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俐的部落格

作業等第:C

試談【登泰山記】的結構特點。

它的結構完整(嚴謹),行文一氣呵成,實在是同類作品之中的極品,現把它的寫作結構特點分析如下：

甲、 首段開門見山的交待泰山的地理位置,它附近的山與水分佈位置,鄰近的山谷起了什麼作用及最高點的名稱,都準確地交待出來(重覆要刪除),使讀者有明朗清晰之感，也簡潔地勾勒出泰山的輪廓。而末端提及的觀日峰，也成為後幾段的伏線。

乙、 第二段：作者明確交待(寫)自己的登山日期時間、所行的路線、沿途的地理環境,像走到那處就到達什麼景觀：「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景觀的名稱,如天門溪水,所見的：「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十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 」及「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廓,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描述細緻,但是並沒有多餘的描述,所述說的都(刪除)已簡明(交待)(地概括了)所經過的地方的特徵。

丙、 第三段：短少的文字,但是全篇文章的靈魂,它回應了首段的伏線—作者提到自己和朱子穎於五更時分在觀日峰欣賞日出,描述日出的變化—即太陽升起時就像硃砂的紅一樣。作者亦從另一角度描述—看到下面的紅光在搖動之處就是東海,而觀日峰的西面,那處可看到陽光, 那處不能看到陽光,非常細膩。此外,筆觸仍對第二段作出呼應：於山上看見的積雪—隱隱約約地看到雲霧中露出數十個像白色骰子似的東西立在那裡,原來是被雪的山尖，加上五顏六色的雲彩，層次既分明，文筆也精彩豐富。

丁、 第四段：筆鋒一轉，這裡所寫的是山上的石刻，以及一些祠廟：碧霞殿及岱祠，交待它們的歷史來源，跟上面三段對自然的描述不同的，是屬於人文性的敘述。

戊、 第五段：*(是結論的段落)，概括地總結整個泰山的特點—「此山多石少土.石危蒼黑,平正的多,圓形的少.少雜樹,多松樹...」石塊的形象、有那類型的樹木、冰雪狀況、水源多寡等,又提及日觀峰的一些景觀。

己、 綜合上述分析：整篇文章其實分為經緯兩條線：經線基本上是按照經過的時間次序來寫作，步步迫近中心；緯線則以互相連繫、言簡意賅的筆法描寫名勝古蹟、地理背景,使文章脈絡清晰分明、連貫性強、首尾呼應及結構嚴謹,實在是一篇旅遊佳作。

記敘文何來結論?議論文、說理文才是結論。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魁、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1668—1749)開始建立的。苞字鳳九，號靈為，又號望溪。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 法”的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書貨殖傳後》)。“義 法”是方苞論文的唯一標準。他所謂“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實際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出發的基本觀點。他所謂“法”，指的是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 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運用材料、語言等等。從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如章法上，他主張“明於體要，而所載之 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 《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於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魁(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峰。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 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 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魁理論之補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 中葉的統治思想適應的。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別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在寫作實踐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點。他們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只期闡明立意(義的具體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所在，不重羅列材料，堆砌文 字。他們的文章風貌一般簡潔平淡，而鮮明生動不足。特別由於求“雅”，語言避忌太多，雖覺妥當自然，終乏活氣。他們也有一些較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獄 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桐城派”古文在當時是孤立的，它受到漢學家和駢文家的共同排斥，錢大昕直謂方苞“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並同 意“王若霖言，靈為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與友人書》)。後來李兆洛也“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答高雨農》)。
　　“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惲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只在寫作實踐上有 一些差異。他的文章較有氣勢，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枯淡。語言取法于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因而也較有詞采。在手法上，“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駢語”也 是“陽湖派”的一個特點。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少為辭賦，後來寫古文，取法于劉大魁的弟子王明甫。他為文學韓愈、歐陽修。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詞的創作上。他反對 浙西詞派，開創了常州詞派。主張意內言外，比興含蓄，“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主觀上是要提高詞在詩史上的地位，使詞與風、騷同科。實際 是進一步把詞引向恍惚迷離、無病呻吟的道路。後繼者有周濟(1781—1839，字保緒)。他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認為“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 樹一幟矣”。這就是要求詞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詞應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不應僅僅成為個人“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的無聊玩藝。他有 《宋四家詞選》，特別推尊辛棄疾，以為“進之以稼軒，感慨時事，系懷君國，而後體尊”，具體地說明瞭他的現實主義觀點。周濟卒於鴉片戰爭前夕，他的時代各 種社會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銳，他的詞論比張惠言前進了一大步，反映了現實的要求，是當時進步的文藝思潮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