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甲、      名詞解釋

i、         漢學：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文字和語言。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故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

ii、       張騫：張騫（生年不詳－前114年）字子文，張騫漢中郡成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西元前2世紀，中國漢代（西漢）旅行家，外交家，與卓越的探險家，對絲路的開拓有重大的貢獻。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奉使通西域，聯絡月氏，夾擊匈奴。途中被匈奴截獲，拘禁十一年後逃脫繼續西行，越蔥嶺，經大宛 （在今中亞費爾干納）、康居（在今鹹海與巴爾喀什湖間），抵大月氏（在今阿姆河、錫爾河之間）。由於大月氏西遷後定居於此，已無意報復匈奴，所以張騫留大 月氏一年多後就返，但途中又 被匈奴扣留一年多，於元朔三年（前126年）才回到長安。

後以校尉隨衛青擊匈奴，封博望侯。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奉命出使烏孫國（在今伊犁河流域）。到烏孫後又派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西北）、身毒（今印度河上游）等地。元鼎二年（前115年）張騫與烏孫使者還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 是漢人第一次到達中亞各國，打通了漢朝直接通往中亞的道路，史稱「鑿空」。後來這條經由中亞直通西方歐洲的陸上交通道路就被稱為「絲綢之路」。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漢朝和中亞各國的直接聯繫，雙方使者往來不斷，中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從此進入一個新時期。

iii、     嚴復：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福建侯官（今閩侯）人，字又陵、幾道。是「福州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生，於1877年到英國留學，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1879年學成歸國，曾擔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等 職，執教達20餘年。1905年，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大學，曾任第二任校長。辛亥革命後，嚴復在政治上趨於保守，支援袁世凱復辟帝制。1921年病故。他 在留學期間精研西方社會科學，歸國後譯成《天演論》（進化論）、《原富》等名著，較有系統地介紹西方文化，成為現代中著名的啟蒙思想家。

甲午戰爭後，嚴氏發表了諸篇文章，主張學習西方和培育人民，才是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根本辦法。

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啟蒙譯著。嚴復的翻譯考究、嚴謹，每個譯稱都經深思熟慮，他提出的「信（準確）、達（妥貼）、雅（優美）」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iv、      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指一條從西漢年間（公元前二世紀）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紀，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它全長7000多公里，東起長安（今西安），經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和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再到西亞，最後抵達歐洲。

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輸入西域的物資有：天竺、波斯的胡椒、白豆蔻、天竺乾薑、菠菜、寶石、香料、珊瑚；西域的血汗馬、象牙、油煎餅等相繼傳入中國。

輸出西域的物資有：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茶葉、藥材等。

其他非物質的互傳的有風俗習慣、生產技術、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音樂舞蹈等，但以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

在漢以後的1000多年時間裡，絲路一直扮演著東西物資傳輸的重要角色。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v、        貝葉經：貝葉經是刻寫於窄長形棕櫚科貝多羅葉上的佛教經典，相傳發源於印度，至今仍普遍流傳於東南亞與中國雲南（傣族）等地區。在傣族人民心目中，“戈蘭葉”（即貝葉）是運載傣族歷史文化走向光明的一片神。自古以來，傣族社會所有的歷史事件和文化，全靠用一片片貝葉作記錄世代相傳，傣族人民把貝葉經視為全民族的寶貴財富加以保護。歷史上，每座佛寺裏都有一個藏經閣，傣語稱“林坦”，所有的貝葉經都要統一保管在這裏，由佛爺、和尚嚴格看管。

貝葉經所載錄的南傳佛教經典，內容涵蓋範圍極廣，包括：律、經、論三藏及其注釋、南傳僧人論著、本生故事以及巴利文文法、詞典、個人筆記等作品。本件《律 藏：犍度部：小品》以緬文巴利語成書，解說僧侶生活、制度規定與行事方法。護經板與貝葉側面皆飾以金漆，增添了經典之莊嚴神聖。

vi、      泰戈爾：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的孟加拉語詩人和思想家，生於孟加拉數一數二的名門，屬印度四種階級最高身分的婆羅門。父親乃宗教思想家，是婆羅摩尼(梵教會)的指導者。其兄長都是哲學家、梵文學者和音樂家。他是把東方近代文學介紹給西方的先驅者。他於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是詩祭 (Gitanjali:Song Offerings)。 他是第一個得獎的東方人。

