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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德文化交流
公元14世紀初，也就是在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漫資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諸國且出版了他的《馬可·波羅游記》之後不久，德國的一個名叫阿爾諾德(Bruder Amold)的天主教神甫來到元大都佈道，成了到目前為止有史可考的第一個踏上中國國土的德國人。
實際上，直到100 多年後的1477年，《馬可·波羅游記》才第一次被譯成中古高地德語在德國出版，取書名為《高貴的騎士和旅行家馬可·波羅》，開始使“中國”為更多的德國人所知。16世紀末葉，歐洲各國又出版了一本以西班牙耶穌會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具體報告為基礎寫成的有關中國的著作(1589年出版德文版，書名為《對強大的、至今仍不為人所熟悉的中華帝國的新鮮簡明、確切真實的描述》)，書中較為翔實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風習和文化。
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大多知識淵博且精通漢語，在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同時，也通過各種途徑向歐洲介紹當時的中國。由於主觀的和客觀的一些原因，傳教士們對當時中國的介紹，明顯帶有某些理想主義色彩:君主英明、智慧，國家昌盛、繁榮，社會安定、祥和，人民理智、幸福。正是這種理想化的介紹，使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格外關注起來，從而生發了接觸中國、了解中國的強烈願望。
公元14世紀至17世紀，中德之間直接的文化交流可以說很少很少。中國文化影響到德國，其媒介主要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據史書記載，13世紀後半葉，意大利人已經掌握了造紙術並在自己國內創辦了第一家造紙廠。
從此以後，意大利造紙業迅速發展，14世紀時已經成為歐洲各國紙張使用的主要供應國。14世紀末葉，隨着雕版印刷的傳入，歐洲諸國，特別是德國對紙的需求量急劇增大。
1391年，在德國東南部的商業文化名城紐倫堡，伴隨着雕版印刷的興起，建起了一家造紙廠。到了15世紀，德國的造紙業已經相當發達，造紙之法於是便以德國為中心向東西傳遞。15世紀末，波蘭有了造紙廠，奧地利的維也納也開始自己造紙。
雕版印刷是13世紀伴隨着蒙古勢力的擴張，以波斯為中介傳入歐洲的。在歐洲的許多國家，雕版印刷開始時主要是用來印制紙牌;紙牌遊戲的風行，又促進了造紙和印刷業的發展。除紙牌外，人們也用雕版印制宗教圖像，到後來才開始印製圖書。意大利、德國、荷蘭先後成為歐洲雕版印刷最早的基地。15世紀中葉，德國還首先使用活字印刷術印制了第一部拉丁文版《聖經》。印刷術的傳入與發展，使得當時文化極為落後的歐洲逐漸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從而使文化從教堂走向了民間。
第一節，湯若望與中國
中國文化與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匯，發端於明朝萬歷年間，即 16世紀末葉。耶穌會士東來，叩開了封閉的“遠東的偉大帝國”的大門。他們來華的目的，固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也帶來了超出了宗教範圍之外的歐洲文化，客觀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湯若望像有學者認為，對於歐洲來說，中國精神世界的真正發現者當屬利瑪竇，但第一個能夠接近中國皇帝且以中國朝廷大員的特殊身份傳播西學的，卻是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
湯若望原名約翰·亞當·沙爾·馮·貝爾 (Joham Adam Schall von Bell)，“湯若望”是他後來抵達中國後另取的漢名。
1592年，湯若望出生於德國萊茵河畔的科隆城。早年，湯若在家鄉讀小學、中學。1608 年5 月，隨着中學學業的結來，他少年時代的生活也結束了。同年6月，湯若望離開家鄉科隆前往意大利，入羅馬城的日耳曼學院就讀。日耳曼學院是歐洲一所頗有名氣的學府，其教育目標，就在於培養既忠於教會，學業上又出類拔萃的貴族子弟，期望他們日後成長為有用的神職人員。學習期間，湯若望正式參加了耶穌會，堅定了自己的終身信仰。
