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俐的部落格

（一）聖良納多與苦路

聖良納多（ Leonard of Port Maurice ）是教宗聖本篤十四世的聽告解神師，是一位聖德超著、苦身克己、和講道動人的方濟會小兄弟。他大力推動苦路的敬禮，最膾炙人口的是，在羅馬古鬥獸場，舉行苦路敬禮。

1749 年，教會準備聖年的來臨，聖良納多在羅馬附近宣講悔改，感化人心。良納多向教宗本篤十四世求許可，將那為教會初期殉道者傾流鮮血的鬥獸場，在數百年廢棄之後，改為舉行苦路善工的祈禱場地，奉獻給基督君王及殉道者之后。教宗接納所求，並以此活動為聖年的結束。

在 1750 年 12 月 27 日，鬥獸場內豎起苦路像。群眾從羅馬城帕拉蒂尼（ Palatine ）山丘的聖文德退省院出發，列隊進場。首先由良納多講道，論述耶穌苦難，勸人勤行苦路善工。續有羅馬代理主教，隆重降福各處的十字，最後全體以拜苦路結束。這是一個空前的行為，把苦路善工的敬禮推向高峰。

（二）聖方濟與耶穌苦難

傳記作者薛拉諾記述：「方濟最崇高的意向、特殊的願望、至上的目標，是在一切事上並透過一切事遵守聖福音，並以全副警覺及努力，全心全意徹底追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教導並步武他的足跡。他以恆久的默想追憶他的聖言，並以深入的思索回溯他的功行。尤其他降生成人的謙沖及其苦難所表現的愛德，這樣佔據了他的記憶，使他不願意想到其他事。」（ 薛一 84 ）所以，基督的苦難，一定深印在其心中。

薛拉諾又記載，方濟在聖達勉堂聽到苦像對他講話後的結果：「由該日起，同情被釘者的心情深深植根於其靈魂內；可以說，至聖苦難的印號雖尚未印在其肉體上，卻已深印在其心內了。」（ 薛二 10 ）「如果方濟表面上尚未完全離開世俗時，基督已由十字架上，藉著前所未聞的新的奇蹟同他講話，誰能懷疑聖方濟回返其本城時，已是被釘於十字架上的人了？自從愛人向他講話後，他的靈魂已被溶化了。不久，其心內的聖傷，將要因其肉體的聖傷而彰顯出來。正因如此，基督的苦難經常出現在他面前，使他情不自禁地淚下如注，甚至放聲大哭。他經常懷念基督的苦難，處處唉聲歎氣，並不接受任何慰藉。他曾有一位知己朋友，也曾向這位友人吐露了他痛苦的原因，那友人也感動得淚下沾襟。」（ 薛二 11 ）

另一傳記作者為同一的事作證：「他每天都默想天主子的謙卑和榜樣；體驗到極大的慈愛及甘美，致使他身體本來的苦楚，最後轉化成為甘美。基督為我們所承受的痛苦和辛酸，令他甘於接受長期的折磨，加上履行內外苦行的因由；使他最終完全不介懷自己的痛苦。在他悔改數年以後的一天，方濟走近寶尊地聖母堂的路，在獨自步行時，他大聲呻吟痛哭起來。一位屬靈人士正巧在那時碰到方濟，他是我們熟悉的，且把事件報告給我們。這人對聖人十分友善，在方濟未有任何兄弟前，就曾經安慰過他，現在仍繼續如此。他以為方濟是因某種病痛發作，就問說：『兄弟，你有甚麼問題？』方濟回答：『我要走遍全世界，毫不虛偽羞慚地，哀號悲慟主基督的苦難。』那人也和方濟一起，大聲痛哭起來。」（ 佩魯賈 37 ）

聖方濟在 1229 年到埃及的達米埃塔（ Damietta ），向回教首領宣講和平福音，雖然沒有具體的結果，卻贏得了該首領的敬重，因而可前往已落入回教人手中的巴勒斯坦聖地。他在聖地逗留了數個月，沒有任何史籍記錄這段時間的活動。按理，他一定到訪過基督出生及受難的地方。至於有沒有參加過苦路善工，則是一個完全沒有答案的有趣問題。

（三）苦路善工的發展

苦路，顧名思義，是苦難之路，指耶穌苦難的旅程。拉丁文一般稱為 Via Crucis （十字之路），或 Via Dolorosa （痛苦之路）；而英文一般稱為 Stations of the Cross （十字的位置），或是 Way of the Cross （十字之路）。

拜苦路的習慣，自然源於耶穌的故鄉，以耶路撒冷為主的巴勒斯坦聖地。根據傳說，童貞聖母每日都會到耶穌受苦難的地方，去默想祈禱，反覆思索。聖熱羅尼莫提到，他在耶路撒冷的時候，每天都有從各地而來的人，到基督受苦難的地點朝聖。那時，沒有固定的形式及地點，因為聖思維雅（ St. Sylvia ）在其「 聖地遊蹤 （ Peregrinatio ad Loca Sancta ）」書中，曾細緻地描述聖地的很多宗教習俗，卻沒有提及有關苦路的事。而拜苦路的敬禮，可能是拜占庭的信友，到耶路撒冷朝聖時衍生的；他們在聖週星期五，從城東的革責瑪尼山園出發，向西行至聖墓，即耶穌被釘死及復活的地點。到了四世紀末，一位從高盧而來的艾泰利亞（ Eteria ）修女，報告了她在聖地時，常有朝聖行列，由加爾瓦略山始，遊行至耶穌的聖墓。

