之思，溢於言語之外。 震川文真有這種藝術手法。

震川名位不顯，獨抱諸家遺集，與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發其言論以與當時稱霸文壇的王世貞爭辯，甚至斥之為「妄庸鉅子」。世貞初時大為不滿，其後終於折服，題震川像贊云：

「先生於古文詞……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言自屬公允。後人把歸有光和唐順之、茅坤等，並稱為「唐宋派」；而文章創作，則以有光為最高。上承歐、曾餘結，下開清代桐城一派文風，歸氏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值得推重的。

第五節 公安派與竟陵派

明神宗萬曆年間，還有公安派和竟陵派繼續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他們比唐宋派似乎更加積極。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袁氏兄弟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們是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人，所以稱為「公安派」。三袁在思想上受其師李贊 (卓吾)的影響很大，成就則以宏道為最高。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0年)，字中郎，他不滿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要求革新；認為詩歌一時代應有一時代的特點，反對模擬漢、唐；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表達真實感情為主，如果一意仿古，便會損害作家的個性及作品的生命，所以反對復古、擬古。此外，他們更提倡語言通俗化，重視戲曲小說的文學價值。

袁宏道以平易流暢的文筆，作了好些小品文，無論敘事、寫景或抒情，頗能表現個性，打破了復古派壟斷文壇時死氣沈沈的局面，為明代文學帶來清新的氣息。

與公安派差不多同時，還有竟陵派。代表人物為鍾惺(一五七四一六二五年)、譯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七年)。他們都是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人，所以稱為「竟陵派」。對於詩文，他們也是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而提倡「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但他們卻反對公安派清新輕俊的文風，認為淺率俚俗，因而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不惜用怪字，押險韻，寫成一種冷僻苦澀的詩文；甚至隨意竄改古人的作品，以滿足其奇僻的愛好，給當時文壇帶來不良的影響。

第六節 晚明的小品文

公安、竟陵的文學革新，直接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文。

「小品」二字，源出佛經，大抵是一章一段的意思。散文中那些文字簡短、體製特殊的，稱為—— 小品文。其內容特點，是深入淺出，或夾敘夾議以說理，或簡明生動以敘事，或美妙委婉以抒情。六朝—— 小品多敘身邊瑣事，然亦間或寫景抒情。宋代筆記又偏於記述掌故。及至晚明公安、竟陵文派出，小品文才走上正常的軌道。

三袁宗道、宏道、中道的文章，清新流麗。鍾惺、譚元春則幽深冷峭。餘如劉越石的溫辣，王思任的諧諧、倪元路的怪僻，李流芳的淡遠，各有所長。至於晚明小品文成就最大者，則當推張岱。

張岱(一五九七——約一六八九年)，字宗子，號陶庵；晚年更名石公，又號蝶庵，明代山陰(今浙江省紹興縣)人。青年時期就不願考科舉做官；明亡後，他披髮人山寫作，充滿國破家亡的感概。著有石實書、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爆文集。

他會學習公安、竟陵，其後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自成獨特的風格。他的小品文，寫作題材頗為廣闊，几風景名勝，世情風習，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無所不記。例如陶庵夢憶西湖七月半一篇中記杭州西湖游人行月時紛擾雜亂的情景云：

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杭州人平常遊西湖，總是上午九、十點鐘前去，下午五、六點鐘回來的。這天晚上，遊人本為慕名趕熱鬧而來，可是竟然躲避月亮好像躲避仇人一樣。張岱為了形容遊人的擠迫，在這段文字，用了兩組排比句式。第一組三個短句，連用六個「如」字；第二組四個短句，選用四個不同的動詞：

「擊」、「觸」、「摩」、「看」；洗鍊、準確、而富有情趣。張岱文笔清新活潑，偷梁明白，他兼有公安的流麗、竟陵的冷峭、王思任的詼諧，在晚明的小品文作家中，算是最有成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