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簡史(三)- 國教時期
(資料取自《中國企業福音管理教育學會》,作者: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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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教時期
時間:312-590A.D (從君士坦丁頒布赦令到大貴格利即位)
目錄:
壹、羅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一、米蘭諭旨的頒布 312A.D
二、建君士坦丁堡
三、狄奧多西的諭旨
四、帝國分化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一、信仰越發形式化表面化
二、聖職人員的特殊階級形成
三、東西教會隔閡日漸加深
叁、教會積極的化解行動
一、大公會議
二、忠仆興起
三、修道主義興起(始于400-1500A.D)
四、羅馬教會(羅馬之崛起)
壹、羅馬帝國的政治變化
一、米蘭諭旨的頒布(312A.D )
當加利流去世后,君士坦丁為了支配羅馬帝國,與馬克森提(Maxentius)在羅馬郊外的莫爾維安(Mulvian)橋展開血戰。他在夢中被指示以(χρ)為記號征戰就必勝。因不解其意而冥思苦想時,其部下的一位基督徒士兵解釋說這記號是“基督”的希臘語頭兩個字母的組合,所以當以基督的名征戰。君士坦丁非常贊同此解,并在士兵的頭盔和盾牌上都飾以(χρ)的記號。如此,君士坦丁以基督的名征戰,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戰勝了馬克森提。結果就因著這次行動君士坦丁成功的登上了羅馬帝國的皇位。
在出任皇帝之后,君士坦丁就一直記念著,當日在天空中出現使到他得勝的十字旗號。當時大家都知道,十字記號所代表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就在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就頒發了一道諭令,叫做“米蘭諭令”。
米蘭諭令的重點是在羅馬帝國里正式宣布愿意容忍接納基督教,不再以她作為一個逼迫的對象。它并沒有使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由于米蘭諭旨的公布,基督教的地位在羅馬帝國里得以提升了。原先羅馬的徽號“老鷹”也被“十字架”所取代。再者君士坦丁本人對基督教的友好甚至是感激,也提升了基督教在官員和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君士坦丁在他統治的年間,繼續頒發了其它的諭旨,317年,他將國內錢幣上異教徒的雕像逐個除去。319年頒布法令,免收基督教神職人員的賦稅。另有成文法給予主教們一種權力,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教區內作審判工作。異教徒的私人獻祭也被禁止。321年,授予教會接受遺產的權利,從此教會作為法人的權利得到承認。另外又將逼迫時沒收的財產歸還﹔公布星期日為法定休息日等,這些是對基督教的發展非常有利的。在帝國的贊助下,羅馬、耶路撒冷、伯利恆及其它地方紛紛建起大教堂。
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兒子更積極的使基督教成為國教。他們在主后341年下令,禁止異教的祭典,主后346年下令禁止到異教的廟宇參拜,主后352年更下令將參與異教祭典者處死。這樣一來,很多心底里依然信奉異教的人便不能不放棄他們的信仰,有些為了利益,便受洗加入教會。
二、建君士坦丁堡(一個新的政治、經貿、軍事中心,且成為新帝國的首都)
羅馬帝國一向是以羅馬城作為政治中心的。君士坦丁在位時,出于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在羅馬以處建立一個新的城堡,把這個城堡擴大成為一個都會,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都會。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堡”,位于今天土耳其與歐洲接壤之處。他甚至把帝國的行政中心,從羅馬移到君士坦丁堡去。
君士坦丁堡建都后,帝國其它的文化、經濟方面的活動,就逐漸的轉移到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教會也一樣,由于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參加聚會,許多的教會領袖就經常去那兒,甚至聚在那兒,慢慢的君士坦丁堡就形成了教會領導核心。
這事對教會日后的發展影響很大。在羅馬帝國里,由于西方仍然是以羅馬為中心,可是在東方卻是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這個局面形成了教會領導核心的分裂,甚至使得后來東西方教會分裂。
三、狄奧多西的諭旨(380A.D)
狄奧多西是繼君士坦丁之后的羅馬皇帝。他上任后于公元380的公布了一道諭旨。這道諭旨在米蘭諭旨的基礎上,指出基督教的信仰是值得全羅馬帝國人民、值得所有有思想的人、值得所有有智慧的人去接納的一個信仰。
它雖然沒有明確的說,要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但它作為皇帝的命令方式發布,結果帶來許多人不得不成為基督徒的氣氛。
其實在君士坦丁時期,一般的老百姓都會以基督教作為他們的信仰,以得到官方人士的支持。一引起原來對基督教無好感的人也會因國家的政策和皇帝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對教會采取一個非常優待的態度。這種氣氛結果使得就算沒有諭旨出來,基督教也已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了。而再加上這諭旨,基督教在帝國里的地位就更加的穩固了。
四、帝國分化
這段時間的羅馬帝國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按:分治──分立──分裂這樣的走向。
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之后,羅馬帝國的勢力開始走下坡。當君士坦丁堡建好后,帝國的政治中心從羅馬轉移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羅馬帝國對于帝國的西邊、西方的一些省份的統治也比較松懈下來。而且這時期在羅馬帝國之外的一些部落民族,他們因著糧食的短缺,紛紛的跑到羅馬帝國里來。在國力強盛時,羅馬帝國會費很大的兵力去抗衡這些民族的入侵。但在國力衰微之時,皇帝卻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來挽救整個帝國。
當時一些帝國的皇帝,開始采取一個所謂分治的原則。意即,如果我是皇帝,那我就選一個我信任的助手,類似于今天總統制的國家里的副總統的樣子。皇帝委任他們,差不多把半個帝國交給他們,在那分管的一半帝國里,副手可以全權負責其中的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事。只是在一些牽涉到全國性的事務上,副手才需要請示皇帝。這種分治可以說是相當有效的。因一些副皇帝要求自己有高效率的工作表現,希望將來能繼任皇帝,因而帝國也較穩定。
