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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義小說在我國有很悠久的歷史。早在唐代便有說三國故事，北
宋時期“說三分”已盛行，後來便成為“平話”，如《三國志平話》、
《五代史平話》等，這便是演義小說的前身。如果再上溯，那麼在敦
煌發現的《伍子胥變文》、《昭君變文》等說唱歷史故事的寫本，該
是演義小說的鼻祖了。但如果按章太炎之說，“演義之萌芽，蓋遠起
于戰國。”（《洪秀全演義·序》），那麼“演義”的起源就更早了。

　　“演義”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周黨傳》：“党等文不能演
義，武不能死君。”據《辭海》解釋：“謂敷陳義理而加以引申。”
可見“演義”是指根據史傳、融合野史經藝術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種通
俗的長篇小說。

　　演義小說由於採用了章回體形式，深得民眾喜愛，故而得到迅速
發展。到了明清時期，歷史演義小說在民間廣泛地流行起來。《三國
演義》、《水滸傳》和《洪秀全演義》等都是產生於這個時期。尤其
在明清兩代，演義小說數以千計，產生了不少優秀的章回小說，如吳
承恩的《西遊記》、曹雪芹的《紅樓夢》、馮夢龍的《三言》、淩蒙
初《二拍》、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等相繼面世。

    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說，除了明末文人創作的擬話本之外，也都是在宋元話本基礎上加工寫定而成。附刻於明弘冶戊午（１４９８）《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後的《錢塘佳夢》，不僅《醉翁談錄》列在“煙粉總龜”下，而且這部短篇小說的引首，全然抄自《水滸傳》的引首“詞曰”部分，除三個“暮”字外，均步原韻，確系在宋元話本基礎上寫定。刊刻於明正德年間的小說《如意君傳》，也是在民間流傳的武則天系列故事基礎上加工寫定而成。至於《國色天香》收錄的《龍會蘭池》、《張於湖誤宿女貞觀記》，其故事也是世代累積而成，本事見南戲《拜月亭記》和《古今女史》。

    中國通俗小說，由宋元民間創作的短篇話本、長篇平話，發展成文人創作的短篇、長篇小說，並非一蹴可及，而是經歷了一個循序漸近的漫長行程，其間也必然有一個過渡。關於這個發展過程，可以歸結爲：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話本、平話－－文人加工寫定－－作家個人創作短篇、長篇小說。文人加工寫定，恰處這個過渡階段，承上啓下，不可或缺。文人加工寫定，不同於改編，特別是篇幅浩繁的長篇小說，從簡單回目對仗、整齊劃一，到複雜的結構佈局、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一項艱苦的創作性勞動。因此，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笑笑生、諸聖鄰，以及一大批不知名的加工寫定者，都爲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建立了不朽業績。他們一方面廣泛吸取民間集體創作的豐富養料，作了創造性的藝術加工；一方面又爲作家個人獨創，作了有益的嘗試和藝術實踐。中國白話小說，只有經過這一自身條件的積累和準備，才有可能在明末出現了一大批擬話本和以《醒世姻緣傳》爲代表的長篇小說，培養出淩诹初、李漁、西周生等一批天才的作家；同時，也孕育了吳敬梓、曹雪芹與《儒林外史》、《紅樓夢》的誕生和問世。

題材廣泛豐富語言通俗易曉     由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經文人加工寫定而成的小說，它們歷經較長時間的錘煉，又在不同地域流布，所以獨具題材多樣性和語言通俗性的鮮明特色。

    就題材內容而言，大致可以分兩大類。一是非現實題材，包括歷史、 傳奇和虛的神怪故事，尤以前者居多。這是因爲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野史稗乘，爲它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上自盤古開天闢地，下至明代，下至明代，各朝各代，都以通俗演義的形式相繼出現，如《盤古至唐虞傳》、《列國志傳》、《兩漢演義傳》、《三國志演義》《東西晉演義》、《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北宋志通俗演義》、《皇明英烈傳》等。對於這類題材小說的創作，《新列國志序》曾作過概括：“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義爲通俗，汪洋百餘回，爲世所尚。嗣是效顰日衆，大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繁幾於正史分簽並架。”《三國志演義》就是它們的代表作。

