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俐的部落格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字道末，1591年生，1611年10月21日入耶穌會，1622年6月22日來華，1666年8月15日卒北京。

湯若望神父是耶穌會與歐洲奉獻於中西兩大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偉大人物；曾為中國的治曆工作鞠躬盡瘁，作出卓越貢獻的著名科學家；又是中國初期傳教史上三大奠基人之一。他於1591年出生於德國科隆篤信天主教的一門貴族家庭。

他完成全部學業後，獲准與金尼閣(NicolasTrigault)神父往中國。1622年抵華，被派往北京學習華語。在此期間，他曾推算月食，三次皆驗，使他聲譽雀起，為來日事業打下了初步基礎。

後來他修撰《崇禎曆書》。清初任欽天監，曾製造各種天文儀器。著有專門闡釋光《遠鏡說》天文學問題。

1630年5月，鄧玉函(J.
Terrenz)神父逝世，朝廷徵召湯若望、羅雅各(J.
Rho)兩神父至京師，繼續鄧玉函修曆未竟之業。

崇禎帝本人對湯若望亦有敬愛之情，使湯若望因其寵遇而傳教益力。

1640年，宮中信教婦女已有五十人，中官四十餘人，皇室信教者一百四十。當時朝野以為崇禎帝雖已認識真理，但沒有勇氣擁抱真理。其時滿州人勢力日盛，漸有進迫京師之勢。流寇之首，李自成陷落京師，大肆搶掠，但對湯若望之住宅和人身，卻秋毫無犯。湯若望在此可怖的環境中，是當時北京傳教區的靈魂，他不能棄教友於不顧，他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從白天到夜晚，不斷給與安慰和鼓勵。

1644年,
滿清入主北京,湯若望臨武不懼,據守在宣武門內天主堂,俗稱南堂.他上書清帝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理由是未竣曆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和教堂禮器等甚夥,不能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後難於修復.開明的清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天下諭:恩准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許闌入滋擾。

1645

年，順治帝授湯若望欽天監監正職，加太常寺少卿銜，

此乃朝中一重要官職。

1650 年，

順治賜湯若望宣武門內天主堂側，空地一方，以資重建聖堂。新堂於1652年落成。

1651年8月，賜為通議大夫。

1653年 3月，賜為號通微教師。

順治末年，有人散佈誹謗性小冊子，攻擊天主教，其後回族人、佛教徒、僧侶、士人，以及滿漢人等聯手合謀，必欲使基督之名在中國境內銷聲匿蹟而後快。未幾，在京教士四人皆被拿問，又下令將全國教士拘送來京，並株連所有信教華人，在嚴刑下迫令背教，時在1665年1月4日。湯若望被剝奪所有官職和榮銜，與其同伴三人即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利類思(LuigiBuglio)和安文思(G.
de Magalhaens)，鋃鐺入獄。信教官員許之漸、潘盡孝等五人俱拿問待罪。

1665年，禮刑兩部會議，擬處死湯若望，其餘教士俱杖充。輔政大臣方欲依議批行，忽地大震，驚散未批。自是連日地震五次，房屋倒塌者不計其數，加之此前天空連續出現兩顆彗星，合都惶恐；既見上天示警，始知神父無罪。

湯若望獲釋出獄，自知不久於人世，作末次書信於同會昆仲，請恕不足為人表率之過。1666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日，長眠於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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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萊布尼茨：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即清順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涉及的領域及法學、力學、光學、語言學等40多個範疇，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裏士多德。

萊布尼茨是歷史上少見的通才，他的專長包括數學、歷史、語言、生物、地質、機械、物理、法律、外交等領域。他本人是一名律師，經常往返於各大城鎮，他許多的公式都是在顛簸的馬車上完成的。8歲時，萊布尼茨進入尼古拉學校，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修詞學、算術、邏輯、音樂以及《聖經》、路德教義等。

1664年1月，萊布尼茨完成了論文《論法學之艱難》，獲哲學碩士學位。是年2月12日，他母親不幸去世。18歲的萊布尼茨從此隻身一人生活，他—生在思想、性格等方面受母親影響頗深。

萊布尼茨是較早接觸中華文化的歐洲人。法國漢學大師若阿基姆·布韋（Joachim
Bouvet，漢名白晉，1662－1732年）向萊布尼茨介紹了《周易》和八卦的系統，他們兩人一直是好朋友。在萊布尼茨眼中，「陰」與「陽」基本上就是他的二進制的中國翻版。他曾斷言言：「二進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邏輯語言」。西元1700年左右，萊布尼茨從一位友人送給他的中國“易圖”（八卦）裏受到啟發，最終悟出了二進位數字之真諦。雖然萊布尼茨的乘法器仍然採用十進位，但他率先為電腦的設計，系統提出了二進位元的運演算法則，為電腦的現代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萊布尼茨對中國的科學、文化和哲學思想十分關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德國人。他向耶穌會來華傳教士格裏馬爾迪瞭解到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情況，
包括養蠶紡織、造紙印染、冶金礦產、天文地理、數學文字等等，並將這些資料編輯成冊出版。他認為中西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