不過分治也有一個負面的影響,不是帝國在運作上,逐漸形成了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兩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其中明顯的差異如語言,當君士坦丁堡成為羅馬帝國的首都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很自然的就繼續使用希臘文作為官方語言,希臘語本來也就是整個帝國的通用語言。可是在西羅馬,羅馬城一直是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而羅馬地方的語言并不是希臘文而是拉丁文。因此當西羅馬帝國的行政慢慢的獨立起來之后,語言上就變成了希臘文和拉丁文并用的情況,而在這并用的情況里面,地方語言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結果到后來拉丁文成為了羅馬帝國里西邊的官方語言。這樣的結果是東西兩邊的運作就被迫變得越來越獨立了。
到了公元400年左右,羅馬帝國就正式的分家了。公元410年,哥特人從北而下,如入無人之境,最后攻入羅馬城,六天六夜大事屠殺、劫掠、破壞并焚燒羅馬城。消息傳出,整個羅馬帝國的人都震驚不已,看為世界末日的征兆。當時在伯利恆忙于寫以西結書注釋的教父耶柔米(Jerome, 347-420 A.D.)聽到此項消息,焦慮得不能繼續工作,他相信敵基督將會出現,他悲戚的說:"世界恐怕快要毀滅了。這偉大的城都,羅馬帝國的首都,竟付諸一炬……誰會料到,一度征服世界的羅馬帝國的基石,竟會如此衰亡……。"他又寫道:“全世界正沖向毀滅,帝國首府,榮耀之城,慘被巨火吞滅,神聖教會淪為灰燼,神的聖徒被捉拿、苦待、殺戮!”從耶柔米這几句話,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人是多么的震驚。然而,這只是開始。
455年,汪達爾人在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之后,又越過地中海攻入羅馬,成為第二批掠奪羅馬的蠻族。同時,匈奴人與日爾曼人的戰斗受挫,就轉而進攻羅馬城,幸有教皇利奧一世出面求情,總算保全了羅馬城。
不久,整個羅馬帝國的西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現時的德國與法國境,几乎完全陷入蠻族手中。那些蠻夷人四出搶掠、屠殺,弄得民不聊生,而在君士坦丁的羅馬皇帝也無力照顧他們。
476 年,西羅馬的最后一個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在蠻族雇佣軍將軍奧多亞克的命令下正式向元老院聲明退位后,元老院派出一個使團赴東羅馬朝廷,把帝徽送給當政皇帝。西羅馬帝國崩潰了。然而,基督的教會卻仍堅立在羅馬的廢墟中,許多蠻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并且尊敬羅馬主教,因為當羅馬皇帝不能保護該城時,是羅馬的主教挽救了它。
貳、教會發展的危機所在
一、信仰越發形式化表面化
隨著教會在羅馬帝國里地位的提升,新的挑戰擺在了教會面前。從積極的眼光來看,過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的傳福音的艱難現在一掃而空。過去你要用一種低調的、隱藏的方式,暗地里去傳福音,現在可以公開的傳,這樣教會的福音事工擴展的非常迅速。
不過負面的問題也同時出現了,由于皇帝的公開支持,并且到后來成為全國人的信仰,結果教會里面出現了一大堆對信仰不認真的人,甚至是有其它的企圖。
(一)教堂建筑取代生命建造
可以說,A.D.312后,教會里的人數是增長的很快,但信仰的質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基督教成為國教以后,情況便大大不同了。每個市民都自動成為 “基督徒”,做基督徒成了唯一的、理所當然的抉擇,甚至是毋庸抉擇的(當嬰孩洗禮的習慣逐漸普及以后,個人根本不用舉手決志)。一個毋庸個人嚴肅思索、鄭重抉擇的信仰,自然甚難成為個人主動的信仰﹔而且,隨著教會人數的增加,政府和大眾也樂意用金錢支持建筑聚會場所。結果教會聚會的建筑物就大量出現了,于是各地均開始大興土木,建造教堂。隨著教堂越造越大,與教堂建筑相關的基督教藝朮隨之出現。不過另一方面,教會在熱衷于外在建筑物的同時,在對信徒生命的培育、福音真諦的講述這方面的力度卻是遠遠不夠的。漸漸地,信仰變為傳統習俗,恪守一套套宗教禮儀與社會道德等客觀的外在規范,取代了個人生命的尋索。
(二)異教崇拜滲入教會
更為嚴重的是隨之而來的還有異教的觀念和形象。
首先是把聖餐的儀式化、異教化。過去聖餐是思念耶穌基督為我們舍命的,儀式化之后,紀念的味道是還有的,可是就逐漸把聖餐看成一個獻祭的行動。在異教的作法里,往往是有很多的活動都與獻祭有關的,獻祭是討他們神靈喜悅的一個手段。教會慢慢變得異教化之后,結果參加聖餐也變成了討上帝喜悅的一種手段,教會之所以舉行聖餐,是因為再一次的耶穌基督獻在這祭壇上。因此聖餐中討上帝喜歡的一個手法就是再一次把耶穌獻上作為一個祭牲。這種作法不單只是帶著迷信的色彩,也慢慢的把聖餐的根本意義改變了。
另外太陽崇拜滲入教會,在12月25日慶祝聖誕,那天是羅馬異教中太陽的生日。教皇利奧一世在5世紀中期就曾斥責過那些先向太陽朝拜然后才進聖彼得堂禮拜的信徒。有些后來基督化了的異教習俗:點燃蠟燭、燒香、花飾,起初教會都避免使用,因為它們是異教的象征。
再者就是對馬利亞崇拜:在埃及的伊西斯(Isis)的信徒,首先稱馬利亞為“上帝之母”,這稱號在第五世紀引起了一場重要的神學爭論。
對馬利亞的崇拜被認為受異教類似習俗的影響。有些學者指出這是脫胎于希臘與羅馬神話中被叫做戴安娜的亞底米女神的崇拜。以弗所城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前一直是拜另一亞底米生育女神的中心,這座城在早期也沾有馬利亞崇拜的風氣。
許多人也把馬利亞和古埃及女神伊西斯聯系在一起。那時羅馬帝國境內流行對她的崇拜。她被尊為“偉大童女”,和“上帝之母”。伊西斯常和許多其他女神混淆,包括亞底米在內,成為日后異教的“普世之母”。她的崇拜者在4世紀末異教遭受查禁和廟宇被毀之后,自然會有瞻仰馬利亞尋求安慰的傾向。有些留存下來的伊西斯懷抱嬰兒賀如斯的偶像,其姿勢與某些早期基督聖母像極其類似。
對聖徒和殉道者的膜拜:這在4世紀迅速發展,小的禮拜堂或大教堂開始在殉道者的墳墓上興建,尋求聖徒遺體不久變成迷信式的搜求遺物。有些地方,有時甚至出現爭奪臨死的神聖隱修士軀體的爭斗。這種崇拜在民間興起,并受到當時重要的教會領袖,如耶柔米、安波羅修和奧古斯丁的首肯和鼓勵。例如安波羅修本人就曾發現几個已經被人遺忘了的聖徒的尸體。
在許多地方聖徒和殉道者取代了異教神明的地位,他們的聖堂原來是異教的廟宇。有些聖徒據稱能醫治不育,有的則能保護旅客平安,鑒別見証的真偽,預言未來。
教會從來都沒有教導信徒去敬拜聖徒,只是說聖徒處于特殊地位,能聽取信徒的祈求,并把祈求直接呈給上帝。聖徒在天上的地位,相當宮廷里大臣的地位,你可以盼望大臣為地位 低微的請愿人解決問題,因為大臣能把請求直接呈給皇帝。