    與七分史實、三分虛構的歷史演義不同，有一類小說，受傳奇小說審美定勢的影響，加之傳統文學比興表現手法的根深蒂固，憑藉歷史人物和事件來寄寓自己的理想，借古人之形骸，吹進作者的思想情感。這類小說特點，是不拘囿於史實，而是擷取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某個側面或片斷，鋪張揚厲，虛構謀篇，《水滸傳》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宋江，史有其人；宋江起義，也實有其事，但據《宋史》記載，宋江起義的規模有限，遠不及同時代的方臘起義。像《水滸傳》所寫，攻城掠地，兵鋒所向，北至大名（河北），南及江州（江西九江市），西達華州（陝西華陽縣）的起義，在宋代根本未曾出現過。評論《水滸傳》是歷史上宋江起義的真實反映，顯然不符合作品的實際，同時也沒有抓住這類題材小說的真諦。《水滸傳》主要借用宋江起義這一歷史事件，虛構了一系列英雄形象，他們嫉惡如仇的高尚品德，超乎常人的非凡武藝，大無畏的反抗精神，特別是“官逼民反”這一封建社會反抗者的至理名言，正是他們世代夢寐以求並爲之奮爭的理想燭照。《北宋志傳》對楊門將的熱情謳歌，也是明代嘉靖以後，延綿不斷的邊患戰爭的歷史折射。這類題材小說的通病，在於有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

    在非現實題材小說中，還有一種，借歷史事件描寫神魔鬼怪之爭，內容虛幻，風格奇特。《西遊記》之唐三藏西天取經，《封神演義》的武王伐紂，在歷史上或可捕捉到身影，而《飛劍記》、《咒棗記》大寫道仙、禪師，則在歷史上毫無蹤迹了。這些故事，毋寧說是傳統道教、佛教逐漸世俗化的一個反映。因果報應，輪回說教，宗教迷信，俯拾皆是，是其嚴重不足。

    第二類是現實題材，直面人生，可謂明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諸凡封建統治集團的驕奢淫佚、忠奸鬥爭、社會腐敗、政治黑暗、市井生活的蕓蕓衆生，聲情畫貌，情趣心態，盡入筆端，構成了一幅生動的明代社會生活的風俗畫卷。《金瓶梅詞話》發端，大批擬話本繼其後，間以海瑞、況鍾的斷獄公案，數量可觀，而以反映愛情婚姻題材的篇幅最多。愛情婚姻題材，是傳統小說乃至整個文學史上的重要內容，然而到了明代，卻賦予了新的內涵。這主要表現在：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破土而出形成的新興思想影響下，傳統封建禮教受到了猛烈衝擊，反映在文學領域內，情與性，就是指向“存天理，去人欲”虛僞道學的投槍和匕首，而明代小說和戲曲，恰是率先作了藝術反映。它們從肯定人的生存價值出發，大膽肯定人的性欲爲正當要求，描寫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禮教的樊籬，追求摯著的愛情生活，帶有明顯的人文主義色彩，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覺醒。《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然而，這類小說也存在兩個嚴重的缺陷，即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淫穢描寫的泛濫。剛剛萌生的新興勢力，它們重視自身的價值，要與封建勢力抗爭，但卻看不到爲之奮鬥的美好前景。或者說，處於封建社會末世的明代現實，還不能爲它們提供一幅美的藍圖。觸目所及，儘是瘡痍，腐爛不堪，是故揭露抨擊有餘，追求建樹不足。它們寫情寫性，是爲了衝破傳統的封建禮教束縛，帶有那個時代的進步要求。但是，才子佳人、一夫多妻，或長篇累牘、恣意刻露的淫穢描寫，又恰是一次倒退；至於通篇淫亂，“著意所寫，專在性交”的一批淫書，更是一個反動，形成了明代小說創作的一股逆流。