泰戈爾八歲時就開始寫詩，12歲開始寫劇本，15歲發表了第一首長詩《野花和《孟加拉的雪萊》，17歲發表了敍事詩《詩人的故事》。1878年赴英國留學，1877年留學英國，1883年結婚，1887年再度赴英。1880年回國專門從事文學活動。1880年代之前的詩均為描寫甜美的愛情與美的世界之詩。1886年，他發表《新月集》，成為印度大中小學必選的文學教材。， 1891年奉父命前往雪利德管理所有土地，從而接觸到農村悲苦的生活，乃致力改革農村的問題，開始寫愛國的詩詞、戲曲和小說。著作有：漂鳥集(1890年)、新月集(1914年)、戲曲-郵政局(1914年)。這期間，他還撰寫了許多抨擊美國殖民統治政論文章。

他的作品在歐洲獲得極高的評價，有一種濃郁的美，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完全，頗有一些像奧瑪四行詩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Edward FitzGerald 英譯）。也像奧瑪一樣，總使人覺得缺少些甚麼。他們的詩，都有“空靈”的感覺 (很難描述，說來就像這兩個字似的不着邊際)； 似是嚮往永恒，但詩人總不忘叫你知道，得不着所追尋的。是暗示？還是提醒？。

vii、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又名《箜篌引》、《箜篌謠》，是有記載的最早的一首由朝鮮傳入我國的民歌。此詩一經傳入，摹寫、擴寫之作紛起，在我國詩壇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viii、  柳得恭：柳得恭（1748年1月3日－1807年10月1日），字惠甫、惠風，號泠齋、泠庵、歌商樓、古芸居士、古芸堂、恩暉堂，朝鮮王朝歷史學家，也是負責保管歷代國王的詩文書畫並編纂刊印圖書的檢書官。1784 年，在所著《渤海考》自序中首次提出渤海國在朝鮮歷史上是與新羅國南北對峙的“北國”。 他認為渤海國是高句麗的繼承者，而統一新羅是高麗王朝的前身。他利用出使的機會，在北京採購圖書和跟中國的文人交往，如1790年拜訪紀曉嵐、羅聘與陳鱣等。著作詩集有《歌商樓集》、《二十一都懷古詩》。其遊記《灤陽錄》、《燕台再遊錄》詳細記載了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的旅途經過和交結中國文人學者的情況。其《燕台再遊錄》所列交遊姓名中，僅“燕中縉伸舉人孝廉布衣”就達四十一人。其中著名的是紀昀、阮元、孫星衍、黃丕烈、羅聘等。

柳得恭和朴齊家、李德懋、李書九合稱為“漢學四家”。

乙、      列舉題

i、         明末清初來華的三個西方傳教士。

ii、       漢語來自佛教經典和用語的10個詞彙。

(一)    一般抽象類：世界、平等、剎那、相對、絕對。

(二)    反映佛教基本概念及術語的有：境界、因緣、果報、真諦和變相。

iii、     朝鮮的佛教禪宗發展的幾個主要人物。

法朗，新羅僧人，從中國禪宗四世祖道信（公元581～651）學得禪法後回新羅，並將禪法傳給神行（亦作信行或慎行）。

信行，新羅僧人（704～779），也渡海來唐，受學于長安唐興寺志空（神秀的再傳弟子）門下，後來返國弘傳禪法。

道義禪師，德宗建中五年（784）入唐，在唐三十七年，參見西堂智藏、百丈懷海，於穆宗長慶元年（821）返國，為海東迦智山第一祖。

慧（哲）禪師，元和九年（814）入唐，謁智藏于冀公山，並至西州浮沙寺披尋大藏三年，開成四年（839）還至新羅，在桐裏山太安寺大開禪化。

洪直禪師，為海東實相山第一祖（見《祖堂集》卷十七）。蒲州麻穀山寶徹的法嗣，有新羅無染禪師。他于長慶元年（821）隨國使王子昕入唐，詣南山至相寺聽講《華嚴》，又至洛陽佛光寺問道于如滿，後乃詣蒲州參寶徹，受傳心印。會昌五年（845）歸國，大闡宗風，門弟子二千人，成為聖住山派。

此外唐末、五代先後由高麗來中國學禪的僧人還有不少。

iv、      李朝時期幾位有影響的實學家。

(一)    柳馨遠（1622-1673）：批評政府腐敗、反對嫡庶差別、歧視工商及主張均分土地為科田制。

(二)    李瀷（1681-1763）：斥責科舉、僧侶等為六蠧。

(三)    朴趾源（1737-1805）：反對空談空理和浮文虛禮，主張解放奴婢、廢除宗教、改革社會，振興封建國家。

(四)    丁若鏞（1762-1836）：同情農民的疾苦，反對門閥制度和世襲制度，提倡土地公有、共同耕作，及依照勞動日數目進行分配閭田，並主張吸收中國的生產技術，和加強質中國的貿易往來。