曾有人對此發表異議:“我們几乎看到用宗教作借口把異教儀式引進教會,光天化日之下點燃成排的蠟燭﹔不論在什么地方,人們都在向用貴重紡織品包裹著裝在一個小罐子里的骨灰親吻、膜拜。”但這樣的意見卻受到痛斥。
一方面基督的信仰改變了西方世界,另一方面世俗也侵蝕了教會。到5世紀末期,下列不合聖經的教義和活動已在教會里生根:為死人禱告﹔相信煉獄﹔認為聖餐是一種獻祭,必須由祭司主持﹔聖品階級與平信徒階級分明﹔崇拜殉道者及聖徒遺物﹔迷信遺物有奇異能力﹔聖地朝拜。
釀成教會腐敗信仰變質的諸因素:
1)是基督徒本身。每一個基督徒是聖徒,也是罪人。信主后,舊性情仍然會使他有犯罪和犯錯的傾向。
2)是初期教會對舊約和基督及使徒教導的無知及誤解。聖經固然是一本平易的書,但它也是神的話,所以也是深奧的。尤其是當教會外在環境松散時,同工們對聖經的鑽研也開始放松,結果使得教會的信仰沒有深度。教會花了數世紀之久才研讀出聖經的真義,而這項工程到現在還沒有完工。
3)教會的領袖有點被突如期來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在逼迫時期那種苦日子突然被挪去,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的榮譽和潮水般涌進教堂的人群。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蒙蔽,沒有及時作好生命的實質性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如教堂建造、畫十字架等。
4)是異教的環境。異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世紀,其思想已滲透了生活的每個層面,當君士坦丁大帝給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優待教會之后,成千上萬的異教徒涌進教會,成為挂名基督徒,異教思想和做法隨之而來,因此,教會全面得勝異教之時,也成為教會受異教影響最危險之時﹔世俗潮流也侵入教會,洶涌的來勢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聖職人員的特殊階級形成
君士坦丁在組織教會時,讓教會變得結構化。教會內權力最高的當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羅馬皇帝”,之下是主教議會,議會下是主教長,主教長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區的聖職人員,他們之下是平信徒。當時羅馬帝國分成五個行政區,而教會也同樣分成五個教區。總之,組織架構與政治行政架構平行排列。教會一旦結構化,權力的斗爭便開始出現﹔以往注重的是屬靈的權柄,現在卻加了行政的權柄。最大的問題是,有行政大權的人未必有同樣的屬靈權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同時,教會有了權勢,自然會以權力壓逼異教徒,教會竟成為壓迫者。
再者,隨著基督教在帝國里的地位提高,教會開始把很多的精力用于教堂的建筑和各種基督教藝朮的普及,慢慢地基督教成為一個非常專業化的信仰了。過去信徒當中許多是平民、老百姓,現在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可是在相關的聚會運作上就越來越需要一些專業人士來承擔。結果,教會里的聖職人員、全時間服事的工人就慢慢的演變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也因著他們越來越專業化,他們的身份越來越特殊,結果教牧人員與一般信徒之間的差距也因此越來越大。
再者,聖職人員在帝國里不用繳交稅項,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又受到一般老百姓的尊重,他們的工作又非常的神聖,結果就使到他們成為了當時的特權分子,甚至成為帝國里的一個特權階級。
三、東、西方教會隔閡日漸加深
上文我們已經提到羅馬帝國隨著首都的遷移,使到帝國的東西開始逐漸的走向分裂。這種國家的分制到分裂也影響了教會的發展,正如政治上有東、西羅馬之分,教會也逐漸有了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所謂東方教會,就是指在東羅馬帝國里,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那一些教會。西方教會就是指在帝國的西邊,以羅馬為中心的那一些教會。在羅馬帝國分制而且中央政權相當穩固時,東西方教會能維持相當的一致性。不過隨著帝國的權力分散東西方來往的減少,東、西方的教會逐漸的獨立起來。
1、教會的自主權不同:
到公元400年左右,當羅馬帝國正式分家后,教會的分制就更明顯了。由于東羅馬以君士坦丁為中心,因著政府有效的維持著一個中央政府,所以政府對于教會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從某一方面來講,東方教會所擁有的社會地位是因著政府諭旨的結果,是皇帝說大家要信耶穌的,所以很多的人跑進教會去﹔結果教會在運作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得不聽政府的指揮。這不是說教會樂意如此,當時有相當多的教會領袖,曾公開的違抗皇帝的命令,不過最終的結果還是皇帝以實權勝出,有時甚至會把違命的教會領袖捉起來,然后逼教會另外選出一個領袖來帶領教會。
而在西羅馬帝國,由于進入了第五世紀,根本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所以教會的領袖能夠相當自由的去決定教會的生活、教會的方向、教會的立場,而不必擔心受到官方的干擾。
2、教會的內部建造不同﹔
在東羅馬帝國里,因著教會的建造有政府的支持和影響,所以在東方教會里的教會領袖往往會爭奪主教長的地位。在爭奪主教長的人群中,除了個別出自世俗的原因的人外,也確實有不少是真正對教會有負擔的人,他真的盼望能夠給帝國里的教會帶來一種革新,而要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一些運動,無非是先出任主教長一職。這樣一來,東方教會中就出現了一些爭權奪力的局面。
而在西方教會則完全沒有這種現象,甚至會以東方教會里的這種爭名奪利為恥。
3、教會的自身影響力和號召力不同﹔
在西方教會的組成中,羅馬無疑是特別突出的一座城市。在西羅馬帝國里,沒有一座城市能夠與它相對抗的,雖然有米蘭、迦太基都是很不錯的城市,不過它們在城市的影響力上都遠遜于羅馬。所以羅馬教會只要決定一件事情怎樣,基本上在西羅馬范圍里都可推行無阻。
而東方教會就不同了,君士坦丁堡是東方諸城中的后起之秀。象亞歷山大、以弗所、安提阿這些城市在君士坦丁建立之前已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大教會。而且這些城市的教會也是有著比君士坦丁更大的影響力。比如說安提阿,她一直是保羅的宣教基地,以弗所則是保羅宣教工場的戰略中心……因此這些地方往往對于君士坦丁的指揮權具有一些保留。這樣東方教會在一些重要問題的決定上往往不如西方一致,甚至于有些混亂。
4、教會受外在文化的影響﹔