公元1616年新年伊始，湯若望向耶穌會總會長正式遞交了前往中國傳教的申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取得的成就，使羅馬的年輕神職人員心馳神往，許多人都願繼承利氏的事業，去奉獻天主賦予他們的生命與才智。這當然也是湯若望提出申請的初衷。1616 年底，他的申請獲得了批准。
1618年4月16日，是湯若望告別歐洲的日子。在金尼閣神甫的帶領下，湯若望與意大利、比利時、葡萄牙等國的20余名耶穌會士乘船來。經過艱辛的遠航，金尼閣一行終於在同年10月抵達印度的果阿。在果阿逗留了幾個月之後，1619年5月，赴中國的傳教士們重新登程。金尼閣與鄧玉函同乘一船，湯若望與齊惟才 (Wenzeslaus Pantaleon Kir-witzer)搭乘另一條船，先後向中國南海方向進發。兩個月後分別在澳門登陸。
湯若望抵達中國之時，正是明王朝逐漸走向衰落之際。
從抵華到明朝滅亡的20多年間，湯若望所做的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在中國安頓下來，潛心研習中國語言，逐步接近士大夫階層，為日後傳教做種種凖備。二、開始傳教。三、在明朝崇禎皇帝抵禦外患的措施中，應聘參與了火炮的製造。四、其天文學知識與才能得到初步的承認與發揮，因湯若望 1622年進入中國內地，1623 年抵達北京，1627年又奉教會之派前往西安傳教。1630年，鄧玉函在北京逝世而被調入京城任職。
崇禎皇帝召湯若望進京，命他接替鄧氏參與修改曆法。當時，中國曆法已年久失修，經常出現差誤，修歷迫在眉睫地擺上了日程。1629 年，朝廷開設歷局(修歷治歷機構)，主持編修曆法的是科學家徐光啟，參與此項工作的中國人有李之藻和李天經，外國人有鄧玉函、龍華民、羅雅谷。經過十幾年的共同努力，他們終於完成了《崇禎曆書》的編纂工作，共 137 卷。在這項浩大的工程中，由湯若望翻譯、撰寫的篇目有近20 卷。
湯若望完成的自然科學方面的譯著或著作，總數大約有30種，計約70 卷，如《民歷鋪注解惑》、《遠鏡說》、《火攻擊要》(摰:qie，舉、提)等;此外，還有有關社會科學以及宗教方面的著作幾種，如《主制群徵》、《主教緣起》、《真福訓詮》、《崇一堂日記隨筆》等。除了著書立說之外，湯若望還曾為中國朝廷製作過多台望遠鏡以及其他天文儀器，受到中國皇帝的賞識。
1644年，明朝覆亡，清兵入關。湯若望沒有離開北京，他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與清人打交道，表現出理智、膽略和責任感，從而贏得了清廷的信任，並得到清廷的保護。他本人也願為清廷效力。同年7月，他向朝廷進呈了三件儀器: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rigui:利用太陽投射的影子來測定時刻的裝置，也叫日規)一件，望遠鏡一台。同時，他還呈遞了曆書範本一冊，指出了舊曆的7大謬誤。三個月之後，清廷正式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諭旨(yuzhi:皇帝對臣子下的命令、指示)中說:“欽天監信印，着湯若望掌管。凡該監官員俱為若望所屬。嗣後一切占候事宜，悉聽掌印官舉行，不許紊亂。”由此可見朝廷對湯若望的無比信任。湯若望成了中國歷史上欽天監第一任洋監正，由此開創了西洋人在中國執掌觀象台之初始。
由於湯若望參加過《崇禎曆書》的編寫工作，而且保存了大量刻版，因此便有機會利用這些條件對曆書進行修補。順治(清世祖福臨年號)二年(1645年)，他自己出錢編輯刻印了《西洋新法曆書》100 卷進呈朝廷。《西洋新法書》包括著作 28 種，其中，署湯若望名的有7種，由湯若望撰寫而由他人校訂的有6種，由其他人撰寫而經湯若望校訂的有10種，可見他為此付出的勞動與艱辛。
作為欽天監洋監正，湯若望的工作具有開拓性意義。繼他之後擔任此職的，除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外，還有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德國傳教士戴進賢等多人。
湯若望學識淵博，為人正直，受到中國士大夫的尊敬。被朝廷封官之後，他即開始着官服，在服飾上徹頭徹尾地中國化。順治皇帝親政前，便對湯若望懷有一種特別的親情，把他視為長輩，稱他為“瑪法”(滿語，意為尊敬的長輩)。湯若望學貫中西，博聞多能，是少年天子的良師益友。1651年，順治皇帝親政，對湯若望恩寵有加，連續授予他三個頭銜:同議大夫、太僕寺卿和太堂寺卿，官拜三品1653年，又授予他“通玄教師”稱號，加俸一倍。湯若望的本來願望，是想在中國弘揚天主教，不想卻因其在西學上的精深造詣和對事業的一片忠誠，受到了崇禎、順治和康熙三位帝王的賞識與信寵。有些中國學者甚至認為:湯若望對於清世祖福臨，“猶魏征之於唐太宗”(魏征，唐初政治家，著名諫臣)。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湯若望晚年，也曾遭遇過挫折和磨難。他被革除官職，關進大牢，險些送命。1666年8月15日，湯若望逝世並安葬於北京。康熙皇帝親政後，湯若望的冤案得到昭雪，皇帝還親自為湯若望撰寫了祭文，文中寫道:“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丹(b)，給、給以)象歷之司。爰(yuan，於是)錫(xi，賜給)通微教師之號。遽(ju，突然)爾長逝。聯(zhen，皇帝自稱)用悼焉。特加恩恤(x，喪事、葬儀)。”祭文篆刻在湯氏墓碑的正面右側，左側是祭文的滿文譯文。墓碑正中書有“耶穌會士湯公之墓”幾個大字，背後還有祭文的拉丁譯文。