在《中國近況》一書的緒論中，萊布尼茨寫道：“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仿佛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
一端的東方的歐洲——中國。”“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相比，面積相當，但人口數量則已超過”。“在日常生活以及經驗地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是不分伯仲的。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通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但“在時間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

在這裏，萊布尼茨不僅顯示出了不帶“歐洲中心論”色彩的虛心好學精神，而且為中西文化雙向交流描繪了宏偉的藍圖，極力推動這種交流向縱深發展，是東西方人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繁榮進步。

萊布尼茨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畢生的努力，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的虛心好學、對中國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歐洲中心論”偏見的精神尤為難能可貴，值得後世永遠敬仰、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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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馬禮遜：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生在布勒古林(Buller's
Green), 英格蘭北邊近蘇格蘭的一個村鎮。父母是蘇格蘭長老會的信徒，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長大；年十二歲時，即能背誦詩篇第一百十九篇。早年作過鞋匠學徒，在十五歲的時候，接受了耶穌為救主。他進入奧克斯屯學院(Hoxton College)，學習神學，天文，醫學，並初步學習中文。他不僅是求取知識，更不是以宗教為職業，而是注重靈命，敬虔祈禱，靠聖靈過效法耶穌基督的生活。

馬禮遜是第一個「更正教」宣教士踏足中國地土。當時,中國政府對外人行使許多嚴苛的規條,
外國人只許留在特定的地方,即廣州城外珠江北岸一小塊區域,在那裡除英國外,還有美國和荷蘭共十三個洋行。廣州有街名「十三行」即是這些洋行的遺址。洋行雇員的女眷亦不許住在廣州,
外商只好將家眷安置在當時中葡共管的澳門,但進出澳門都要繳納苛重的人頭稅。外人又不許學習中文,學生和老師都會被定罪。在此排外的心理下  ,傳福音更是嚴格禁止。東印度公司除不許員工傳福音外,亦不許馬禮遜為公司員工舉行崇拜,唯恐被人誤會舉行非英國國教的禮儀。

澳門亦非更正教宣教士可居留之地,要在當地傳福音,或翻譯聖經,往往受天主教教士嚴加阻難。從這些背景可知,當時的馬禮遜希望在中國宣教,是如何難以起步。 雖說中國政府嚴禁洋人學習中文,
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馬禮遜聘得兩位天主教徒教授中文,中文藏書亦很快累積至一千二百多本。不過,向中國人傳福音,則難之又難。

到這樣一個遙遠帶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最理想該是至少二人結伴同往；但沒有別人肯去，馬禮遜只得孤身登船。另一個問題，當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興趣在販賣鴉片，賺錢，對於福音有反感，沒有航海的船肯載他去中國。他只得先橫渡大西洋，繞南美洲到美國，然後轉往中國。航程既長，行船又苦；那年一月八日離英國港岸啟航，到 九月七日 ，才抵達廣州，歷時八個月！

1807年9月7日，馬禮遜進入廣州，因為不能夠合法地進入中國內地，所以滯留在廣州的十三洋行，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一位領事的庇護下隱居。1年間隱居在廣州和澳門苦學中文。1809年他與英軍醫官莫敦的女兒結婚，同年被東印度公司聘為高級譯員。從此馬有了一個公開的身份，往來于廣州與澳門。馬禮遜秘密學習中文，以瞭解中國文化的情形，以預備向中國人傳播福音。開始時遇到許多艱難，但後來他的中文學得相當好。

馬禮遜看重研究中文的裝備，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經過12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馬禮遜終於完成全本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當中有米憐協助翻譯《約伯記》、舊約歷史書部分；而馬禮遜則負責舊約聖經其中26卷書，及新約聖經其中13卷書。接著有《華英字典》及多種繙譯工作，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是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

另外，理雅各博士受馬禮遜影響，繙譯《十三經》為英文（由王韜協助）。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後來多有成為漢學者，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美國的裨治
文、衛三畏等皆直接或間接受馬禮遜影響。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傳教的書籍及介紹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大影響。
由於在中國傳教十分困難，馬禮遜便組織“恆河外傳教會”，以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為根據地，透過辦學及出版刊物等方法傳教。馬六甲離中國不遠，海路交通方便，華人又多。因此，米憐就負責在馬六甲辦學，而馬禮遜則主力在澳門及南洋華人中傳教。

馬禮遜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傳教準備，他是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至香港，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的燕京大學及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