隨著東、西羅馬的分裂,東羅馬帝國里繼續以希臘語作為官方語言,而西羅馬漸漸地以拉丁文作為官方語言。作為一個學者,精通兩種語言倒不奇怪。可是作為普通信徒,就不樣了,結果教會在一般的水來里,東方的信徒和西方的信徒的隔膜就越來越深了。這種情況演變到第五、六世紀里,就逐漸邊一些教會領袖也出現同樣的情況。一些東方教會的領袖、教父對拉丁文并不很熟悉。在西方教會的教會對希臘文也不大熟悉。結果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東、西方教會的領袖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對方所表達的意思。結果就彼此對對方的主張有一些保留,有時還會出現一些誤會。結果,東、西方教會對立的情況就更加的加深了。
叁、教會積極的化解行動
一、大公會議
(一)教會會議的角色
教會歷史中曾有過几次重要的大會議,開會時,各教會領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討重要問題,周密思考,慎重發言,獲致結論。教會歷史中第一次大會議是使徒們在耶路撒冷所召開的,討論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問題。
大會議可依參加代表的多少而有不同:“省區會議”參加者是來自──省內各教會的代表。“國家會議”參加者是來自全國各教會的代表。由各國派教會代表出席的會議稱為“大會議”或“大公會議”。公元325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就是第一次大公會議。
在教會的鞏固及合一上,沒有一種工作比大會議的成就更大。下文將集中于三次重要會議:尼西亞會議(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會議(公元381年)、迦克墩會議(公元451年)。
(二)尼西亞會議(Counci1 of Nicea)
三百年來,最令教會困惑的問題是:到底聖子基督是否和聖父完全一樣,具有神性?為這問題爭辯得最激烈的兩位領袖是亞歷山大教會的兩位長老,亞流(Arius)和亞他那修(Athanasius)。
1、亞流其人和主要思想
亞流是亞歷山大一所教會的資深長老,作為一位學識淵博、才能出眾而又虔誠的傳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員和苦修主義者擁護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亞歷山大主教沖突。亞流主張只有聖父是真神﹔聖子在本質上與上帝不同。無論從本性或權利方面看,他都不具有諸如不朽、至高權威、完善智慧、良善與純潔等神性。他在聖父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聖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余造物的創造者,所以聖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他與神并非一體,與上帝的關系也不親密。聖子之所以被稱為神,乃是照著上帝的恩典和喜愛。他在實際生活中無罪,也不改變,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聖子須從天父那里領受智慧和光,來向世人彰顯聖父。
亞流將聖子和聖父分割開,破壞了基督是上帝的啟示和人的救贖主的地位。
我們已無法確知亞流的教導和動機究竟是什么,也許他主要的目的在于使道成肉身變得容易理解。他相信“道”或聖子在肉身的基督中替代了人的靈魂。與這道結合的是肉體,不是整個人性。這樣,才容易說明道怎樣能與人體結合,降世成為完全的受造者和名義上的神。
亞流的思想大半源于希臘人對神的世俗看法,他的思維合乎邏輯,他運用聖經的經文來支持他的觀點。例如約17:3“獨一的真神”﹔提前6:16“獨一不死”﹔西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箴8:22“在耶和華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這是當時人使用聖經的錯誤方法,人們不是依據聖經來決定神學思想,而是用來証明自己的神學觀點。
2、尼西亞大會的召開始末
在激烈爭辯最高潮時,亞他那修不過是個年輕人,而亞流已是個愛主、敬虔、生活嚴謹、又有口才的長者。在亞流的主張面前,亞他那修強調聖子與聖父同質,他就是神。
這項有關基督位格的爭辯極其重要,因為它牽涉到人類救恩的問題。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關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說:“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里救出來”(太1:21)。基督救贖的價值全賴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處于完全無助、無法自救的情況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為人類的救主。亞他那修深切體會這一點,他說:“我知道耶穌基督是我的救贖主,他決不能次于神。”
亞流派的教訓造成教會長期而痛苦的爭辯,最后是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會議,解決這項爭論。會議定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亞舉行,(尼西亞在小亞細亞,位居博斯普魯士海峽邊,離君士坦丁堡約四十五哩的一個小城。)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們在皇宮輝煌壯麗的大廳中聚會,好些主教帶著逼迫期間受過酷刑的傷痕前來參加。
尼西亞會議的結果是:亞流的看法被判為異端,基督位格的教義行諸文字,成為全體教會信仰的根據。這項聲明再經后來多次開會,用心修改,成為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教會經過了六、七十年的掙扎,才完全接納了這會議的決定。
尼西亞信經是第一個寫成文字的信經。在其中,教會承認:“耶穌基督,聖而神者,為父所生,并非被造,與父同質。”
如此,教會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條: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從尼西亞會議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為希臘正教、羅馬天主教及復原教的基本信仰。
(三)君士坦丁堡會議(Counci1 of Constantinople)
尼西亞會議并未平息亞流派之爭。亞流和好些主教拒絕在尼西亞信經上簽字,仍然有不少人附從亞流,也有很多人批評大會所采用之詞不能完全表達基督教信仰,這批人得到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因此,亞他那修必須不斷地、再接再厲地為尼西亞信經中基督神性的教義奮斗、直到死日。
亞他那修死后,為正統信仰而奮斗的領導責任落在三個人身上,他們被譽為“加帕多家三杰”。三位均來自小亞細亞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會的杰出人物,他們分別是:該撒利亞的巴西流(Basi1 of Caesarea),拿先斯的貴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這三位弟兄為了護衛聖經的正確教導,不顧一切、勇敢地堅定奮斗。