第二節 萊布尼茨和《中國近事》
集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語言學家於一身的德國人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 von Leibniz)，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人物。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特定的文化背景，加上個人特殊的天資與勤奮，使萊布尼茨成了一位當時先進思想與理論的集大成者。在近代自然科學史、歐洲哲學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佔有着特殊的地位。
萊布尼茨祖上是波希米亞人，祖籍波蘭。遠在萊布尼茨出世前300 年，他的祖先就已移居德國了。萊布尼茨誕生時，歐洲正處在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之中。正是那樣的一個歷史背景，為他一生的事業提供了廣闊舞台。
從小，萊布尼茨便受到父母的熏陶，養成了對讀書的濃厚興趣和勤奮好學的進取精神。8歲時，他正式進入尼古拉學校就讀，在學校里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修辭學、算術和音樂，此外還有宗教課程，學的是路德教教義和聖詩。只用了6年時間，萊布尼茨便學完了其他孩子通常要用10年至12年才能學完的功課，而且在課餘，他還像成年人那樣，廣泛瀏覽歷史學、哲學、神學、文學等各方面的書籍，從而為自己日後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661年3月，萊布尼茨進入萊比錫大學法律系學習，台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當時，他還不到15歲。兩年後，他學完了大學的各門基礎課程，積累了知識，開闊了眼界，於1663年5月完成了畢業論文《論個體原則方面的形而上學爭論》，且以這篇論文獲得碩士學位。在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即1666年，萊布尼茨完成了他的論文《論組合術》，並取得了在萊比錫大學講授哲學的資格。接着，他在阿爾特道夫大學注冊，並向大學提交了早已凖備好了的法學博士論文。第二年，通過答辯，他獲得了博士學位。
萊布尼茨離開學校步入社會之後，曾以自己能用拉丁文寫作詩歌而驕傲，並渴望在文學上獲得成功。但逐漸地，他的興趣開始明顯地朝着自然科學方向轉移，且日益顯露出他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獨特才能。1671年3月，他寫出《物理學新假說》，提出並闡明瞭“充足理由原則”。這一原則經過他的學生沃爾夫的概括與補充，成為形式邏輯四大基本規律之一——充足理由律。
踏入社會後，萊布尼茨還一直保持着幼年時從父親那裏繼承下來的對於宗教和神學的熱忱。1668年，他寫了《天主教的證明》，從邏輯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和實踐哲學等幾方面對神學問題進行論證。此外，他還寫有論靈魂不死，論聖餐，以及論及各教會之間爭執不休的某些問題的論文1672年，萊布尼茨奉美因茨選帝侯兼大主教之命出使巴黎，在那裏居留了4年。在巴黎期間，他從沒有中斷自己的研究工作，並與那裏的哲學家、數學家和其他方面的學者廣泛結交，進而促進了自己才智的發展。
萊布尼茨的著作，涉及數學、哲學、邏輯學、物理學、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法學、圖書館學、教育學、生物學等十幾門學科，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邏輯演算原則》、《求極大和極小的方法》、《論形而上學》、《邏輯演算研究》、《自然相隔最為遙遠的)民族攜起手來，逐漸地使位於它們兩者之間的各個民族都過上一種更加合乎理性的生活.....