    明代通俗小說創作一個最鮮明的藝術特色，就是語言更加通俗易曉，朝著俚俗化方向發展，使用了大量的市廛隱語，切口聲嗽，有時雖失之規範，卻有很強的表現力，辭彙豐富，鮮明生動。如果說明代前期成書短篇和或長篇還夾雜著大量文言辭彙的話，那麽明代後期之作則洗蕩一空，完全口語化了。《三國志演義》使用的語言雖然簡潔流暢，但也半文半白，更多地是淺近的文言。比之《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的語言更接近口語，洗練明快。《金瓶梅詞話》使用的就是當時的白話口語，諺語、成語、歇後語隨處可見，隱語、江湖切口，比比皆是，帶有濃厚的市井獨特風格，顯得異樣的生動潑辣。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歸功於它的加工寫定者或創作者不再是一些鴻儒雅士，而多數是長期混迹于市民的一員，熟悉他們的語言，加工也得心應手；或有的文人作家，對通俗文學特別酷愛，以畢生的精力爲之搜集整理、加工編輯，耳濡目染，吸引他們用通俗語言進行小說創作，馮夢龍正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明代通俗小說另一個藝術成就，是結構完整嚴謹，細節真實生動，人物性格飽滿鮮明。由文人作家加工寫定而成的幾部著名長篇小說，如“四大奇收”，與宋元平話相比，在藝術創作上有著質的飛躍。這些作品對長期流傳在民間的，作爲小說這一仍嫌粗糙的藝術樣式，進行了重要的改造加工。從題目引首的整齊劃一、對偶勻稱，到情節結構的精心安排、巧作勾連，特別是細節描寫的真實逼真、細膩入微，使小說這一藝術樣式在結構上首尾完整，情節上引人入勝，形象上豐富生動。寫戰事，鐵馬金戈、氣勢恢宏。一個赤壁之戰，《三國志演義》整整用了七回，重在刻畫人物性格。雖頭緒紛繁，人物衆多，卻處處圍繞著諸葛亭，儘管他未帶一兵一卒，但在魏、蜀、吳三國間的重大的、驚心動魄的政治、軍事鬥爭中卻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寫天上，神奇瑰麗，想象豐富。《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描寫得如火如荼，栩栩如生。寫世情，依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細心提煉，維妙維肖，給讀者以真情實感，産生了巨大的藝術魅力。不同題材，採用了不同的塑造人物方法，藝術性格飽滿豐富，琳琅滿目。幾百年過去了，而四大奇書裏的藝術群像，仍在人們心目中熠熠生輝。

