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70元,比現行的34.5元足足多出一倍,乍聽之下極為不合理;然而真正不合理的並非70元這個水平,而是社會接受現時工資偏低的現實。本周一(12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貧窮問題時,議員陸頌雄就提到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相當滯後,無法有效滅貧,可見最低工資力度不足。事實上,即使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也只是確保市民能負擔起在香港生活的基本使費;而保證每個市民能活得有尊嚴,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並不過分。更重要的是,「70元最低工資」不單有助滅貧,還可以推高香港整體薪酬水平,製造一場「薪酬革命」,壯大香港的中產勢力。
提倡每小時70元的最低工資,並非要「一步登天」,而是要有規劃地將最低工資調節至合理水平。現時檢討最低工資的機制過於保守,而且檢討期固定於兩年,過於緩慢。雖然時薪70元只算是對於勞工家庭的基本保障,但我們還是應該仔細考慮如何分階段達成目標,並且安排合理的途徑,助中小企業順利過渡。 |
改善勞工待遇不只為基層
部分傳統的經濟學者相信,只要經濟不斷發展,貧富懸殊便會改善。1950至60年代,經濟學者Simon Kuznets更提出了「倒U曲線」的假設,認為人均收入剛開始增加時,社會不公亦會隨之增加;但當人均收入越過一定分水嶺,社會不公便會減退。這種偏向自由主義的想法顯然與香港的現實經驗不符;即使再參照德國,其基本堅尼系數亦達0.5,與發展中地區無異,但在除稅及福利後,則回落至0.28的低水平。由此可見,只有透過政策規管,才能改變社會不公的情況。
現時香港有很多因素,令整體工資受壓逼。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未有像外國一樣向富人課重稅,以進行財富再分配。最低工資可以迫使企業改善勞工待遇,某程度上補救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此外,香港大部分工會組織鬆散,又欠缺集體談判權,難以向資方爭取合理工資,故此香港也不可能像瑞士這類國家,由工會代表與資方議定薪金,近日九巴工會爭取加薪的運動,更見工會勢力的不足。而且,在資本主義主導的秩序中,工會本身就欠缺力量與資本家討價還價,故此政府更是責無旁貸,必須主動立法規管最低工資。
郭偉強指,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綜援金額及隨通脹作出調整,才有吸引力鼓勵市民重投社會工作。(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調高最低工資,並非單純只為了低下階層的勞工,亦是為了改善香港整體薪酬階梯。基層勞工工資提升,自然會帶動低、中層勞工工資上升,產生廣泛的漣漪效應,最終影響的並非只限於薪金比最低工資低的勞工。事實上,自從最低工資政策推行後,中階層勞工的收入亦有相應增加。2011年最低工資剛實施後,除了工資第10個百分位大幅增加17.7%,中位數以至第90個百分位的工資亦相對提高;此後,2013年和2015年調高最低工資時,亦有相同現象。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政策對整體勞工亦有利。
近年每月工資變化" data-processed="1" id="ig-ef9d802f-6b1a-b968-29d6-9ad77de2221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min-height: 1px;">
最低工資70元合情合理
最低工資委員會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會參考包括整體經濟、勞工市場、社會共融,以及競爭力等四大方面所組成的「一系列指標」。然而,「一系列指標」包括的項目眾多,卻沒有清楚標準,故此有智庫及勞工團體建議,參考國際通用標準,以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比例(例如中位數的60%)作衡量。不過,兩種辦法各有流弊。現時從「一系列指標」得出的最低工資過於保守,能夠直接受惠的勞工日益減少。2011年首推最低工資時(每小時28元),直接受惠的勞工多達27萬,但此後三次上調最低工資,惠及的勞工銳減,尤其是去年5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34.5元時,竟只有9萬人,佔整體勞工的3%。
受政策影響的人數少,並非表示香港勞工的生活水平已然不錯,毋須依靠最低工資保障。 現實上,有不少低下階層仍然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香港的生活成本不菲,根據2014至15年的調查,公屋住戶的每戶開支中位數達11,700元,同時段的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則不過每月14,000至14,500元,只能勉強支付這筆開支。經歷過四年的通脹(約6%),這筆生活開支想必更大。假設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70元,每月的基本收入大約為11,000至15,000元(假設每周工時介乎36.5至50小時),其實只算是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並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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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羅智偉形容,最低工資加兩蚊,根本追不上通脹。(王丹麟攝) 另一方面,國際上不少設有最低工資的地方會以工資中位數作為參考數據,當中水平較低的地區,如美國,最低工資只是工資中位數的35%(個別州份可能與聯邦標準不一);而較高者,如法國,則高達60%。現時香港的工資中位數為每小時65.4元,調高至70元,最低工資將是中位數的107%,無疑遠比現有任何例子都要高。