2.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華帝國:中國這一文明古國的面積同歐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數量卻超過了歐洲。在許多方面，他們與我們各有千秋，在幾乎是“對等的競爭”中，有時我們超過他們，有時他們超過我們……
萊布尼茨還在序言中盛讚中國的康熙大帝是英明君主:
7. 中國的當朝皇帝康熙就是這樣一位史無前例的偉大君主。他對歐洲人一直懷有好感，但是起初還是不敢違背輔政臣僚的意願，以國家法律形式公開允許基督教在中國自由傳播，直到他登基以後才實現了這一點。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康熙皇帝偉大而英明的藍圖使歐洲的技藝和科學更好地傳入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康熙一個人比其他所有的官僚更具遠見卓識。我之所以把他看成一位英明的偉人，是因為他把歐洲的東西與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了。
在拉丁文版《中國近事》出版 300年後的1979年，設在德國科隆市的德中協會也以《中國近事》為書名，用德文出版了原拉丁文本中的部分內容。德中協會主席赫爾曼·賴因博特(Hermann Reinbothe)親自為該書撰寫了序言;德中協會以編者名義撰寫的《萊布尼茨與中國》一文，作為開篇也收在了這本書中。賴因博特在序言中這樣說:
萊布尼茨無疑是一個自覺的福音新教基督徒。他對中國的情況完全是客觀地從書本中、從同天主教傳教士們的交談與通信中得到的。……在這方面，萊布尼茨沒有西方人通常有的特徵——驕傲自大。他當時有一段有名的大膽論斷:“我們不僅要派遣傳教士去中國，而且中國也應該為正確地處理和實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派遣傳教士到西方來。”這段話出自《中國近事》第19頁。
當時只有很不充足的資料可供萊布尼茨使用。但他相信，通過他卓越的聯想力和直覺能補償這個不足。他當時的這些報告至今並未失去其現實意義。相反，萊布尼茨在他的《中國近事》以及他的書信中一有關中國的信件就有 200多封至今尚未發表一處理了那麼多問題，還提出了任務，從事研究中國的科學家們要完成這個任務還需要很長時間。
《中國近事》對中西文化交流(當然也包括中德文化交流)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以說，萊布尼茨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真正開拓者和奠基人。
第三節 留學德國的中國精英
19世紀下半葉，在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同時，清政府也向英、法、德等歐洲國家派出了留學生。1876年，一個士官小組被派往德國學習軍事。此後，便陸續有中國公使和其他官方代表團受命前往德國，其主要任務是購買洋槍、洋如、艦船和機器。德的公和官員，多是北京京師同文堂的畢業生。公務之外，他們也學習新的知識——軍工技術和理工西。
1905 年，慈禧太後頒詔廢除科舉，自此“天朝大國”才對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真正敞開了大門。這一年，清政府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這一年，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所譯《穆勒名學》(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論》出版;這一年，美國基督教會把在上海創辦的聖約翰書院改名為聖約翰大學，並先後設置神、文、理、醫、工等學院。出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其所著《出使九國日記》中，對德國的君主立憲制大加讚賞，同時記下了他參觀“柏林大學堂”圖書館和軍事博物館時的深刻印象。此後，便陸續有一些志向高遠的中國知識分子留學德國，攻讀哲學、法律、教育等諸多學科，以期憑藉德意志聖火的指引，尋到強國之門徑，救國之良方。蔡元培、陳寅恪、蕭友梅、王光祈、宗白華、季羨林、喬冠華、王淦昌、馮至等就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
蔡元培 浙江紹興人。1906 年夏，身為翰林院編修的蔡元培聽到清廷擬派翰林院官員出國留學的消息，便趕赴北京等候。因志願游學者甚少，事情便擱置下來。於是，蔡元培決定以半工半讀的形式自費留德。這一年的冬天，他提出了留學申請。
第二年5月，在友人的幫助下，蔡元培啟程赴德。在柏林學習了一年德語之後，1908 年秋天，他便進入萊比錫大學，一面攻讀，一面著譯。在三年的時間里，蔡元培選修了心理學、哲學史、文明史、美術史、文學史等多種課程。在《自寫年譜》中，他這樣寫道:“講堂上即常聽美學、美術史、文學史的課，於環境上又常受音樂、美術的應習，不知不覺的漸集中心力於美學方面。尤因馮德講哲學史時，提出康德關於美學的見解，最注意於美的超越性與普遍性。就康德原書，詳細研讀，益見美學關係的重要。”在研習美學的同時，蔡元培還系統地考察了西歐各國的傳統藝術，並着手撰寫美學論文。他後來對美學和哲學的研究與提倡，顯然都與在德國時所受的教育密切相關。
四年後，也就是1911年的年底，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便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並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提出了鮮明的教育主張。1917年，蔡元培應聘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受命之時，許多友人勸他最好不就此職，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好，反而會壞了自己的名聲;但也有少數友人給他以鼓勵，說既然知道那裏腐敗，就更應進去整頓，即使失敗，也算是盡了一份心力。蔡元培接受了挑戰。在到校後的第一次演說中，他便明言:“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在他看來，改變學生的觀念，是第一要緊的事情。除了大力提倡學術研究之外，蔡元培還主張不同學術派別並存，不同學術思想自由討論。他實行教授治校，宣傳勞工神聖，積極支持並參加了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中，蔡元培又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號，強調“美育是一種重要的世界觀教育”，並且具體地提出了美育的實施方法，規劃出了一幅全民美育的藍圖。