丙、      問答題

i、         簡述儒家學說在亞洲和歐洲國家的傳播與影響。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越南，倫理和禮儀至今都廣泛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念的影響。

在韓國，早在西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半島。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于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西方文化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辭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

對歐洲的影響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1687年利瑪竇譯本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論語》被轉譯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從中國回到法國，出版了《中國近事報導》和《論中國禮儀書》，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的儒家思想並批評西方的墮落。

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參見：*《孔子與中國之道》 顧立雅 *《歐洲與中國》 赫德遜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 范存忠 。

ii、       近代西方文化的輸入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

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關係的轉捩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再度大量湧入中國。

近代中西方關係，既是一部西方列強用洋槍炮艦打開東方傳統帝國大門的歷史，又體現出西方新文化輸入中國，使傳統中國社會逐漸蛻變，鮮體和走向現代化道路的 進程。留美學生充任了中國百餘年來學習西方的一支主要力量，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之影響既深且巨。本文試以留美學生為題，略探西方文化影響中國的幾個側面，並 試分析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

鴉片戰爭後，儒家文化在西方衝擊下日呈難以招架之勢。西方文化的逼人挑戰迫使中國士大夫階層作出各種反應。正是這種基於民族與文化危機感之上的反應，促使 中國逐漸走少年宮了一條洋務、維新和系列革命的道路。中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向美國等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即是對西方文化衝擊作法反應的產物之一。一百 年來，西方文化（泛指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工藝技術、法律、制度、政治思想、人文科學、宗教、藝術、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等）通過留學生及其它管道，得以 徐徐東漸，不斷撞擊著太平洋西岸的古老國度。

西方科學思想本世紀以來對中國影響極大，它的輸入主要得力于留美學生。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康奈爾、哈佛等校就讀的任鴻雋、秉志、周仁、竺可楨、趙元任、楊 栓和趙明複等為出版《科學》雜誌而發起組織“科學社”。次年，該社正式成立，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科學社第一任社長為任 鴻雋，《科學》首任編輯為楊杏佛。科學社總社自一九一八年遷回中國後，便成為一個積極開展科學教育活動的全國性學術組織，至一九三二年已擁有社員一千四百 餘人。簡言之，中國科學社在介紹西方科學思想、推動中國科學發展、確定標準中文科學辭彙、以及整理傳統科學資料方面都做出過重大建樹。西方文化中科學主義 思想經留學生引入中國後，便在中華大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至今仍保持著崇高的權威。

杜威為領袖的實驗主義哲學有兩個根本觀念，一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認為一切“真理”或理論都是待證的假設，要以效果作為檢驗標準；二是“歷史的態 度”，即注重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演變進化。杜威學說所闡揚的科學、進化和民主精神在當時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一種思想武器。在教育方 面，杜威的思想也受到中國知識界尊崇。二十年代初，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的留美歸國學生及其他杜威學說信奉者成立中國新教育促進社，以《新教育》雜誌作為該 社刊物。一九二二年教育法案更仿照美國教育制度，對中國教育體制作了重大改革。一時間教育救國與科學救國一道，成為頗富吸引力的時髦口號。此外，杜威實驗 主義對中國學術洋就方法亦有影響。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九一九）在同類教科書中有過革命性的新典範意義。他運用實驗主義理論考證研究《紅樓夢》， 《水滸》和《西遊記》等文學著作的成果，向國人昭示了一種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從某中意義上說來，源自實驗主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方法在當今中國學 術界又得到重新注視。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學興起，有著明顯的西學影響背景。華文的拼音化，拉丁化及文體改革等問題自一九一一年起便在留學生“文化科學研究部”中被引起注意， 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問題更成為關注中心。主張白話文，新文學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在與梅光迪、任鴻雋等討論時，胡適認為文言文乃半死的視官文字，應予改良。他 指出，文字既為文學之工具，應與時進化，不斷變遷，“當變而不變，則死矣。”受西方文字和西方自由詩體的影響，胡適主張白話文應講求文法，使用新式標點， 而白話詩則應擺脫五、七言的整齊句式和過於繁瑣的音韻格律。