然而,香港的經濟民生與外國不盡相同,引用工資中位數作參數時不宜過於刻板。香港貧富懸殊情況嚴重,2016年的堅尼系數為0.539,堪比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即使計算稅收及政府福利後,仍達0.473,遠比其他先進地區都要高(0.25至0.35之間)。最低工資政策有必要更大膽,才能有效收窄貧富差距。更何況,70元的最低工資亦只是保障每個家庭的收入能追上香港的基本生活開支而已。
當然,馬上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會產生很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不應妄想一蹴而就。但政府必須有更大決心提高最低工資保障,才能造就公平合理的就業環境,拉近貧窮差距。按理,「每小時70元」本身也不是一個固定指標,只是現階段的一個合理目標而已。去年洛杉磯市長加爾塞特(Eric Garcetti)簽署條例,將最低工資於2020年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當地議員及勞工代表當日舉辦慶祝活動。(Getty Images)分階段、層級推進70元最低工資 現時最低工資為每小時34.5元,提高至70元,足足一倍有多,自然難以驟然執行。美國西雅圖近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其做法是分階段推行,值得參考。美國跟香港同樣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計算稅收與福利後的堅尼系數仍有0.378,而且其最低工資政策亦有不少問題。現時美國聯邦的最低工資定於每小時7.25美元(約港幣57元),自2009年以來便未有更新;不少經濟環境較好的州份鑑於水平實在太低,都會另訂一個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西雅圖的最低工資自2010年後每年一直有些微增長,而為了更有效滅貧,市政府決定於2015年後,分階段地將最低工資由9.47美元增至15美元,增幅高達58.4%。 西雅圖最低工資
大企業(僱員人數500以上)小企業(僱員人數500或以下)
不包含醫保 | 包含醫保 | 不包含醫保 / 小費 | 包含醫保 / 小費 | |
2010 | 8.55 | |||
2011 | 8.67 | |||
2012 | 9.04 | |||
2013 | 9.19 | |||
2014 | 9.32 | |||
2015 | 9.47 | |||
2015年4月1日,西雅圖不再跟隨華盛頓州最低工資 | ||||
2015 | 11.00 | 11.00 | 11.00 | 10.00 |
2016 | 13.00 | 12.50 | 12.00 | 10.50 |
2017 | 15.00 | 13.50 | 13.00 | 11.00 |
2018 | * | 15.00 | 14.00 | 11.50 |
2019 | * | * | 15.00 | 12.00 |
2020 | * | * | * | 13.50 |
2021 | * | * | * | 15.00 |
西雅圖最低工資變化
西雅圖從2015年起,因應企業類型,分三至七年時間,漸漸提高最低工資至目標的15美元。西雅圖的做法考慮到不同企業的處境,按企業規模,以及是否包含醫療保險作分類:大型且不包含醫保的企業承擔能力最高,故此要求最嚴;相對而言,包含醫療保險(或將小費發予員工)的小企業承擔能力最低,故此獲得最大寬限。
單位:每小時/美元* 之後可按情況增加
美國聯邦政府法定最低工資為時薪7.25美元,多年來均未調整,但每個州和地方可以自行定出自己的水平。圖為工人上街爭取上調最低工資。(Getty Images)
平情而論,要達至70元的目標,即使分期進行,加幅也遠比以往為高,故此很可能不像過去三次一般,只造成很少的影響。然而,假如我們都同意那才是合理的薪酬水平,政府便應該下定決心,向此方向前進。當然,最低工資政策不可能單獨推行,必然要與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盡量減低其負面影響。
欠缺工作經驗的青年,很可能較難找到工作,因此,在不少最低工資水平較高的歐洲國家,都會將最低工資分成兩類:一)適用於一般人的工資額;以及二)只適用於青年的較低水平工資額。如果要推行70元最低工資,可以參考此方法,例如為25歲以下員工,訂定一個較低水平的最低工資(如50元),以提高他們的就業可能。
就企業而言,非勞力密集類型的行業,其工資佔成本比例較低,受最低工資影響較微;但勞力密集行業所受影響必然較大,尤其當中不少都是低薪行業,一旦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這類行業定必首當其衝,小型者甚至可能轉盈為虧,處理不當或會引起倒閉潮。
小企無疑因最低工資政策而承受了一定衝擊,市場佔有率有所下降,例如最嚴重的速遞和安老院舍服務業,中小企在2014年的市場佔有率比2010年時分別下降了14.8%和13.5%。故此,政府可在加薪過程中為這類中小企提供配套的稅務寬免,幫助它們過渡,又或者將選定低薪行業與其他行業分開處理,安排較溫和的加薪時間表。<
資料來源:最低工資委員會2016年報告對於這些企業,政府可以為它們提供特別的適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