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餘孽雙重效忠大英帝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清朝政府割讓香港主權。從此港英餘孽雙重效忠，香港在大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一個半世紀裡逐漸走向的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
實行“隨政府意願”原則，強化公務員內聚力，防範政府運作危機
“為政在人”。英國非常重視港英政府公務員隊伍的建設，將政治權力嚴格掌握在英國人手中。
港英政府的高級官員、主要官員長期由英籍人士擔任。他們大多受過英式高等教育，具有共同的資本主義理念。
港英政府強調其官員必須在政治上絕對忠誠，規定公務員擔任公職時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如公務員不能參加任何黨派的政治活動，不能在選舉中成為公職候選人，未經國務大臣或港督的許可不得以口頭或書面形式發表政治性言論；
英國殖民政府國務大臣或港督要求公務員效忠：
《英皇制誥》、《依法進行“服膺宣誓“、“效忠宣誓”、“司法宣誓”、“就職宣誓”、“保密宣誓”、。凡未宣誓或不遵守誓詞者，已在職，則罷免；未就職，則撤銷任命。
港英政府時期在招聘公務員時實行嚴格的政治審查：凡信仰共產主義或與左派組織有關係者予以剔除；公務員未經批准不能前往中國內地，並且禁止組織統一的工會等。
在強化港英政府公務員自律機制的同時，英國政府還建立了一系列直接防範機制。為了防止從英國派遣來港的公務員出現離心傾向，要求“來港官員享受特權受聘之際，切忌'三化'：一忌受華人同化，二忌受內爭分化，三忌整體化。
早期由英來港服務的海外僱員，有不成文的內部約束，不准娶華人為妻，不得置業，退休度假不能留港，目的就是避免同化。
英國還在香港成立政治部專門進行反間諜和防滲透的工作。
成立於1946年的政治部，在名義上是港英政府警務處轄下的特殊部門，實際上由英國軍情六處直接指揮。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公務員的任職、撤職、停職、調動、紀律處分均“隨政府意願”。“隨政府意願”的原則源自皇室特權。只要皇室特權依然有效，港英政府就有權使用這項原則。例如，1978年，港英政府根據該原則撤銷了118名公務員的職務。“'隨意'就是說，政府隨時可以終止契約，而不管最初的協議是否有固定的年期。也就是說，政府可以結束契約關係，而不必為此發出任何通知、警告或作出說明。既然無需法律規定合法程序，那麼也就沒有事先聽證的問題。由此可知，政府可以有理由，也可以沒有理由。這裡不存在是否有惡意動機的問題。……這種權力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法院稱此權力為'無限任意決定權'。
不過，港英政府根據這一原則懲戒公務員的個案極少。在一般情況下，懲戒公務員所依據的是法律條例和紀律規則。儘管如此，“隨政府意願”的原則仍然起著巨大的威懾作用。
這些機制保證港英政府公務員組成具有高度完整性、內聚力和紀律嚴明的政治隊伍。港英政府就是通過他們發揮強政勵治的作用的。
（三）行使緊急立法權力和遞解出境權力，強化法治，防範社會動亂危機
港英政府“制定了不少有利於殖民地政府控制社會、而不利於市民的人權和自由的法律。
《警察條例》有拘捕權和搜查權的規定，《刑事罪行條例》有遊蕩罪及管制言論自由的條文，《社團條例》有壓制結社自由的條文，《公安條例》有關於集會、遊行和示威的限制，《郵政署條例》、《電訊條例》有關於通訊自由的限制，《緊急情況（遞解出境及拘留）令》有關於反政治顛覆的規定，等等。曾經擔任港督的葛量洪指出：“最嚴重的煽動分子則被遞解出境”，“在法庭幾乎完全無法定罪的歹徒也會被遞解出境”，“在遞解出境之列的還有政治煽動者。
對於社會突發動亂事件，港督可以行使緊急立法權力。例如，1977年10月28日，在“警廉大衝突”事件中，數千名警察因為不滿廉政公署查辦警務部門的貪污大案而上街遊行示威，衝擊廉政公署總部，並揚言於11月8日舉行警察萬人示威大會。在肅貪倡廉和法治權威受到嚴重挑戰的情況下，港督麥理浩行使緊急立法權力。11月7日，他召開立法局緊急會議，以閃電般的速度在30分鐘內連續“三讀”，通過了《警務條例》修正案，規定任何警察如果拒絕執行命令，將被立即開除，不得上訴。實施這項緊急立法以後，危機很快被解除。
綜上所述，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所依賴的港督制度，其核心是保障港督高度集權，使其有效施政管治香港社會；制約港督行使職權，使其自律並強化管理港英政府自身。實行港督制度帶給香港的殖民統治結果，就是通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確保英國在香港、在中國乃至在遠東得到最大的利益。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清朝政府割讓香港主權。從此，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個半世紀裡逐漸走向的資本主義。這在世界殖民統治史上堪稱是例外。“這個例外，是英國在特殊的地方、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特殊的殖民統治的綜合結果”。
人們不禁要問，英國遠在8000英里之遙，為什麼能夠長期穩固地統治香港？
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英國建立了既有保障又有製約的香港總督（簡稱“港督”）制度。
本文探討英國如何保障港督高度集權，使港督有效駕馭港英政府成功施政；英國又如何制約港督行使職權，使港督能夠向英國政府切實負責。
高度集權：英國對港督職權的保障
從19世紀中葉開始，香港就在英國的殖民地格局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國攫取和占領香港的目的，是為了把香港當作基地和跳板，最大限度地獲得英國在中國內地、乃至遠東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然而，香港的社會情況極為複雜，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戰略作用格外重要。英國祇有建立強勢政府，高效管治香港，才能確保對香港的絕對統治權，才能長期實現其東方戰略。於是，便形成了香港社會集權於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受控於港督，港督聽命於英皇（即英國政府）的管治模式和政治格局。英國對港督職權的保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港督法律地位的保障