 1823

出版中文版聖經新舊約全書並以《神聖天書》為名，為華人學校著有《中國簡史》。十二月在澳門差遣梁發為中國第一位宣教師。

1824
首度回英國休假，遇艾思莊女士（Elizabeth
Armstrong）後再婚；婚後艾思莊女士開始為馬氏記錄生平事蹟及工作。

1826
舉家離英返華。

1827

協助麥滌孫創辦《廣州記錄報》，為第一份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刊；致差會及美國教會公開信，呼籲多派傳教士赴華。

1830
次子儒翰受聘為廣州外商的翻譯員。

1833

設於澳門的印刷所被停止工作；十二月妻攜兒返英，只留次子儒翰陪伴馬氏。

1834

東印度公司結束業務，獲英國駐華商務總監聘用為中文秘書及翻譯官，到廣州公幹，八月一日病逝於廣州，終年
52 歲，葬於澳門元配及長子之墓旁。馬禮遜牧師是基督新教入華的先驅，在他身故八十三年後，倫敦傳道會與長老會及公理會等，一同創立了我所屬的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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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生於英格蘭海德鎮一個傳教家庭。

1860年在倫敦海伯雷師範學院畢業，不久被聖公會派遣到香港，擔任聖保羅書院校長，並學習北京話。

1863年辭去聖保羅書院校長一職，赴北京擔任同文館英文教習。

1865年轉赴上海，擔任英華書院校長。

1866年起，兼任《上海新報》編輯，轉載不少介紹西學的文章。

1868年在英華書院任滿後，受聘於江南製造局的翻譯員，一共工作了廿八年。除了兩次短暫回國外，傅氏一直生活在中國，把精力應用在譯書上。他一生共翻譯書籍129種，涉及的範疇有：基礎科學、軍事科學、應用科學和社會科學。

清光緒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876年2月17日）創辦格致書院,自費創刊科學雜誌《格致彙編》,所載多為科學常識,帶有新聞性，設有“互相問答”一欄，從創刊號至停刊，差不多期期都有，共刊出了322條，交流了五百個問題。

1877年，益智書會成立於上海，傅氏被推舉為委員兼幹事。該會出版的書籍有：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歷史、心理和哲學。

 1895年：舉辦小說競賽。他在《申報》、《萬國公報》和《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s）上的廣告強調了參加的小說要顯示鴉片、時文和纏足的禍害，可見傅蘭雅所推崇的是寫實小說。
1896年，傅氏離開上海移居美國，被聘為伯克大學利東方語言文學教授，直至1913年退休為止，但經常訪問中國。他所教授的學科絕大部分是關於中國的，計有：語言文字、文學、風俗習慣、種族、宗教、歷史地理、藝術及建築等。

1911年：掏腰包捐贈6萬兩，在上海創辦上海盲童學校，並著幼子修讀相關科目，為作該校的校長作好準備。

理想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清楚寫出：「惟冀中國能廣興格致，至中西一轍爾。故平生專習此業而不他及。」他一生翻譯了大量科學、科技書籍，以及一些社會科學著作，為科學普及在中國的發展出了不少心力。
1928年逝世。他的中青年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中國，他實在是中國的忠實朋友。***************************************************

V. 李提摩太：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出生於英國威爾士浸禮會的貧窮家庭，十四、五歲時深受當時宗教大復興運動的影響，決志信主，並感到上帝的呼召，奉獻成為宣教士。他自力更生完成基本教育後，便進入神學院受造就。他選擇到中國北方，除了因為要適應氣候外，年輕的他認為中國是所有非基督教國家中最文明的地方，只要中國人信主後，他們就
會向其他民族傳福音。

他在1870年2月12日抵達上海，隨後去山東煙台、青州傳教。1876－1879年華北五省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他在青州積極賑災，後來那裡成為大英浸信會山東傳教區的中心。1878年，他又去災情更重的山西從事賑災活動，由此在山西太原開闢了大英浸信會的
傳教區，同時也結交了中國官紳。他到了山東煙台後，就開始往內陸傳福音。他從倫敦會宣教書上學到了一個功課：就是仿效當年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到各村子的方
法，先去找「好」人。李提摩太就用這方法接近士紳及佛、道領袖。他以開放尊重的心態去接觸中國人，中國人也就慢慢敞開他們的心靈。李提摩太欣賞儒、道、佛
的宗教情操，他肯定這情操最終是指向基督教的上帝。他在山東及山西不單與領袖接觸，也建立好些教會、學堂，華北大饑荒後，更開辦孤兒院。

1876年至1879年的華北大饑荒，李提摩太親自到了山東與山西賑災，辛勤籌款、放賑，完成後不居功，災民特別是官府看到他的誠懇和大公無私，因而對宣教士工作也不那麼阻攔。大饑荒也加速李提摩太提出改革中國經濟及引進西學的建議。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接下來他幾乎一生裏主要的時間都是負責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是在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
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1851～?）合譯，1895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還結交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李提摩太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一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山西巡撫岑春煊聘其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之後他一直往來於太原、上海之間。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辭去廣學會總總幹事的職務回國。1919年4月20日在倫敦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