近代盛行於西方世界的浪漫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支柱；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本質上也是一種浪漫主義運動。這種源自盧梭的浪漫主義推崇感情、自然和獨創，輕視理性、秩序、標準和節制。在爛漫主義的激蕩下，新文學運動揚棄以往的文學規範，轉而強調個性解放與感情奔   ；整個新文化運動也以浪漫主義作為思想動力，高擎科學、民主兩杆大旗，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著力宣導西方新問哈。浪漫主義思潮的侵潤使得平等、自由、民 主等思想更為廣泛傳播，造成新問哈運動具有十分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五四時期平民文字、平民文學、平民教育的出現，乃至此後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和社會主義 學說的興起，都無不打上平民主義影響的烙印。以西方文化的主要動力，以留學歸國學生為主要推動者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既為思 想、文化層面的一場大規模改革運動，又對中國政治、社會具有巨大影響。五四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遭致全面潰敗，由此而產生的文化真空引發 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第二次百家爭鳴局面，而此後的中國社會也在這種文化大動盪中探索著前進。

iii、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什麼影響？

l          在文學方面：由於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就已有了新的氣象。六朝時代，由於梵文的拼音──華 嚴字母的翻譯，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產生四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中國人向來作文，都主張多讀多看，所謂「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 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唐朝時代，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比如「八囀聲」，即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助 詞等，又如佛典中的「六離合釋」，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現代人多以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學的鼻祖，其實唐朝時代，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 運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劉勰（法名慧地），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晚年也出了家，他 的作品，頗受佛教文學的暗示及鼓勵。

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經隋唐而至宋代，「彈詞小說」或「平話」的出現，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近 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禪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乃至梁啟超先生要說：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孔雀東 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贊」的影響。唐代的禪宗諸大師，創用白話的語錄體，說明佛法的要義，因此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完全是學的禪宗的筆 法。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小說中「有詩為證」的風格，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以及彈詞裏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長 行」與「偈頌」並用的暗示。由於佛典的翻譯，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

l          在藝術方面：魏晉的佛教建築，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佛教的建築，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但卻由於佛經中敘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力求藝術化，建築 物的佈置、點綴、莊嚴、雄偉，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築，也為中國的建築史，帶進了一步，開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也 給中國帶來了塑像的藝術，洛陽的龍門，大同的雲崗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勢，是世界性偉大的藝術。

l          繪畫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也享譽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雲崗石室與敦煌石室、龍門石室，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陳列館”。又說：“後漢以 降，佛教輸入，中國之美術，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為寺院塔婆，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為佛菩薩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 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 雲崗石室的佛像不僅圖樣取自印度，而且還有印度僧人參與開鑿。雲崗石窟的藝術，既繼承並發展秦漢時期的藝術傳統，也吸收和融合了外來的藝術精華，對隋唐藝 術的發展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為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跡，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唄」，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從敦煌石室的發現，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佛教於隋唐時代，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

l           在科學方面：佛教入漢以前中國雖已有了鄧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類似論理學（名學）的提出，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卻自佛教輸入以後的因明學開始。中國從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禪師所定的曆法，那是根據印度的天文學而來。

l          在哲學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國時，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從此之後，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在許多方 面都是取材於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在佛教未來之前，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

此外，魏晉時代的天台宗僧人慧思為了吸納信徒，而採取流行的迷信觀念，把佛教和道教的壁垒打通，使成佛和成仙合而為一。

佛教最初的分裂大概出現在釋迦牟尼涅槃後一百年左右，當時的佛教分裂為上座部和大眾部，一般學者都視大眾部為大乘佛教的最初起源。傳入中國境內的大乘佛教則得到創造性的發揚，成為了宗派眾多，成就顯著的漢傳佛教。尤其是隋、唐以後發展期來的天台宗、華嚴宗、密宗、禪宗和淨土宗更是結合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特色和儒、道思想，成為了印度佛教所沒有的，純粹的中國大乘教派。

l          在民間的風俗方面：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於現實人生的建設，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的問題，所以孔子要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 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要說：「祭神如神在」。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問題，也只寄望於各人的後代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易經），就是說的這樣的觀念；其實，從現實的史實上看，寄望於子孫的果報是不可靠的。因此，自從佛教傳入之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 觀，為中國的民間，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迴的問題，以及善惡報應的問題，告訴了我們，一切行為，均由各自負責，善報屬於自己， 惡果也屬於自己，現生不報，來生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惡；這一觀念，對於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而且深，實在無法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