港督既是英皇在香港的政治代表，又是港英政府的最高首長。這種雙重身份的法律地位，在英佔殖民地香港的“憲法性”文件———《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和《殖民地規例》中有明確規定。《殖民地規例》第105條規定：“總督是向女王負責並代表女王的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威。《英皇制誥》第18條、第19條又規定：“本殖民地一切文武官員平民須服從、協助及支持總督”。
這些規定，實質上是運用法律的形式“合法化”地侵占中國對香港的主權，表明港督既是英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象徵，又是英國對香港行使治權的標誌。
港督的權力來源於英國。港督由英皇委任和罷免。《英皇制誥》第2條規定：“皇室授權並指令總督兼總司令行使在他職權範圍內之一切權力。總督權力來源依據本製誥及經御筆簽署及蓋上御璽而頒發予他之委任狀，經御筆簽署及蓋上御璽而時時頒發予他之皇室訓令，樞密院敕令，皇室透過一名重要國務大臣傳達之指令以及本殖民地現行及日後製訂之有效法律。
港督職位沒有固定任期，通常任期5年，任期屆滿後可以連任。
可見，港督是英皇對香港行使統治權的代表，要對英皇絕對負責。“港督由英王委任產生，而不是由香港人民按照選舉程序通過選舉產生，所以港督在身份上並不是香港民意的代表者”。他只是英國統治香港的象徵。
（二）港督行政權力的保障
港督位居港英政府權力體系的核心。英國在《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等文件中，賦予港督巨大而廣泛的權力。港督的職權首先是行政權力：一是擁有行政局和立法局的組織權，並兼任兩局的主席。港督有權遵照皇室經由一名重要國務大臣頒布的訓令，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議員。在等待皇室批准議員期間，港督可以暫時中止任何議員履行其職責，還可以委任臨時議員。
二是擁有人事任免權。港督有權任命除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英軍司令、首席按察司以外的其他官員，有權任命除最高法院以外的各級法院的法官，有權任命太平紳士。至於最高法院法官如首席按察司、上訴法庭按察司和原訟法庭按察司，則由港督遵照皇室經由一名重要國務大臣頒布的訓令委任。除按察司及地方法院法官外，港督若有充分理由，有權對任何官員進行撤職、停職或給予紀律處分。
三是擁有政策決定權。除了緊急事項，凡是有關香港的重要政策，港督都要會同行政局討論，以便作出決定。港督是政策制定的最後決定者：只有港督有權召開行政局會議，向行政局提出議案，徵詢行政局議員意見並作出決定；若港督與行政局意見發生分歧，則以港督意見為準，港督有權否決行政局議員的意見。
另外，港督還有批准土地轉讓的權力。
（三）港督立法權力的保障
港督在殖民地香港的立法過程中佔據頭等重要的地位，是該地立法權的實際執掌者。《英皇制誥》第7條規定：“總督參照立法局之意見及得該局同意制訂法律”。
《皇室訓令》第21條又規定：“總督主持立法局會議。因此，港督是立法權的主體，立法局不過是港督的立法諮詢機構。港督擁有的立法權主要表現在：
一是立法創議權。港督與各個行政部門首長提出立法議案，再由港督提交行政局預審。行政局討論立法草案後，或退回行政部門的司級官員修改，或交給立法局審議。立法局的主要立法活動就是在這些議案的基礎上進行的。
二是立法局運作的控制權。港督以立法局主席的身份主持立法局會議，每次立法局開會時致辭，提出立法綱要；有權決定是否在正常會議之外召開特別會議，傳召或豁免證人向立法局或其管轄的委員會提供證據；有權下達行政訓令，禁止某些人士進入立法局會議廳旁聽；有權指定立法局每次會議的日期並控制議程，確保與會者在會議過程中遵守會議秩序及辯論規則；有權延長會議或接受休會動議；有權決定是否憑聲音確定表決結果或主持正式表決程序。在立法局表決議案的時候，港督有權投普通一票。如果票數相等，港督有權再投決定性的一票。
三是法案的批准權和否定權。立法局通過任何法案以後，都要送交港督簽署，由港督批准或否決，或留待皇室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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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充分認識“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的重大意義。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用“四個必須”精辟總結了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和啟示，其中之一就是“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在“一國兩制”下治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特區由誰來治理、政權由誰來掌握，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核心要害問題，對“一國兩制”事業的興衰成敗有著決定性影響。因此，在“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必須頭腦十分清醒、態度十分堅決，不能有絲毫含糊。
我們堅信絕不容許雙重效忠，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后盾，有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齊心協力，旗幟鮮明、堅定不移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香港、澳門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不斷譜寫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
(責編：王子鋒、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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