    明代後期，馮夢龍、淩濛初、李漁等創作的一大批擬話本小說，篇幅不長，但精雕細鏤，玲瓏剔透。一個故事入筆，揮灑自如，敘得娓娓動聽。如《譚楚玉戲城傳情  劉藐姑曲終守節》，在細緻描寫戲班演員生活的同時，加進傳統的王十朋與錢玉蓮故事，剪裁得體，獨具特色。難怪“祭江”這一細節，到了《紅樓夢》裏，林黛玉也藉以旁敲側擊，微含譏諷。不難看出，文人作家邁入明代通俗小說的創作園地，從他們爲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加工寫定，到自己匠心獨運，獨立創作，爲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開拓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文言小說創作   與明代通俗小說空前繁榮相比，明代文言小說的創作，相對來說，難以抗衡。因襲傳統的靈怪、豔情題材，多以因果報應出之，示意勸懲，削弱了小說藝術的感人力量，筆記雜俎又多側重于自然現象的變異，帶有較多的迷信色彩。《剪燈新話》、《剪燈餘話》雖不乏故事曲折、文筆淨潔之作，給予明代的文言小說創作以深遠影響，致使仿作叠起，趙弼的《效顰集》、陶輔的《花影集》、周禮的《秉燭清談》、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等相繼問世，形成了“剪燈系列”，不少篇章也爲擬話本和戲曲創作提供了素材，但內容上多承唐宋傳奇餘緒，較少新意，就其總體而言，成就不高。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發展到宋代，衰微之勢，已見端倪，元、明兩代繼之，至清《聊齋志異》出現後，始有改觀。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明代處於創作的轉折時期，承上啓下，爲清代文言小說的興盛創造了條件，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宋人崇尚紀實的小說觀，在明代又有發展。自宋濂以小說筆法作紀傳起，紀傳體小說或帶小說性的紀傳文不脛而走，蔚然成風。即便帶有寓言性質的《中山狼傳》，也以此體命筆，首尾完整，娓娓動人。紀實性文言小說，逐步由虛幻飄渺的靈怪鬼魅，向現實生活貼近。雖是寫鬼怪，卻富於強烈的現實人生色彩，如《綠衣人傳》的李慧娘鬼魂，采摭史實，寄託了現實社會的愛僧，讀來親切可信。至宋懋澄的《負情儂傳》、《劉東山》、《珍珠衫》，則直面人生，有時有地，徹底擺脫了靈怪的構架，改變了文言小說“托往事而避近聞”的創作傾向。作者在《負情儂傳》結尾，明確無誤地告訴讀者：“余自庚子秋聞其事于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敍事”。“丁末攜家南歸，舟中撿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惟恐其複崇，使我再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複寄語女郎，傳已成矣。”現實社會生活入篇，就爲文言小說的創作開拓了廣闊的天地。《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在其作《老饕》篇末雲：“此與劉東山事蓋仿佛焉”。說明他的文言短篇創作，就接受了這一影響。《聊齋》中的不少篇章，本身就是作者耳聞目睹的現實社會生活的實錄；即便怪異故事，也與現實人生有著密切的聯繫，所寫陰司，實際上就是人間的反映，筆下的鬼狐，恰是人類的化身。這一創作傳統，在文言小說創作史上産生的深遠影響，是不應低詁或抹殺的。

    二是文言小說朝著通俗的方向發展。先是明代前期之作顯受宋元話本的影響，《嬌紅傳》、《鍾情麗集》，甚至《如意君傳》，已是介於文言和話本之間；次後，通俗小說的繁榮，對文言小說的創作，更帶來了強大的衝擊力。於是，一向專事用典、標榜古奧的文言小說中，也摻入了普通生活的口語、俚俗。特別是小說合刻選集，漸趨明顯，至清初之蒲松齡，則集其大成，人物語言，聲口如聞，典雅與俚俗相容並蓄，而且達到了和諧統一，形成了古雅簡潔、清新活潑的語言風格。

    三是文言小說的容量越來越大，包羅萬象，傳奇、志怪、筆記、雜俎，群體具備。這固然爲各種形態類型的文言小說創作打下了良好基礎，但同時在內容上也愈來愈駁雜。甚或在一部著作中，既有傳奇紀事，又備寓言小品；既講神鬼怪異，又談逸事瑣聞；既有帶情節的故事，又載自然界的奇異現象，籠統地把這類著作稱之爲“文言小說”，實不相符。尤其是一些文人筆記，更難以“小說”立目。應當指出的是：在這些筆記雜俎之作中，常載有珍貴的小說史料，向爲研究者所關注，如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屠本畯的《山林經濟籍》、薛岡的《天爵堂筆余》，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張醜的《日記》等，把它們列入小說史料類，更爲允當。

    四是文言小說的篇幅愈來愈長。明代的文言小說，筆記仍多短簡，而傳奇體則呈擴充爲中篇的趨勢。瞿佑之《剪燈新話》初見端倪，《鍾情麗集》、《懷春雅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劉生覓蓮記》、《龍會蘭池錄》等集、編繼其後，至《輪回醒世》則動輒數千言。篇幅的趨長，使情節曲折繁複，枝節層出不窮，便於編織出更加動人的故事；同時，也與這種文體小說的寫法方法密加相關，即作品中插入了大量的詩詞韻文。究其源，蓋因話本創作的影響，故時人稱之爲不文不白的“詩文小說”。總之，不難看出，明代的文言小說創作，由於受到通俗小說的影響和衝擊，無論在思想內容或是藝術形式上都增添了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