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電視報道埃及革命稱雄 .陳之嶽
以facebook等為主的網絡社交媒體和半島電視促成了埃及和平民主革命的成功。半島電視英語頻道使英語世界觀眾全天候目擊埃及現場,比別人更勝一籌。半島電視也趁機在美國大做市場推廣。
兩大電子媒體促成了埃及和平民主革命的成功,一是以Facebook(臉書、面書)、YouTube、推特和個人網址為主的網絡社交媒體;另一個即是以阿拉伯語和英語日以繼夜在開羅解放廣場做現場報道的半島(Al Jazeera)電視。網絡媒體激發了埃及青年追求政治變革的熱望,半島電視英語頻道則使英語世界觀眾全天候目擊到阿拉伯第一大國前所未見的和平革命訴求。
在布殊當政時代,白宮和美國右翼媒體一直以敵視態度對待半島電視,認為半島電視是「拉登的傳聲筒」、「反美的電視台」。但奧巴馬的白宮這次卻把英語半島電視列為最主要的埃及革命消息來源,白宮情訊室(Situation Room)的一批大型電視不停地收看半島、CNN、NBC和其他電視的轉播,但白宮把英語半島當成首要的必看頻道。半島電視在各家競爭激烈的轉播中,顯然名列第一,論現場感、背景分析、人物訪問和新聞發展的報道,沒有一家電視台比得上半島。儘管美國NBC、CBS、ABC、CNN、FOX和英國BBC都派出首席電視新聞主播趕赴開羅現場進行第一手報道,但仍不如半島所帶來的震撼。
上世紀八十年代名氣頗大的ABC記者森姆·唐諾遜(Sam Donaldson)不久前親自對半島電視駐華府特派員說﹕「感謝你們的所作所為。」《紐約時報》首席女電視評論人雅麗珊卓拉·史坦利(Alessandra Stanley)品評電視新聞和電視節目一向挑剔、嚴苛,但此次對半島轉播埃及政治風暴卻大為激賞,並認為超過美國其他電視台。史坦利強調,在局勢混沌時刻,半島的分析會讓人清楚了解一些情況,而且亦比較有權威性。她舉例說,二月十日,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示威群眾和媒體盛傳埃及強人總統穆巴拉克即將宣布下台,MSNBC(NBC的姊妹台)很自信地認為穆氏會放棄權力,並在螢光幕上一直打出「埃及總統要下台」的字幕,甚至在穆氏發表演講後(尚未明講不下台),字幕仍照常出現。只有半島記者亞曼·莫也汀(Ayman Mohyeldin)事前公開表示穆氏不會如此輕易交出權力。結果穆氏並未如大多數人所期待的下台。據美國情報消息稱,穆氏原本答應交出權力,但在最後一分鐘卻突然變卦,據說是其次子賈邁勒勸他不要下台。
埃及出生但在美國受教育的莫也汀�
��穆氏拒絕下台的消息一直保持鎮定態度,但從紐約趕赴開羅採訪的CNN王牌記者安德生·古柏(Anderson Cooper)卻把自己的感受融入新聞報道中,他憤怒地說,穆氏不願滾蛋,「是掌摑人民的耳光、腳踩人民的墳墓和過去兩個星期人民在廣場流出的血液」。
英國BBC的阿拉伯語頻道因收視率低、經營不善、開銷過大而於一九九六年被富有的中東卡塔爾(Qatar,又譯卡達)統治階層塔尼(al-Thani)家族出資買下成立半島電視台,總部設在卡塔爾首都多哈(Doha)。半島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成立英語頻道。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半島常播放蓋達組織頭子拉登譴責美國的錄影帶以及布殊政府侵略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新聞,被白宮、國務院和國防部視為不友善媒體而予以抵制,右翼及部分主流媒體亦把半島當做「異端」和反美媒體。英語半島電視目前仍很難在美國本土看到,只有首都華府、佛蒙特州的布林頓市及俄亥俄州特雷多市能夠收看。
美對半島電視態度轉變
半島高級主管正利用此次轉播埃及革命普獲稱讚之際,積極向美國各大有線電視頻道遊說,希望他們多多播放半島的新聞節目和現場直播,但一些財雄勢大的衛星電視公司如Comcast(最近成為NBC的大股東)和DirecTV仍未表態是否同意半島的請求。半島網址從一月底開始即增加四百多萬人點擊,其中一百六十萬是美國人。其實從二零零三年三月布殊政府入侵伊拉克以後,即有不少美國人想辦法收看比較公正的半島和BBC。DirecTV也是在埃及示威抗議已進行兩週後,才開始每天轉播半島十二小時。
半島電視十年來在擾攘不安的阿拉伯世界賣力報道急遽轉變的政治與社會情勢,從九十年代初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侵略科威特、老布殊總統發動首次波斯灣戰爭、小布殊入侵伊拉克,以及去年年底開始密集轉播突尼斯人民要求獨裁者本·阿里下台到埃及人民推翻獨裁者穆巴拉克,半島做到了其他電視台所做不到的任務。
別家電視台還未在突尼斯首都街頭和埃及開羅解放廣場出現之前,半島記者早已在這兩個地方做現場報道。但在解放廣場示威初起時,半島電視擁有人塔尼家族曾受到卡塔爾政府和穆巴拉克本人的壓力,而未大張旗鼓轉播。不過,半島電視新聞部很快地展現他們一向獨立作業、不受政治與權勢干擾的新聞採訪立場。埃及政府眼看半島的深度報道和影響力太大,曾封鎖半島轉播達四天之久,然後於一月二十八日派一批便衣警察搗毀半島開羅辦事處,數名記者被扣留。英語半島採訪主任希瑟兒·艾倫(Heather Allan)說,從公司被搜查以後,「我們就和當局在玩貓捉老鼠遊戲」。半島總經理瓦達·康法(Wadah Khanfar)表示,半島員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採訪政治抗議運動,使他們得到了無窮的動力,但他強調﹕「我們只是支持民主,而不是搞革命。」半島經理部門很清楚他們報道埃及政治動盪的表現�
