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草莽的陳達鉦是這一行動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說：「我和華叔相識在六四。營救行動最初是透過江湖大佬聯繫的，由岑建勳和鄧光榮透過中間人找到我的。華叔為人低調，似乎不太想讓人知道他領導『黃雀行動』這件事。現在他已經離開我們了，是時候給他一個公道，讓世人銘記他在『黃雀行動』中的主要貢獻，對此，作為前線總指揮，我應該說出真相，進一步揭開廬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在江湖上被昵稱為「六哥」的陳達鉦，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當局通緝、跟蹤、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學運領袖、民運分子和學者、作家。陳達鉦說，「為什麼叫『黃雀行動』呢？是華叔取的名。」二十年來，社會上都誤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陳達鉦作出否認，隨即順口吟誦了曹植《野田黃雀行》一詩：「高台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吟誦完，又拿起筆，一氣默寫出這首詩，陳達鉦說，當年被支聯會營救的文化人高爾泰，獲知司徒華患病後寫過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司徒華》，文中也已提及。高爾泰寫道，「我問，聽說你們的營救計劃，叫做黃雀行動是嗎？ 張文光 先生說，『黃雀行動』這個名字，就是 司徒華 先生取的。 司徒華 先生說，是借用曹植的意：『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我原本喜歡漢魏詩，念了接下去的兩句，『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在他所營救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要數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蔡崇國、陳宣良最驚險曲折，可謂九死一生。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震驚世界的《我是柴玲，我還活著》的錄音帶，便是在武漢大學錄製，交由蔡崇國帶來香港的。八九年八月，蔡崇國、陳宣良逃抵深圳。陳達鉦指令弟弟號稱「七哥」的陳達鉗前往接應。誰知是晚武漢國安局人員就追到深圳搜捕，他倆幸而逃脫。
翌日，七哥在蛇口為他們安排逃生之路。他倆上船不到半小時，船老板就帶著他倆折返，因整個海面已被公安、國安封鎖，不允許船隻出海。當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軍警密布，嚴陣以待。他們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機會。司徒華遲遲見不到蔡崇國、陳宣良來香港，質問六哥：「他們一旦有三長兩短，我拿你是問」。七哥用暗語打電話給在香港坐鎮的六哥，六哥在電話中語氣強硬地說，「無論如何一定要保障他倆安全」。他倆在深圳藏匿了七天，七哥上街為他們買食物和飲水，謀劃再度逃生之路。
十天後，當局批准蠔艇可出海作業，六哥、七哥兩兄弟物色了一條出海捕蚝的船隻。蔡崇國、陳宣良藏在船的暗格裏。不料，船隻出海不久，遭突如其來的十多艘公安船隻包圍，公安聲稱已獲知兩人在船上，要將船隻拖回岸邊檢查。幸運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無法與蠔艇一起往回走。此際，船老板對蔡陳兩人說，如回去，你們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們也會悶死，與其如此，不如將你們丟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邊是深圳，你們自己選擇吧。他倆無奈中跳了海。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聞訊後，火爆三丈，對七哥吼叫：「他們有甚麼好歹，我就殺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趕緊跑到深圳灣大酒店，花一千二百元人民幣買了一架軍用望遠鏡，帶了幾名手下，直奔海邊。六哥邊講著這個故事，邊走到辦公室的一角那個櫃，找出那架高倍望遠鏡，給記者看。
話說七哥跑到深圳灣海邊，用望遠鏡搜索海面上蔡、陳兩人，發現有兩個小黑點，當即命令兩名手下下海將兩人救回。又過了一週，兩人仍無法擺脫監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後殺手，動用與中共邊防武警的關係，用高速快艇將他倆安全送抵香港。司徒華在香港見到蔡崇國、陳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個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
司徒華披露，為營救吾爾開希，他直接與營救前線的「負責人」保持聯絡，答應付二十萬港元營救。第一次營救行動，那「負責人」說浪太大而無法靠岸，但照收二十萬元；第二次營救，「負責人」又說，有解放軍在附近，無法接到吾爾開希，卻也照收二十萬元；直到第三次營救行動才成功，司徒華讓李永達拿六十萬元現金前往，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一年前，司徒華將「一寸春心」作為自己媒體專欄文章匯編的書名出版。他說：「此書出版之日，我已快年滿七十八歲了。在這晚年，我以此集句對聯自勉自勵，並贈給讀者們。」他說，蘭花的花蕊（春心），即使花朵全枯萎了，仍然保持鮮紅的顏色。這是一種高貴的品德的象徵。「春心」是理想的比喻。一個人在某一個時期，抱有正確的理想，並非難事。難能可貴的是，經歷了長期的種種考驗，仍然終身堅持貫徹這個理想，直至生命結束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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