尼西亞信經沒有提及聖靈的神性,為此,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開了第二次大公會議。會議中,除再度確定尼西亞信經外,更宣告了“聖靈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體”教義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義。至此,教會對聖父、聖子、聖靈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確立。這時教會才真正將亞流主義完全排除。此后,亞流主義逐漸消聲匿跡。
(四)迦克墩會議(Counci1 of Cha1cedon)
然而,上述會議仍然沒有充份表達教會對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據聖經的啟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須有“完全的人性”,這一點和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樣重要。
教會對基督的神性曾意見分歧,如今對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間的關系,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當時曾出現兩種大的思想:涅斯多留主義和歐迪奇主義。
涅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個思想上想當清晰、精明的領袖當他任主教長一職時,他大大的抨擊當時對“馬利亞是上帝之母”的稱號。他指出耶穌本身是同時擁有神性和人性的,馬利亞所撫養的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穌,雖然他同時帶有神性,可是神性這方面,其實并不需要馬利亞照顧的。不過當時在信徒當中一般人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上帝之母”的稱號,他現在提出反對,要廢除這個稱號,正好就是與許多信徒對立的立場。結果這件事情就被一些人用來攻擊涅斯多留的藉口。
他們指出濕斯多留是把耶穌的神性與人性分隔出去,當他們起來攻擊涅斯多留時,這個控告就越來越歷害。因為一旦被認定稱耶穌的神性與人性分隔,則耶穌在撒瑪利亞的肚子餓了并不是真正的餓了,因為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餓。所以一方面當耶穌在人性上需要吃東西的時候,他另外馬上有一個矛盾的特性跑出來,就是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需要吃東西。這樣耶穌的一生就經常在人性與神性的矛盾里面掙扎了。而且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時的痛苦只是人性上的偽裝,因為神性是不會被那個釘子所帶來的痛苦所影響的。這樣耶穌的死就不是真實的受苦了。因此當時就召開一次大會定他為異端。
今天許多研究歷史的人指出,涅斯多留所關心的只是一個并不妥當的稱號 ,他本身其實并沒有真正的主張基督神性與人性的分隔。不過也許涅斯多留的一些追隨者,就是今天稱之為涅斯多留主義的想法,恐怕是一些問題的。涅斯多留離開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到了波斯一帶的地方,在那一帶重新建立教會。這教會后來被稱為“涅斯多留教會”。這間教會在當時發展的非常迅速。而且這個教會相當有活力,非常努力的差派宣教士四處傳揚福音。有史可查的是,當時傳入中國(唐朝時期)的景教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
涅斯多留被趕離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就提出另外一個主張。當時一個教會的領袖叫歐迪奇(又譯“尤提克斯”,Eutyches),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基督的人性與他的神性完全的結合在一起,基督是一個神,不過是一個略帶著人的味道的神。這種主張很明顯是錯誤的,照他所講的,使到那個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成為一個神死在十字架上,這明顯是一個矛盾的講法。結果歐迪奇主義的主張帶來了比涅斯多留更大的困擾。
終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會議在尼西亞附近的迦克墩召開,約有600位主教參加會議。這次會議,他們一方面拒絕了耶穌神性與人性分隔的說法,又同時拒絕了歐迪奇主義。這次會議所制訂的信經和尼西亞信經同樣重要,教會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認“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會宣告:“基督只有一個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這兩性之間的關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換,也不能分割。”
二、忠仆興起
(一)亞他那修(Athanasivs A.D.296-373)
亞他那修生于北非亞歷山大城,早年在當地的聖道學校畢業。當亞流學說初起時,他在教會中公居執事地位,作主教亞歷山大的私人秘書。A.D.325年隨主教赴尼西亞大會。會中他強烈的和亞流派的人作出爭辯,力陳他們在信仰教義上的錯謬,結果亞他那修的主張取得勝利,并獲很多代表們的贊賞。會議最終通過了尼西亞信經,悍衛了真理。A.D.328年,主教亞歷山大卒,亞他那修繼位,任亞歷山大主教前后45年之久,其影響遍及北非甚至整個帝國里的各處教會。
亞他那修一生受盡各方的攻擊,曾先后五次被逐出境。由于當時的政府支持被尼西亞大會定為異端的亞流,并于會后恢復亞流的主教職位。因此亞他那修的反對和堅決的態度為他自己換來了五次被逐的結果。最后一次是于A.D.365年,這次亞他那修年事已高,但他依然沒有逃避。不久就卒于亞歷山大,年高望重。
亞他那修一生著作頗丰,20歲就已發表其處女作﹔其它的大部分作品是為對抗亞流主義而寫的﹔此外還有教牧和釋經的著作。他還有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三十九封節日書信,是最早見証我們今天的二十七卷新約正典的文獻。
亞他那修的一生是力抗異端的一生,他的偉大乃在于他的人格以及他抵抗異端那種剛毅不屈的精神,實為我們的模范。
(二)耶柔米(Jerome, A.D.340-420)
在拉丁教會中,說到學習與應變的天資,耶柔米是凌駕眾人之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東北部一個小鎮的基督徒家中。他小時候在當地接受了傳統的教育。十二歲便離家,長而就學于羅馬,共八年之久。他酷愛希臘文、拉丁文、哲學和修辭學。據說他每逢周日都在地下墓穴里翻譯碑文。