��引起全球刮目相看,他們亦不忘趁機為自己大做宣傳,在美國幾家大報登全版廣告「表揚自己」,並向美國市場做推銷。
半島此次傾全力報道埃及騷動的原因之一是他們遇到了一批強勁對手,從美國和歐洲趕往開羅採訪的十幾家電視台以及來自土耳其、俄羅斯和其他地區的英語頻道都以半島為競爭目標,因此半島深知必須比別人好,才能在劃時代的歷史事件中凸顯自己在「動態報道」中比別人更勝一籌。
半島電視報道中肯準確
當穆巴拉克將要下台的謠言於二月十一日再度傳開時,在解放廣場的美歐電視記者都不敢表示消息是否可信,唯有半島記者艾德里安·菲尼漢(Adrian Finighan)斬釘截鐵地說﹕「穆巴拉克走定了!」他不僅比別人快了一步,而且在埃及副總統蘇萊曼(Omar Suleiman)發表穆氏將下台的簡短聲明後,作了簡潔的評論,他說蘇萊曼的聲明「簡短而甜蜜」(short but sweet),而不像別台記者一直在發表評論,他只是讓觀眾繼續欣賞解放廣場雀躍狂喜的畫面和群眾興奮的吼聲。難怪《紐約時報》首席電視評論人雅麗珊卓拉·史坦利要說,埃及和平民主革命成功,也是半島電視的勝利!
鎮定的菲尼漢問記者莫也汀對革命成功有何個人感觸時,埃及裔的莫也汀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活著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史坦利說,這是一句很低調的陳述,卻道盡了無窮的感慨與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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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革命浪潮澎湃,中東形勢面臨重大變局。穆巴拉克下台後的埃及是走向全面民主,還是給極端勢力上台的機會?埃及革命對中國有什麼啟示?在輿論普遍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會席捲中東時,熟悉北非和中東形勢、定居法國的前中國學運領袖蔡崇國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現在埃及的社會形勢與當年伊朗白色革命時大不一樣,世俗化的社會組織已在埃及扎根,埃及經濟也已融入全球化中,因此出現極端勢力掌權的危險目前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嚴重。今後,民主化過程的政治是否公正、廉潔、有效等是決定性的。在外部,以色列、美國的立場是關鍵。如果以色列極右派蔑視巴勒斯坦的權利,執意在佔領地擴大居民點,前景就難說了。
蔡崇國認為,國際社會對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誤讀和蔑視,特別是「九一一」之後。實際上伊斯蘭社會過去非常寬容,除十字軍遠征期間外,沒有像現在這樣和西方社會對立。「歷史上猶太人在歐洲受迫害時逃到北非避難,與穆斯林和平相處。耶路撒冷成各宗教的聖地就是證據。阿以衝突在五十年代後演變為大規模地區衝突,西方排猶是根源和責任者之一。」
由於西方政府害怕阿以衝突擴大、伊斯蘭極端勢力擴張的威脅,為此西方政府、政客等長期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專制半專制政府。不過,西方民間社會不是這樣,長期從事NGO的蔡崇國說,西方民間社會的NGO一直大力支持阿拉伯的民主運動。因此,突尼斯、埃及發生的事情也正在加速改變我們對西方的思維、言說方式:沒有一個統一的西方國家或西方世界。
為此蔡崇國認為:「斷不能僅以經濟民生問題解釋突尼斯、埃及的革命;經濟問題是導火索,但背後是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被本國政府蔑視、被部分西方人視為極端分子所形成的集體壓抑。」
由於長期從事NGO,蔡崇國與北非的非政府組織也有聯繫。與中國不一樣,埃及雖處於穆巴拉克專制中,但民間組織一直有活動空間,如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影響就很大。同時很多阿拉伯人在西方世界融入得很成功,反過來對本國也有影響。蔡崇國說,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其實是西方、歐洲文明的源頭、構成要素之一。北非國家居民在二戰期間幫助盟國抗擊法西斯,貢獻巨大。戰後重建爭獨立,更是全民參入。
巴黎市長是突尼斯人
這些傳統和歷史記憶,使他們自尊自豪。旅居西方,和中國人比較,他們人多且融入更容易。「在歐洲,你可以看到長期存在的荒唐:這些阿拉伯國家居民居然只有在其前殖民地宗主國才可以參政並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辦網站。巴黎市長就是突尼斯人。一回到自己的祖國,就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中國人感受不到這種荒唐的反差,因為在國外他們也不會自由參政。」
在民間社會發育的同時,阿拉伯世界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面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衝突,與中國類似。他們在保持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私人生活也開始商業化。因此,他們很多人也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也積極融入到現代化的世界潮流。伊斯蘭世界的這個世俗化過程源遠流長,從一戰後的土耳其一直到現在,其中土耳其是最典型。