在 1342 年，方濟小兄弟接管了耶路撒冷各個聖地。自此以後，小兄弟會與苦路的敬禮，緊密相連。雖然其形式與地點，只是一個雛型；和現今盛行的，仍相距甚遠。在這十四世紀，有三個重要的因素，加速了苦路敬禮的發展。首先，是確定了安多尼堡壘中總督府的地點。其次，是苦路各處的文物，逐漸出土。最後，由於西方世界文化精神的墮落，導致人追求靈性的滋潤，重視反省基督苦難的靈修方法。

在君士坦丁大帝將羅馬帝國皈依天主教會後，很多信友由於地域、經濟及交通關係，無法親往聖地朝聖，於是在歐洲各地模仿聖地的建設，應運而生，苦路的各位置是其中的表表者。大概在第五世紀，義大利博洛尼亞的主教聖白托略（ St. Petronius），倣效聖地有關耶穌苦難的朝聖所，在聖斯德望隱修院，把一些祈禱小堂串聯起來，以聖墓堂作為終點。由於這修院倣照耶路撒冷如此神似，故被人稱為「Hierusalem（神聖的撒冷）」。

從十二至十四世紀，有耶路撒冷的朝聖者，談及所謂「神聖之路（ Via Sancta ）」。這神聖之路是一條固定路線，但未能肯定和 Via Crucis 是否相同。因為在方濟會於 1342 年接管聖地以後，後者才慢慢成型。首先有的固定地點（處），與教宗頒賜大赦有關，可能包括：耶穌遇見聖母、耶穌與耶路撒冷婦女對話、遇到基勒乃人西滿、兵士們抽籤分衣服、釘十字架及比拉多府第等地點。

首次提到「 Stations 」這個字的，是英國人韋威廉（ William Wey ），他用來稱呼耶路撒冷神聖之路上停頓的地點。他分別在 1458 及 1462 年兩次到耶路撒冷朝聖，並述及踏足在耶穌痛苦之路程上，在當時已經是一種習慣。那時，一般朝聖者慣常從加爾瓦略山起步，以比拉多的府第為終點。但從十六世紀開始，朝聖者認為更正確的做法，是把路程倒過來，從比拉多衙門出發，步行至加爾瓦略山結束。

在十五、十六世紀，在歐洲不同的地方，有了聖地的翻版。真福亞華歷斯（ Bl. Alvarez ）往訪聖地後，在西班牙科爾多瓦（ Cordova ）的道明會院，修築了連串的祈禱小堂，按的是每處的模樣，並繪畫了耶穌苦難的情景。與此差不多同時，一位佳蘭會修女，真福優西度（ Bl. Eustochia ），在西班牙墨西拿（ Messina ）的修院中，豎立起類似的各處。

在德國紐倫堡（ Nuremburg ），於 1486 年雕塑了著名的七處苦路，稱為「七次跌倒」，因為在其中描繪的基督，或是受十字重壓而下跌，或是實際跌臥於地。在法國多菲內的羅曼什（ Romans of Dauphine ），波勳（ Romanet Boffin ）倣效瑞士費里堡（ Fribourg ），豎立起各處的苦路像。他甚至與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希望能仔細量度每一處之間的距離，以便倣照，結果沒有成功。曾在聖地服務的真福伯爾納定（ Bernadin Caimi ），在回轉到義大利後，懷念著聖地的景物，就在伐拉樂（ Varallo ）摹擬耶路撒冷而建設苦路像。他更組織了戲劇化的苦難遊行，由人扮演耶穌受苦難時的情景。

根據韋威廉的記述，他所知的苦路共有十四處，但當中只有五處是和現行的一樣。波勳則指出，他在 1515 年到聖地時，有兩位方濟會士告訴他，苦路共有三十一處。而為伴隨朝聖用的熱心手冊，卻分別列出十九處，二十五處，和三十七處。 1584 年，由名為亞迪高（ Adrichomius ）出版的「 在基督時代的耶路撒冷 （ Jerusalem sicut Christi tempore floruit ）」一書，指出苦路共有十二處，這和現行的前十二處相符。十六世紀，在歐洲的低地國家（即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出現了一些熱心手冊，供拜苦路時祈禱之用，其中有些首次出現十四處。因此，有學者認為，十四處苦路及伴同的經文，應源自歐洲地方（如：紐倫堡、魯汶）的推動。這論據尤其因為回教人佔領聖地，基督徒不易實踐宗教信仰及進行朝聖活動，而顯得強而有力。

無論在耶路撒冷，或是在歐洲及其他各地，方濟會小兄弟對苦路善工的推廣，都不遺餘力，這應歸功於會祖聖方濟對耶穌苦難的情有獨鍾。

（四）教宗的參與

歷代教宗的參與推動，為苦路頒發大赦，是苦路發展及定型的主因之一。 1686 年，教宗依諾森十一世頒發特令，賜大赦給那些「按照看管巴勒斯坦聖地的方濟會所習行的」苦路善工者。基於能親到聖地朝聖者不多的原因，教宗同時授權方濟會士可在自己管理的聖堂內，豎立苦路像，並賜予在堂內朝拜苦路者可獲大赦之恩。教宗依諾森十二世，於 1694 年，重新加以肯定。

在 1731 年，教宗格來孟十二世，把大赦延伸至有苦路像的聖堂。教宗聖本篤十四世，人稱「苦路善工的教宗」，於 1742 年頒發特令，授權堂區主任司鐸，可以邀請方濟會士，到自己服務的堂區設置苦路像。

自從 1750 年後，教宗有沒有停止過在羅馬鬥獸場舉行苦路敬禮，不得而知。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自 1978 年就職後，每年於耶穌受難星期五，都參與該地的拜苦路。他甚至把傳統的十四處，作了一些修改。

（五）十四處的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