A.D.360年他受洗之后,離開羅馬,經過高盧時,受修道主義所感,加入該團體作修道士。后更一人到敘利亞東部的荒漠苦修,專心研究聖經,學習希伯來文,十年之久。
A.D.379 年他在安提阿受了長老一職,然后往君士坦丁堡受業于拿先素斯貴鉤利門下。A.D.382年他在羅馬大受教宗達馬蘇(Danasus)賞識,聘他重譯當時的拉丁文聖經譯本。由于他生性好辯,舌鋒銳利,結果結怨很多。達馬蘇死后,他遂于A.D.385年退位安提阿,在此成為獨身修道主義者之領袖,后于伯利恆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長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學多采,著作甚丰,特別在翻譯聖經上他的才能最見施展。約在A.D.388年他譯完了新約。他譯舊約是在伯利恆城,得了些猶大朋友的幫助。他追溯到希伯來文舊約中去此足以証明他學力之健全。耶柔米這種苦心孤詣事業的結果就是一部“武加大譯本”,又叫“拉丁通俗譯本”直到今日這譯本仍為羅馬教會所用。這是他終生事業的紀念碑。另外他差不多把全本聖經寫下注釋,加上其它神學著作,高可齊身,對歷代信徒很有幫助。
耶柔米也是個大有成就的歷史家,他續編了優西比烏 的“歷代志”。他自己又編輯了一部“名人傳”,記述了一切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連他自己也包括在內。此外,他也寫了許多論文和書信,說明獨身與修道生活的優點。就耶柔米的學識而論,他真不愧榮獲羅馬教會所授與的“博士”之頭銜和所封立的“聖徒”之稱號。
(三)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北非的塔迦斯德(Thagaste,今阿爾及利亞東部)。父母是非洲羅馬化了的柏柏爾人。他父親原是帝國政府的官員,在當地擁有若干田產。在他少年時代,父親離世。他母親把他送到迦太基學習修辭學。在奧古斯丁身上存在著兩種特性,一是從他父親而來的多情而熱衷于感官的享受,另一是從他母親而來的渴望崇高的思想,追求真理。約17歲左右,他就有了情婦,并同她至少姘居了14年。而他在19歲時就研讀了西塞羅 的《荷爾頓西烏斯》,從而使他產生了追求真理的愿望,并把真理視為唯一的價值。他開始研究聖經,但當時認為聖經遠不如西塞羅的著作文筆典雅。為得到精神和理智的安慰,他轉向摩尼教,并信奉了9年。隨著研究的深入,他開始對摩尼教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是否恰當產生懷疑。在米蘭,奧古斯丁受到安波羅修 的動人講道的影響,但他只是贊賞其口才,并不同意所講的內容。
這時,他接觸到了新柏拉圖主義 ,這對他几乎是一種啟示,如今他不再相信摩尼教的唯物主義和二元論了,而認識到精神世界才是唯一真實的世界,上帝不僅是一切善的源泉,而且是一切真實的源泉。惡并非摩尼教所認為的那樣,是積極的存在,它是消極的,是善的或缺,是意志脫離上帝。認識上帝是最大的福。這種哲學使他有可能接受基督教,并成為他的神學特點。他對教會的權威產生了深刻印象,這是聽安波羅修講道的人常有的事,如他后來說的:“要不是這位大公教會的權威感動了我,我是不會相信福音的。”
奧古斯丁一生的轉折點即將到來,他從未這么痛切地感到他的理想和行為之間有這么大的差距。當他聽說非洲隱修士的生活后,更使他充滿了羞慚之情,對于種種誘惑,那些知識缺乏的隱修士尚且能夠得勝,而他這個滿腹學問的人竟無力抵抗。在進行了一番自責后,他沖進花園,聽到鄰居一個孩子的聲言說:“拿著,讀吧!”他便拿起讀過的書信,翻開羅馬書,視線落到几行字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羅13:13、14)從這一刻起,奧古斯丁思想上得到寧靜,感到上帝的力量能戰勝自己的罪惡,這是他一直求而未得到的。
387年,奧古斯丁在米蘭受了安波羅修的洗禮。391年,他到北非的希坡,被任命為神父,后成為希坡主教。這標志著北非大公教會的重新抬頭,加速了多納徒派的沒落。最重要的是,奧古斯丁提高了非洲大公教會的自信與學朮水平。
奧氏是一位名副其實服侍其世代的神學家。奧氏的影響卻又遠超過第四世紀的拉丁教父。他所啟動的神學思考,為基督教開創了一個神學路向,稱為“奧古斯丁傳統” 。中世紀的神學研究框架是由他擬定的,而他的思想在中世紀的地位,大抵僅次于聖經﹔有人說,后繼的神學家所做的討論,不過是把他的觀點來個綜合整理而已。奧古斯丁傳統不僅是一個教義方面的治學傳統,也同樣是一個今天稱為靈修神學的屬靈傳統,因為它包含了一套宇宙論(上帝與世界的本體關系)和由其衍生的靈程學,西方的靈修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几乎都沿襲他的思想。在奧氏間接的影響下,一種修道主義的傳統形成,即“奧古斯丁修會.”﹔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以前,便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一分子。
奧古斯丁的神學作品超過113本及500多篇講章,絕大多數著述都有英譯本,中譯本則寥寥可數。目前已有的:第一本是《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天主教譯為《天主之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這本書的中文全譯本是由台灣的吳宗文所執筆的,譯筆不俗,它是由拉丁文直接翻譯過來的,免去由英譯本轉譯所引致的多重翻譯的筆誤。吳君文筆流暢悅目,與坊間充塞的中外文俱不通的濫作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本是(懺悔錄)(Confessions),這本書有好几個中譯本,包括民初重要的基督教學者徐寶謙的翻譯(未出版)﹔如今流行的是台灣的應楓(台北:光啟出版社,1976)與國內的周士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所譯的版本。后者由法文譯出,文筆甚佳。
另外還有兩篇重要論著為《論三一》(On the Trnity)和《論自由意志》(On Free Will),收入《奧古斯丁選集》(香港:東南亞神學教育基金會,1972),由湯清編譯,并納入“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系列。
三、修道主義興起(400-1500A.D)
有人曾經這樣說,當你想到中古教會、中古時期,無論是哪一方面,如果問為什么會這樣,那個答案几乎教是一致的,就是修道院。
修道院的生活之所以流行于那個時代,一方面是由于那個時期有那么一些認真追求的人出于對教會里面的混亂不滿以及當時一些愿意以更多時間敬拜神、默想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加上有一些人希望能逃避戰亂、過比較安定的日子等這些人,他們就形成一個社會風氣。靈修要走出去。整個修道院運動分四個階段發展的。
第一時期:教會內部的禁欲主義運動
這一時期,大體上都是教會生活中追求禁欲主義的靈性運動,但是因組織性的禁欲生活還沒具體化,可以稱其為教會內部的隱修生活。這種運動大體出現在尼西亞會議之前,特別是在聖職人員中掀起來的,也稱為半修道士。這時期的代表人物為俄利根,他為追求禁欲生活自己閹割取締性功能。
第二時期:個人禁欲主義隱修運動(Anchoretism)