作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為一位頗有影響的美學家和美育實踐家，蔡元培為中國民族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寅恪 在蔡元培赴德兩年之後的1909年(宣統元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公學的江西學子陳寅恪(que)也在親友幫助下，經由上海負笈德意志，考入柏林大學就讀。兩年後轉學瑞士蘇黎世大學。1912年春，因資用接濟不上，只好從瑞士歸國。一年後，陳寅恪又曾赴法國，攻讀於巴黎大學。1914年秋應江西省教育司之召回國，檢閲留德學生考卷，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寅恪再度出國求學已是1919年，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師從蘭曼學習梵文、希臘文等。1921年9月，他離開美國重返德意志，進柏林大學研究，從昌德爾敦教授攻速找文、巴利文和其他東方古文達4年之久。
在德國學習則間，陳寅恪度覽作中，刻苦治學。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其目的是在歷史中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要“在史中史識”。漢語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shorbition，流變)，社會風習、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以及中國文化能夠長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題目。他的勤奮，在留學生中是出了名的。
從1923年起，陳寅恪在柏林的生活曾經十分艱難。他的女兒在一篇追記文字中寫道:“父親在德留學期間，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麪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日子一長，營養太差，加以學習繁重，終於大病，回國休養…
1925年年底，陳寅恪從德國歸來，受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教授。此後，他又曾先後執教於西南聯合大學和嶺南大學，解放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並曾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陳寅恪一生，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對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以及佛教經典，均有深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專著，成為了國內外學者一致推崇的國學大師。
蕭友梅 德意志是音樂之邦，巴赫、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納等大師的名字和音樂激勵、感召着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留學德國的中國學子中，就有一位後來成了著名音樂教育家和作曲家的廣東香山 (今中山)人，他叫蕭友梅。
蔣友梅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系。
1911年，蕭友梅參加了保和殿留學生殿試，獲文科舉人文憑。1912年底，他便轉赴德國留學，入萊比錫大學哲學系，同時就讀於萊比錫國立音樂學院，攻修音樂理論和作曲。四年後，新友梅以論文《中國古代樂器考》獲博士學位。其時正值歐戰，蕭友梅不能返國，於是注冊於柏林大學和一所私立音樂學院研讀音樂史、音樂美學、教育學以及作曲、配器、指揮等專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20年，蕭友梅回到祖國，不久即應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教務主任、講師，並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及北京女子大學創辦音樂科，自任主任。1927年，他又在蔡元培支考下到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國立音樂院，先任教授、教務主任，後任院長、校長直至1940年逝世。
蕭友梅一生勤奮創作，所作器樂曲編號達40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大多已散失。今存的只有《絃樂四重奏》、《哀是行曲》、《新霓裳羽衣舞曲》等幾集。除器樂曲外，他還創作有《問》、《卿雲歌》、《華夏歌》、《“五四”紀念愛國歌》、《三王》、《醜》、《國難》等百余首歌曲。其中《問》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一首歌曲，《“五四”紀念愛國歌》則是最早一首歌頌“五四”愛國運動的創作歌曲。
留學日本和德國的經歷，開闊了蕭友梅的視野，作為音樂教育家，他常說音樂沒有國籍，音樂可以聯絡人類各民族的感情;他主張音樂人要兼學中西，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促進中國新音樂的發展與進步。蕭友梅是中國現代音樂史上新音樂教育事業的奠基人，為提倡新音樂，為造就中國新音樂的第一代人才，嘔心瀝血，孜孜探求，貢獻了自己畢業的精力。
王光祈與宗白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中國的學子中間，又興起了一股留德熱。這其中的佼佼者是現代音樂學家王光祈和美學家宗白華。
王光祈是四川溫江人，早年在北京中國大學攻讀法律。
1918年曾與李大釗、鄧中夏、曾琦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王光祈赴德國留學，在法蘭克福研究經濟，同時兼任《申報》、《時事新報》駐德特約通訊員。
1927年，他轉入柏林大學音樂學。1934年以論文《中國古代之歌劇》獲音樂博士學位。在德國求學期間，王光祈常常埋首於圖書館中， 寫作並翻譯了大量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並完成了 17 種音樂理論著作。其論著主要有《中國音樂史》、《東方民族之音樂》《翻譯琴譜之研究》《西洋音樂史綱要》《西洋音樂與戲劇》《西洋音樂與詩歌》等。此外，王光祈還曾用德文､英文撰寫有許多文章，向歐洲人介紹中國的音樂。在闡述歷代樂律理論，整理中國古代音樂史料和介紹西洋音樂知識等方面，他都有一定的創見和貢獻。1936年初，因辛勞過度，王光祈患腦溢血逝世於柏林圖書館中，時年僅45歲。