「當然,極端勢力也一直有,但是少數,不過他們最吸引眼球。」蔡崇國說:「總體上,伊朗白色革命後,歐美政客一直誇大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威脅。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如西方激烈的對立至少會使石油、旅遊業蕭條導致失業增加;長期專制、腐敗使多數受壓迫的穆斯林更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
蔡崇國也認為,北非及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亦大不易,革命勝利後仍面臨挑戰。「第一個大挑戰是普遍意義的:民主化後,能否在不長的時間內建立一個相對廉潔公正、有行政效率又真正民主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否則,混亂持久、選舉不公且政府每月倒台,專制可能捲土重來。」
一九五五年生於湖北武漢的蔡崇國在一九八九年時是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作為湖北學運領袖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的學運,「六四」後流亡法國,定居巴黎,從事中國勞工工作。他不願意把現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與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特意做比較,認為中國太大太複雜,意識形態、民間社會等相差甚遠。不過他強調,無論突尼斯、埃及還是中國,不管是什麼黨執政,經濟發展都不是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應包括實現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及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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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間接引爆了東歐的變天和柏林圍牆的倒塌,那麼今天埃及的變天和中東國家的巨變,又會或隱或現地對中國帶來衝擊?
從尼羅河到黃河的心理距離有多遠?余光中的詩《如果遠方有戰爭》的句子格式在耳際響起——「遠方的革命,中國人應該掩耳,還是慚愧地傾聽?應該掩鼻,還是呼吸那些揮之不去的期望?」
廣場、人海、坦克,都是那麼熟悉的映像,像法文所說的「似曾相識」d赌j赋 vu?但不一樣的是廣場的結果,開羅的廣場收穫的是狂歡與希望,北京的廣場經歷的是傷心與痛苦。
在中國的網裏網外,埃及的變天,對神州大地帶來微妙的影響。這是全球化的政治心理的連鎖效應,穿越了地理的隔閡、也穿越了文化與經濟的疆界。強大的、專制的權力,在不到一個月之內,就因為廣場上人民的力量而瓦解,讓不少中國人想起了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產生了今天不能公開聯想的聯想。它更顯示全球化的力量,讓遠方的子彈飛,也讓身邊的想像力飛,飛向一個過去所不敢想像的世界。
埃及和中國有沒有可比性?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幾千年的文明歷史,也曾歷經列強帝國主義的蹂躪。但兩國今日的規模相距很大。埃及只有七千多萬的人口,還沒有廣東省的人口多,而它的文盲人口多達三成,比中國的情況糟糕多了,更不要說它的經濟,長期依賴旅遊業和美國的支援,而沒有中國強勁的經濟動力。
但埃及的教訓也具有兩面性,像一把雙刃劍,切向中國的權力版圖。埃及變天,關鍵是軍方落實軍隊國家化,不是被一黨一私所操控。那些荷槍實彈的軍人沒有向示威抗議的群眾開槍、那些坦克沒有壓向群眾,倒是人民向軍人獻花,軍人抱起了小孩。而最後關鍵時刻,軍人向穆巴拉克「逼宮」,不容他戀棧,不許他繼續長達三十年的獨裁統治。這都是「六四」的相反,但也顯示變天的關鍵因素不僅靠人民,臨門一腳還是要靠軍隊。
也許這驗證了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槍桿子萬歲論。如果槍桿子不支持,就保不住政權。但更深一層看,在互聯網時代,在智慧手機風行的時空,軍隊再也不能與人民絕緣,也不能只是盲目聽從命令開槍。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出現了不肯聽命開槍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他至今對此全然無悔。如果將來再度出現類似的事件,肯定會有更多的徐將軍出現,也肯定會有不同的結局。
而格局決定了結局。中國當前在經濟蓬勃之際推動自上而下的政改,落實可控的民主,就會避免自下而上推動的變革,也不會像穆巴拉克那樣陷於被動的悲劇。歷史是未來的前奏,也是大時代劇變的序言。全球中國人也都一起來參與寫這個劇本,寫出一個比埃及之變更動人的故事。■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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