這種運動是四世紀初掀起,而且可以說這時期禁欲主義成為固定的,永久的形態。這種運動追求在外形上與世界分離,以以利亞,施洗約翰為榜樣努力效法施洗約翰穿駱駝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曠野上生活。他們的衣服是小襯衫和野生動物的皮,他們的食物是面包和鹽,他們的家是地洞,并且他們下功夫在祈禱,默想和贊美,與撒但的勢力爭戰上。這種方式也是東方教會的普遍隱修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是由帝伯的保羅(Paul of Thebes)和安東尼(St. Anthony)發動的。在東方教會中得到廣泛發展,而西方教會方面否認其現實性,沒多少人參加,尤其對女性根本不適應。埃及的隱修者中有薩勒百特斯(the Sarabaites),敘利亞有雷摩波斯(the Rhemoboths)等,他們至少有兩三名一起生活。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安東尼(A.D.250-356)。他在泉水旁或在樹下過隱修生活長達九十年之久。他天性安靜,喜愛默想,好深思,藐視高等學問,對希臘文化和世俗科學莫不關心,只是熱衷于學習聖經、記聖經,而記憶就是他的圖書館。
他自從聽了上帝的聲音后,將三百畝的土地賣掉,除了只給妹妹留下的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都用于貧困人的福祉上了。他遠離教會的中心和周邊地區,每周禁食兩天到五天,如果吃飯也是每天一頓,而且只是面包,鹽和水而已,決不沾葡萄酒和肉食。
他作為亞他那修的朋友,認為亞流(Arius)否認基督教神性的行為比撒但更惡。他于一百零五歲時,微笑著離開人世。至去世之前,他的視力仍很好,牙也整齊健康。他那孩童般的謙遜,令人尊敬的單純,雖沒有高深的學問,但在那時期教會中他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人。
西門(Simeon Stylites),每周一天僅僅是周日進餐一次,四旬節期間連續禁食四十天。他曾隱瞞著苦修于深山,但并不滿足于此,后來在安提阿東部,立了一個柱子,在那兒度過了三十六個春秋(A.D.423-450)。
開始,他自己立了六肘高的柱子。第二次是十二肘,第三次是二十二肘。最后一次竟達四十肘,是人們為他建立的。柱頂面積僅三英尺,食物是門徒們從梯子送上的。他既不能躺臥,也不能坐,只能站立或驅身向神虔誠敬拜。
因為為了禁食敬拜,他的頭觸到腳面。旁觀者數過他以這樣的姿勢敬拜神的次數,達2044次。他衣著野獸皮,頸帶鐵鏈,聖餐也是在柱子上接受。他經歷過太陽光的酷暑,受過漂泊大雨的洗禮,常常被深夜的露雨打濕過,經受過狂風暴雨的怒吼。
西門為了單單期待永遠的上天的賞賜,甘愿每天都過死與殉道的禁欲生活。他每天向旁觀者講兩次悔改之道,使上千名的外邦人悔改,甚至向王也傳講神的訓誡。
他去世前,不單單基督徒就連異教徒也來瞻仰他。波斯國王、皇帝德奧多西烏斯二世(TheodosiusII)、利奧(Leo)、馬西昂(Marcian)等都聆聽過他的教導與祝福。并且,也使病人得醫治,行了許多神跡。
在東方教會里,如此在柱子上潛修的修士有但以理(Daniel﹔主后490年死亡),西門(Symeon The Younger﹔A.D.592年死亡)等人。這修行方法延續到十二世紀, 但西方教會只有一人效法此修行方式,后來被主教禁止而進入了修道院。
第三時期:集體隱修運動(Ceonobitism,Clister)
一般來說,這也被看作是修道院運動的開端,起源于埃及,學于愛色尼派共同體。東方教會由帕科米烏(St. Pachomius),巴西勒(St. Basil)等人開創,而西方教會由亞他那修(St. Athanasius)和本尼狄克(St. Benedict)開創。后更多在西方教會中流傳。
帕科米烏(A.D.292-379)從同齡隱修人巴勒盟(Palemon)那里學習了達到完全的生活。巴勒盟只吃面包和鹽,不沾葡萄酒和油,几乎半個夜晚歌唱詩篇,默想聖經話語。帕科米烏作為巴勒盟的門徒,有時跟著巴勒盟熬夜,一同生活了几年。
A.D.325年帕科米烏組織了修道士的集會,受天使的指導制定了嚴格的規則。結合農務,織布,編筐等勞動進行靈性訓練,不單為自己活著,還注重濟貧救傷。
他去世前建立了八個或九個修道院,有修士近三千名,一個世紀后增長至五萬名。他還為妹妹建立了女修道院。
但是東方教會偉大的神學家,三位一體論和聖靈論的大師該撒利亞的巴西勒反對過分的禁欲主義,而系統地制定了愛和侍奉、勞動、祈禱和讀經等修道院規則。
另一方面,北方教會修道院運動也開始漸漸興起。通過七次漂流生活目睹東方教會修道院返回故里的他那修將此運動介紹給西方教會,使哲羅姆(St. Jerome)、安波羅修(St. Ambrose)、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等都受其影響。
第四時期:修道院組織運動
開創西方教會正規修道院運動的是本尼狄克。他在蒙特卡西諾( Monte Cassino)建立了修道院(A.D.529),協調了教會與修道院之間的隔距,制定了合理的禁欲生活規則。又訂立了修道院的守則。
首先,一個人想加入修道院,他只能以一個試用的、接受觀察的身份進入修道院。試用期為一年。這一年,其它的修道士就會好好的觀察與他交通、了解他。經過一年的考驗,如果他符合了要求,他就必須起誓。這個誓言基本上有三個方面:守貧窮(徹底放棄世上任何特質的擁有權)、守貞潔(遠離情欲、守獨身,禁止享受)、守服從(完全順從修道院院長任何的要求)。當他成為正式的修士后,他在修道院要做兩方面的事:一為靜修(讀經、禱告、默想),二為體力勞動(照院長的分配,達成修道院的生活自給)。此外,修道院的生活也特別強調禱告的時間。其中一個修會安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規定在凌晨兩點、四點半、清晨六占、早上九點、中午十二點、下午四點、傍晚六點為禱告敬拜的時間。
結果在這種嚴謹的要求下,從此正規的修道院得以組織起來。本尼狄克創建的本尼狄尼修會(Benedictine),多米尼克創立的多明我修會(Domincan),由法蘭西斯(St. France)創建的法蘭西修會(Franciscan)等陸續出現了。
在當時混亂的年代里,因著這些修道院的安排,中古的信仰生命力才能維系下來,實在是神在那個年代里特別的祝福。
整個修道院的生活中有許多方面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第一,是渴慕純正的使徒生活。他們丟棄世上所有的欲望與珍愛,單單努力效法跟隨耶穌的使徒們。所以修道院的三個誓約是甘于貧困、甘于獨身(不結婚)、甘于服從,即熱切追求以貧困、純潔、單純的心與基督聯合,成為遵從基督命令的使徒。
第二,是追求完全的成聖。這種修道院方式的靈性運動的意義,在于他不是從西方教會開始,而是從東方教會的傳統開始。西方教會以邏輯和理性為基礎,而東方教會則以感性和靈性為基礎,西方教會強調神與人的本質區別和神的超越性,而東方教會則重視人與神之聯合,即人的神性化。換句話說熱衷于效法基督,參與神的品格,而且追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成聖過程最終達到完全。并且東方教會通過強調人的自由意志,把焦點放在完全成聖過程中人的參與。人作為參與者與神共同完成救恩,而現代教會卻需要這種靈性。