宗白華是江蘇常熟人。幼年在南京模範小學讀書，16歲時因害病休學，到青島療養，後來便由親戚介紹入德國人創辦的青島大學中學部修德文。“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並應《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之邀，主編《學燈》達一年半之久。1920年5月，宗白華經由巴黎轉德國留學，就讀於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同年7月，在寄給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的一封信中，宗白華通過一張表格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志願:
終身欲研究之學術——哲學､心理學､生物學;
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教育;事業着手之時日及地點——民國十三年(1924年)上海､南京或北京;
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教育。
後來的事實證明，宗白華是完全按照自己青年時代立下的志願去實踐的，而且做出了巨大成就。
1921年春天，宗白華轉學柏林大學，攻讀美學和歷史哲學受業於德國美學家波爾施曼·德索伊茨(Bolschmann Dessoiz)和奧地利哲學家里爾(Alois Riehl)。其間，還曾選聽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課程。同年9月，少年中國學會會刊《少年中國》第三卷第2期，發表由宗白華、魏嗣鑾等11人成立的留德學生中德文化研究會簡章，內中闡述了他們的主張，即建築各國各民族互相了解與同情的第三種文化，使東西文化"結婚"。
對德意志民族，對德意志精神，宗白華的判斷是在與中國的比較中作出的。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對德意志民族給予了客觀評價，他說:“他們那種冷靜的意志，積極的工作，創造的魄力，確使我們驚嘆羨慕;也因為我們中國民族正缺乏這種優性，正需要這種東西。”
留德5年，打下了宗白華一生事業的基礎。1925 年春天，宗白華在遊歷歐洲之後回國，經小說家曾樸介紹，被聘到南京東南大學哲學系任教。從這時起，他開始寫作《美學》提綱。1928 年，東南大學更名中央大學，宗白華被聘為哲學系教授，後任該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宗白華即應聘北京大學哲學系，任美學史教授，直至1986 年逝世。
給了宗白華以巨大影響的是德國文化巨人歌德。早在青年時代，宗白華就決心去研究歌德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因此，到德國後，他選擇的第一留學地點便是歌德的出生地法蘭克福。他說過:人生是什麼?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義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這些最重大的最中心的問題，在歌德的人生中都能獲得啟示……歌德的世界，超越乎尋常闊大。他的生活是他最美麗最巍峨的藝術品。”隨着時間的推移，宗白華的美學也引起了德國漢學界的關注，在1996 年夏於黃山召開的“國際宗白華學術研討會”上，就有德國學者宣讀了自己的論文。
季羨林與喬冠華 1935年3月15日，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簽訂了一項相互交換研究生的合同。赴德研究生中就有季羨林和喬冠華。
季羨林 1911 年出生在山東省清平縣一個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在濟南讀小學、中學。1934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到德後，他就讀於哥廷根大學，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古代印度俗語。經過幾年苦讀，季羨林終於 1941年以論文《<大事>偈頌中的限定動詞的變位》獲哲學博士學位。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歸國不得，季羨林只好留在哥廷根繼續深造，師從西克(E. Sieg)教授學習中國新疆古代的焉耆-龜茲語(即吐火羅文)，研究印度古代文獻《吠陀》。在環境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季羨林孜孜苦讀，所發表的論文引起了世界梵文學界的矚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46年5月，季羨林才得輾轉回到北京，不久即受聘於北京大學，任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至今。季羨林治學嚴謹，學貫中西，是受人尊敬的學者和教育家，是印度史､佛教史權威。其主要學術成果有:《印度古代語言論集》《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季羨林論印度文化》等。
在自傳《留德十年》中，季羨林真實､生動地記述了自己留學德國的經歷和見聞。在該書的最後一節中，作者寫到了他 1980 年重返哥廷根時的心情，他寫道:“我曾在這裏度過整整十年，是風華正茂的十年。我的足跡印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我曾在這裏快樂過，苦難過，追求過，幻滅過，動搖過，堅持過。這一座小城實際上決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與季羨林同赴德國留學的喬冠華是江蘇鹽城人。1929年考取北京清華大學，先讀於國文系，第二年便轉讀哲學系。到德國後，喬冠華先在柏林補習德語，然後便轉到圖賓根大學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到了柏林，在那裏搞抗戰宣傳。1938 年初，喬冠華經由巴黎回國。
不久，喬冠華應邀赴香港，參與籌辦《時事晚報》。該報於 1939 年春季正式出版，喬冠華撰寫的第一篇國際評論《馬德里的陷落》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時事晚報》停刊後，喬冠華又應邀 參與編輯《世界知識》雜誌，從1939 年冬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喬冠華又為《世界知識》撰寫了大量評論，因而成為香港盡人皆知的時事評論家和國際問題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喬冠華成了外交家，由外交部部長助理一直當到外交部長。
