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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清明節作為中國傳統節日距今已有兩千六百多年。其所體現的根祖文化,對於凝聚炎黃子孫的民族意識,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謀求共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不過,到底晉文公真的有沒有活活燒死介之推呢?一些研究對此進行駁斥:


l 介之推的品行並沒有顯示高風亮節的一面:在晉文公“出遊”期間的歷史作用,除了“割股肉啖君”之外,幾乎無所建樹,此類行為斷不能算是“以大節事君”。他遠比狐偃、趙衰等人要差,而且心胸更差,隱居幾乎是出於一時意氣用事。


l 正史對此事均沒有任何記載:在劉向以前,關於晉文公出亡及回國的事略,可以見諸正史的有《左傳》、《呂氏春秋》、《史記·晉世家》、《國語·晉語四》等資料。而上述四資料均無晉文公 “燒死”介之推的記載;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時的晉國素以有“良史”著稱,人們有口皆碑。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謂“在晉董狐筆”即是。就是說晉國的史官們的良知是令人可以相信的,如果晉文公真的“燒死”介之推的過錯,《左傳》也好、其他史料也好,決不會對此等大事沒有任何記載。


《史記·晉世家》豐富了介之推隱居前后的情節,比如晉侯論功行賞時因幫助周天子平亂而來不及遍封所有功臣,遺漏了介。介隱居后他的隨從懸書宮門以謎語似的文字提醒晉侯,使其想起介之推。情節雖豐富,基本事實仍同於《左傳》,介都是隱居至死,沒有非正常死亡的記載。


關於寒食節起源於介之推在介休綿山被焚的記載,最早見於西漢劉向(約前77-6年)的《新序》。劉向此公已經製造了一個歷史上著名的“冤假錯案”:“葉公好龍”。對此事已有人論證過,此處不再贅述。


劉向“厚誣”古人矣,當然這不關劉向的文德問題——他寫的是小說,本可向壁虛造。而且由於劉向的文筆優美,致使“葉公好龍”已經成為成語。而歷史上真正的葉公絕非如他所描寫的那樣“好龍”。


而依此文看來,晉文公背負“燒死功臣”的名聲也是無法改變了的。所謂“晉文公燒死介之推”的故事,其實的“始作俑者”是劉向。而劉向的《新序》不是歷史著作,他不必經過嚴格篩選資料、嚴格考證等工序,為了說明一個問題,他可以隨意取捨歷史上的人和事。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l 晉文公歸國初期,政局不穩,內外交困,百廢待興。甚至在他進行封賞的期間,就發生了周天子受到弟弟叔帶的叛亂威脅,想做霸主,必須要將“勤王事”放在第一位。晉文公在秦穆公的幫助之下,平定了內亂,站穩了腳跟。但是,“勤王事”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再依靠秦國——無論是“同姓”行為還是將來利用周天子的地位來命令諸侯的遠大目標,都要求晉文公必須親自去做,這是頭等的大事。直到這些紛亂事情辦完後,沒有受到封賞的介之推已經等不及了。


l 作為一代 明 君 晉文公,斷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燒山”的危害性:無論綿山地處介休南部,山非突兀孤立,而是連綿廣袤山系,倘若燒此山,勢必引起周圍連綿數山大火,火勢將造成極大的災難。綿山一帶,春秋時,必定森林茂密。介之推藏進山裏找尋尚且不得,一旦燒起山來,後果不堪設想:大火沿山連綿根本不可控制,不但要毀壞大批森林,而且後期會造成眾多百姓家毀人亡、流離失所。為一人而毀掉眾多百姓,晉文公不為也,所有 明 君亦不會為也。再者,別說是介之推等二三流角色,即使是趙衰、狐偃者流,晉文公也未必會出此下策。


 


寒食節照過,介之推可以崇拜和紀念,但歷史卻不可混淆。


民間興起的寒食習俗蘊含著對忠誠而焚死的介之推的同情惋惜,文士使用該典故則更 多表達對一種風骨品節的崇仰,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盧象《寒食》)人乞祭余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黃庭堅《清 明》)等,貌似背離史實,其實不過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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