第三,是強調持續的靈性訓練。通過祈禱、默想、讀經、禁食追求靈里面的喜樂,自由的樂園和與神美好的交通。缺乏靈性訓練的實踐的現代基督徒應當跟他們效法學習的。我們應當為省察自己的靈性狀態而祈禱,默想和讀經,并持之以恆地堅持自己單獨的靈修時間,而且在社會里的實踐當中,通過訓練和愛的行動來發揮出自己的靈性。應當不懈地堅持省察和行動的實踐。
第四,還要指出極端的禁欲主義的問題。成聖指的是與世俗生活的分離,即追求敬虔與聖潔,因人的罪行需要這種成聖。但是不可過分追求禁欲主義、厭世主義、逃避現實主義。成聖從消極的意義上說是聖別(守獨身),但從更積極的意義上說是通過參與社會,參與歷史來體現愛。所以,耶穌也說過真正的敬虔是不僅守住自己不被世俗所侵蝕,而且更需要看顧孤兒寡母的現實的愛。
四、羅馬教會的地位(羅馬之崛起)
在3世紀教會的發展中,羅馬主教權威地位的發展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在理論上,所有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從最早的年代開始,由于他們所在的城市的重要與否,有些主教就比別的主教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安提阿、羅馬與迦太基4個地方。尼西亞主教會議承認頭3個在他們自己教區里有優越地位。君士坦丁堡于381年加入,這年在該城召開的大公會議,宣布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僅次于羅馬。羅馬主教提出反對,因為這意味著教會與主教的地位取決于他們的城市在帝國中的地位。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羅馬的地位越顯突出、明顯。
愛任紐把羅馬教會形容成“非常偉大、非常古老、名聞遐邇的教會,由兩個最輝煌的使徒彼得與保羅在羅馬創建。”由于羅馬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基督徒,遂成了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縮影。愛任紐的說法提供一些羅馬何以能在教會中取得領導地位的理由。
大概于公元382年召開的羅馬會議,宣告羅馬的優越地位既不靠這樣的歷史因素,也非依靠任何教會會議的決定。羅馬的地位是由于其主教是彼得的繼承人,彼得是羅馬教會的創立者。基督曾答應過他,教會要建立在他身上。這個超越的看法,雖然有一陣子連西方也不接受,卻成了羅馬主教最后在中世紀教會里取得最高地位的基礎。
第一位根據《太》16:18-19兩節要求取得源于彼得的特殊權威的主教,是與居普良進行爭論的司提反主教。大家已不注意保羅在最早羅馬教會中地位與彼得平等的事實,居普良認為每個主教的作為都是“彼得的教座”,他也承認羅馬教會因為成立得早,地位特別重要。
羅馬教會是所有西方教會中唯一收到過使徒來信的教會,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封信!路加關于保羅前往羅馬的記載占有大量篇幅且詳盡,說明了此行的重要性。能提高基督教羅馬聲望的,沒有比得上兩個主要的使徒在尼祿治下的羅馬殉道這件事了。
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羅馬所毀,從長遠處看,又增加了羅馬教會的地位。那時向東方猶太人的居留地布道已無可能,基督教的重心移向西方,羅馬最適宜擔當中心的角色。
羅馬教會很快擁有大量財產。包括羅馬城外最早的地下墓窟和几所巨宅,上層經改裝后供聚會之用。君士坦丁家族奉獻了拉特蘭宮,還蓋了一些羅馬式長方形教堂,包括兩座彼得與保羅紀念堂,使羅馬教會更加富裕。
4世紀期間,羅馬教會與其主教在名譽與管轄上領導群體的地位大大加強。他們占了兩個便宜,一個是羅馬皇帝過于干涉東方教會事務引起了反對,皇帝若要管轄羅馬教會,難免投鼠忌器﹔另一個是東方教會在教義的大爭執中,羅馬教會自始至終采取了正統立場。
直到4世紀末,羅馬主教尚不能,有時也不愿阻止皇帝凌駕教會。4世紀末才出現劇烈改變,由主教來凌駕皇帝。這完全是米蘭主教安波羅修的功勞。當時羅馬皇帝狄奧多西脾氣暴躁,由于帖撒羅尼迦人暗殺了該地省長,他一氣之下,屠殺了城中數千百姓。安波羅修為此不准皇帝領聖餐,除非他公開認罪并表示悔改。皇帝無奈,只有服在教會的懲戒之下。
但教義上制定使徒彼得為主教之首的,卻是安波羅修同時代的達瑪蘇(Damasus,366─384)。他是第一位一貫稱羅馬教會為“使徒教區”的羅馬主教,并稱呼其他教會的主教為“孩子”,而不稱為“兄弟”。
達瑪蘇的繼任薛西里(Siricius,384─399)是第一個使用“通諭”的主教,這是一種仿效皇帝致送各省省長敕令的訓示。主教使用這種訓示形式,表示他要為自己取得約束教會的權力,就象皇帝在世俗事務上一樣。
薛西里的繼任者們繼續并加強他們握有使徒彼得的權威的主張,雖然理論往往跑在實踐前面。依諾森一世聲稱羅馬主教具有普及全國的權威,并宣布各省教會所做的事情,除非已經報告給他知道,不能算是定案。而且羅馬主教的決定對“全世界的教會都有效”。
利奧一世(Leo ⅰ,446─461)和格拉修一世(Gelasius ⅰ,492─496)毫無疑問是5世紀最重要的教皇。蠻族對帝國的進攻風起云涌,迫使朝廷急切向任何可能幫助帝國不致瓦解的權威乞援。445年,皇帝曾命令羅馬駐高盧守軍司令,去強迫那些不肯自動覲見教皇的主教前往教廷。皇帝的一道敕令便將教皇的要求變成法律。
關于利奧一世向匈奴王和汪達爾王求情的故事,說明教皇在民事政府解體的時候,可以代掌帝國的事務。雖然迦克墩會議拒絕接受教皇的最高地位源出使徒彼得,但利奧仍把這一觀念說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彼得不僅是羅馬教會的創建者,而且通過他的仆人教皇,也是現在這個教會的管理者。利奧主張,不管一個教皇多么不稱其職,那都沒有關系,只要他是使徒彼得的繼承人,按照教會律例辦事就行。
格拉修一世完成了中世紀的教皇的教理基礎。他堅決主張,皇帝必須保護教會,要服從教皇的指導,教皇則受上帝和使徒彼得的指導。其結果當然是聖職人員不應該在世俗法庭上受審。他指出: “不論在任何時候,無人得憑借任何借口,傲岸地認為自己高過教皇。根據基督的命令,教皇高于所有的人和每一個人,普天下的教會應永遠承認教皇是教會的領袖。”
格拉修之后有半個多世紀,歷任教皇的真實地位比他們極力主張的要低得多。他們被利用,有時還會被凌辱。倫巴底人入侵結束了羅馬帝國在意大利的統治,這股蠻族洪流大有淹沒羅馬城之勢。此時,羅馬教會出了一個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他在6世紀最后十年這段危急時期出任教皇,雙手力挽狂瀾。當時羅馬已經朝不保夕,羅馬人面對倫巴底族的進逼,不能從總督那里取得任何援助,而且飢饉、瘟疫流行。貴格利毫不遲疑地負責指揮,給全城准備了糧食,布置防務,向在外作戰的將軍發號施令,又與倫巴底人交涉,最后未經皇帝授權就和敵人締結了和約。從來沒有一個教皇象他這樣敢作敢為。做這些事的同時,貴格利還在經營教會的產業,照顧會眾精神上的需要。中世紀西方教會不管是在教義、教會生活、崇拜方面,還是在教會組織方面的各種特點,都已在貴格利身上有所表現。西方教會后來正是沿著貴格利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
貴格利出任教皇期間,大大擴張了教皇的權力,標志著基督教已從古羅馬的帝國時代,進到由羅馬公教會領導并凝結起來的中世紀的基督教會。世界從古代進到中世紀,羅馬教會在這過渡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