王淦昌與馮至王淦昌是江蘇常熟人，年青時即立志用科學救國。1925 年考入清華，畢業後即赴德國留學，先後就讀於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在哥廷根，他曾受業於著名物理學家弗蘭克(James Franck)和玻恩(Max Born);在柏林，他又在與居里夫人齊名的奧地利女核物理學家梅特娜(Lise Meitner)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並於 1934 年獲博士學位。
回國後，王淦昌先後執教於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60年代初，他受命進入核武器研究院工作，在那裏工作了 17年。在戈壁灘上的試驗基地，王淦昌與同事們一起，完成了原子彈､氫彈研制以及地下核試驗等重大任務，為中國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貢獻。作為科學家，王淦昌學術思想活躍，學術作風民主，工作踏實嚴謹，為青年一代科學家作出了榜樣。
馮至是詩人，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學學習德文，畢業後留校任助教。1930年，他赴德國留學，入海德堡大學就讀，除攻讀日耳曼語言文學外，還學習哲學和藝術史。5年後，他以論德國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的論文獲博士學位。
歸國後，馮至曾先後任教於上海同濟大學和西南聯大。
1946 年調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1964 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作為日耳曼語言文學家，馮至翻譯出版有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的《哈爾茨山旅行記》《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及其他詩作;出版過專著《論歌德》;主編過《德國文學簡史》。為表彰他在研究和傳播日耳曼語言文學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與貢獻，德國的有關機構曾先後授予他歌德獎章和格林兄弟獎章;1987年，他還榮獲了德國國際交流中心頒發的藝術獎。
第四節漢學研究在德國
德國的漢學研究，同一些歐洲國家一樣，也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時代。前面介紹過的湯若望，可以說既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是德國漢學研究的先驅。雖然他沒有留下研究中國文化的文章和專著，但他的業績與精神，卻將與中國文化共輝煌。
1738 年來華的德國傳教士魏繼晉(Florian Bahr)，也曾長期供職於清朝宮廷。他曾編著過一部《德華詞典》(該詞典直到1937 年才得以出版)，收字詞 2200 多個，這在當時無疑是個創舉。
17 世紀，有一大批中文圖書被運到柏林，成為選帝侯王家圖書館的收藏。柏林教士米勒(Andereas Müller)有幸經常使用這些圖書，除了為這些圖書編制目錄以外，他還編輯過一本《契丹國歷史地理論集》和一本《中國歷史》，為德國的漢學研究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作。
在經過了 18 世紀的相對沉寂時期之後，到了 19 世紀，德國的漢學研究才又逐漸活躍起來。其間，最為著名的漢學家有諾曼 (Karl Friedrich Neumann)、庫爾茨( Heinrich Kurz)､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等。諾曼發表過題目為《漢學家和他們的著作》的長文，庫爾茨寫出過歷史論文《秦始皇帝》，普拉特研究中國古代文明和儒家經典的論文曾結集為《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與學說》出版。
在從“業餘愛好者漢學”向學術性漢學的轉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威廉·紹特(Wilhelm Schott)和加貝倫茨( Georg von der Gabelentz)。紹特以用拉丁文寫成的論文《論中國語言的特點》獲博士學位，後被聘為柏林大學教授。
加貝倫茨以翻譯和研究中文和滿文本的《太陽圖說》而獲得博士學位，後曾任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教授。其主要著作是《中國文言語法》，對古漢語語法作了初步的分析與歸納。該書於 1881 年出版，70 多年後的 1953 年又曾在萊比錫重印，可見其學術價值。
紹特和加貝倫茨之後，有一位終生致力於把漢學建設成一個獨立學科的漢學家，名叫格魯伯(Wilhelm Grube)。他1883年出任柏林民俗博物館東亞部主任，其主要著作有《北京民俗學》《中國文學史》和《中國人的宗教禮俗》等。
20 世紀初葉德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當推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衛禮賢原是德國同善會的一名傳教士，在德國佔領青島後到中國傳教。在華期間，他曾創辦禮賢學院，潛心研究中國儒家學說。從 1903 年起，衛禮賢開始發表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論文，並着手翻譯中國古代哲學經典。
衛禮賢以尊孔而聞名，辛亥革命後曾在青島組織尊孔文社，主張復古。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衛禮賢曾在德國駐華使館任學術顧問，離職後受聘北京大學德國文學教授。
其間，他結識了許多著名學者，並曾籌劃創辦一個“東方學社”，其宗旨就是溝通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理解。1924 年，衛禮賢應法蘭克福大學之聘回國，此時，他已經是一名孔子的忠實信徒。
在中國生活期間，衛禮賢已將《論語》《列子》《莊子》、《孟子》等中國經典譯成德文並在德國出版。回到德國後，他又翻譯出版了《易經》《禮記》和《呂氏春秋》等名著。他
所譯的《易經》在德語國家影響至深，被認為是西方“無與倫比的版本”。衛禮賢為翻譯中國古籍和研究中國文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在逝世的前一年，他還以頑強毅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史》(又譯《中國文明簡史》)一書的寫作，為西方人認識中國和中國文化提供了一把鑰匙。
除了像衛禮賢這樣的傳教士漢學家，還有另一種外交譯員出身的漢學家。由於他們酷愛並苦心研究中國文化，在事業上同樣取得了巨大成就。弗蘭克和福克就是德國漢學界這一類人物的代表。
弗蘭克(Otto Franke)早年曾就讀於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學過梵文､法律和中文。後被派到中國當外交譯員，先後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國外交機構服務十餘年。
歸國後，他出版了時事報道和評論集《東亞新貌》，編著並出版了5卷本《中國通史》。弗蘭克為漢堡大學和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的建立與發展，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福克(Alfred Forke)早年曾先後求學於日內瓦大學和柏林大學，攻讀法律。其間，他接受過中文培訓且具備了擔任外交譯員的資格。1890年福克獲法學博士學位，不久即被派到北京公使館任職。在北京期間，他有機會閲讀到大量的中文古籍，並於1898 年在《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學
報》上發表長文《從北京到長安和洛陽》。1903 年福克離職回國，任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教授，直到1935年退休。
福克的主要學術成就在於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曾譯過《論衡》和《墨子》，出版有《政治家和哲學家晏子與《晏子春秋》《中國人的世界觀》《中國文化的思想世界》和《中國哲學史》等專著。其三卷本的巨著《中國哲學史》，材料豐富，譯文考究，注釋詳盡，代表了當時德國的漢學研究水平。
20 世紀上半葉，還有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文學翻譯事業的漢學家，名叫庫恩(Franz Kuhn)。他是一位多產的中國文學翻譯大師，也曾在中國當過外交譯員。所譯主要是中國古典小說，其中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兒女英雄傳》等。另外，他還曾把中國現代文學巨匠茅盾的代表作《子夜》譯成了德文。庫恩的譯作，有 50 余種又被轉譯成歐洲及歐洲以外的18種語言，可見其影響之大､之深。
希特勒政權的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給德國學術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大戰結束之後，德國漢學必須重建。
至 1950 年夏季學期，已有柏林洪堡大學､萊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十幾所大學開設了中文課程，攻讀漢學並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多。
明清史和近代史專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35 年《康有為及其變法派》一文取得漢堡大學博士學位並於兩年後來華進修。1948 年曾被聘為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1950年，傅吾康應聘回國，任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傅氏在漢堡大學執教27年，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學生。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近百年革命史(1851~1949)》《中國與西方》和《明代史籍匯考》等。
20 世紀 50 年代初獲博士學位，後來成了頗有影響的漢學家的，主要有德博和鮑吾剛。德博(Günther Debon)1921年生於南德慕尼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8年，他開始在慕尼黑學習漢語，同時研習日文和梵文。1953 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德博開始在科隆大學任教職並於 1959 年獲教授索格。1968 年起受聘為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直到1986年退休。幾十年間，德博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古典詩歌作品，出版有多種專著。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58 年完成教授論文，曾先後執教於慕尼黑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和海德堡大學，1966 年起任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教授，直至 1997 年逝世。
他研究的範圍很廣，出版有《中國人的姓名》《中國人的幸福觀》《中國人的面孔》等專著，與人合作翻譯出版有中國先秦至清代的小說選集《百寶箱》。
還有一位漢學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早年曾在漢堡和柏林學習漢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霍福民在北京生活過8年。回國後曾任教於馬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後被聘為波鴻大學漢學教授。50 年代後，霍福民致力於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和研究，1950年在科隆出版了全譯本《南唐後主李煜的詞》，第二年又出版了一本題為《春花秋月》的宋詞選。霍福民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晚年，他潛心研究中國鳥類和哺乳動物的名稱與分類，其成果 70 年代在德國出版，受到世人關注。
思考題:
1. 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湯若望做了哪些工作?起了怎樣的作用?
2. 萊布尼茨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哪些貢獻?
3. 留學生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了什麼作用?請舉例加以說明。
4. 德國的漢學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其歷史和現狀怎樣?
二○二三年二月十一日星期六掃瞄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