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論世－米俐的部落格

“知人論世”是說要讀懂前人的作品，就應該知曉作者的身份、思想、經歷、家世，應該瞭解作者所處的時代、社會環境及作品產生的具體背景，被認為是一種要理解文本必須先瞭解作者的為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的論文研究方法。“知人論世”的本義是指“交友之道”。

“知人論世”見於《孟子》。《孟子·萬章下》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為不足，又尚論古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①“尚”同“上”，“尚友古人”即倘若嫌與天下的善士交朋友還不滿足，則可以進而上之與古人交朋友。但古人已死，所以要與古人交朋友，就不但要讀他們的詩書，還要瞭解他們在世時的行為事蹟。只有既觀其言，又觀其事，才能比較準確地瞭解古人，從而決定是否值得與他們交朋友。這就是孟子所謂的“知人論世”，後經文論家的發展，成為一種論文的方法來使用，即“知人論世法”，後人經常運用于文學欣賞、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教學。

所謂“知其人”是指閱讀作品時必須瞭解作者的身世、經歷、思想狀況及寫作動機等；“論其世”是指應聯繫作者所處的時代去考察作品的內容。這一注重客觀事實，從多方面去把握作品的鑒賞和評論方法，對於中學古詩文教學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所雲：“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②若不注意“知人論世”，妄論遽論古人之文，文學史上也鬧出不少笑話。唐代詩人杜牧曾寫下詠史名作《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詩由沉沙折戟想到赤壁之戰，接著說明當時假如東風不給周瑜幫忙，必定魏勝吳敗，大小二喬必被曹操所占。詩人通過二喬的命運喻示國家安危、社稷存亡，表現赤壁之戰的意義，宋人許彥周卻不問這些，在其所著詩話中譏諷杜牧：“社稷存亡，生靈塗炭卻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注：對杜牧的貶稱）不識好惡。”③許氏不瞭解詩人寫作的意圖及赤壁之戰的背景與意義，以至對此詩產生了誤解。

魯迅也非常肯定“知人論世”的論文方法。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末定”草（七）》中說：“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其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於說夢的。”④他在談到陶淵明時曾說：陶氏固然寫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寄興田園的篇章，也寫過“刑天舞千戚，猛志固常在”等憤世嫉俗的悲壯之歌，如果只看到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中的另一方面，則必然失之偏頗，所以他說：“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⑤由此可知，沒有對作者及其作品全面而深入地瞭解，而是任意取捨，必定會影響到對作者的瞭解和對詩作的理解。中學課本只選了陶淵明詩文《桃花源記》、《飲酒》、《歸田園居》、《歸去來兮辭》等歸隱詩作，以致造成陶潛先生在學生的心目中，其形象永遠是飄逸脫俗的。

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產生這作品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閱讀一篇作品，要是不知道它的時代背景，孤立地看，往往不易通過作品來認識作者的思想感情。“知人論世”是閱讀分析文章時應掌握的一個重要方法，只有掌握了這個方法，才能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評價作家及作品。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詩歌文化，改朝換代頻繁，興衰成敗榮辱恩怨催生了眾多不朽的傳世之作。這些作品離我們時代太遠，如果不“知其人”“論其事”，就根本無法讀懂作者的思想。

兩派政治勢力殘酷鬥爭時，為避禍全身，有些作家的作品往往寫得很含蓄。不瞭解當時的時代背景及作者的情況，就很難把握作品的真意。如正始（魏齊王曹芳之年號）年間，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爭奪政權的鬥爭十分激烈。一些詩人畏禍避世，其詩歌也曲折隱晦，蘊藉含混，表現了正始之音所特有的風格特徵。阮籍《詠懷詩》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人為何夜中不能寐？為何用“明月、清風、孤鴻、翔鳥”來渲染淒清的氣氛？結尾何充滿了憂思？不瞭解阮籍和曹魏集團的關係，不瞭解阮籍所處的背景，是很難弄明白這些問題的。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禹的兒子，同曹魏集團關係密切，他不願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但又不敢公開反抗，於是在詩歌中表現為既憂傷怯懦，又隱晦含混。如果弄明白了這些問題，儘管阮籍的詩歌“言在耳日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其詩歌的含義還是能弄清楚的。

杜甫有詩《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盔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篆聊為梁甫吟。”對於這首詩的格調，歷代詩評家常以“氣象雄渾”、“聲宏勢闊”、“境界闊大雄渾”⑥等字眼加以概括，筆者以為這是很不妥當的。其失誤，可能來自對歷史背景的忽視，以致影響了對作品的整體把握。杜甫寫作《登樓》之際，正逢唐王朝風雨飄搖、狼煙四起的多事之秋，作為憂患意識一向深重的愛國詩人，面對“萬方多難”的危局，恐怕是很難“雄渾”得起來的。至於“描述山河壯觀”，“飽含著對祖國山河的讚美”，“明言大唐帝國氣運久遠”⑦之類的評贊，似乎更讓人覺得有“言不及義”之嫌，“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

與杜甫同時代的李白其作品之思想內容、作品風格為何會與杜甫有如此大的差別呢？一個是浪漫主義的詩人，稱“詩仙”；一個是現實主義詩人，其詩稱“詩史”，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作家生存的社會現實存在種種複雜的因素，儘管社會背景差不多，但這些因素也會對不同的作家造成不同的影響。不同的家庭、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的價值取向的作家便會依據他們所接受的因素，形成不同的思想結構，顯示出不同的色彩形成大異其趣的風格。這也是古詩文欣賞與教學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出於種種原因，作家有些話不便直說，往往在其作品中採取含蓄的手法。唐代詩人孟浩然雖布衣終身，但出仕的願望十分強烈。733年，張九齡任承相，孟浩然希望得到他的引薦，寫了《臨洞庭湖贈張承相》：“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揖，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獨有羨魚情。”作者想渡湖苦無舟揖，只好臨淵羡魚。實際上作者的幹詣之意是十分強烈的，用“欲濟無舟揖”喻出仕無人引薦，用“獨有羨魚情”喻出仕的願望，但整首詩不露幹乞之痕，寫作技巧確是超人一等。如朱慶徐的《近試上張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表面上寫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見公婆時的不安心情，而詩人的本意卻是以此為喻，委婉試探自己的詩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評判標準。⑧ “春風又綠江南岸”是王安石膾炙人口的詩句，大多數人都注意到了王安石錘字、煉字，“綠”字如何用得巧妙，如果只看到這一點，是因為其並未真正悟得王安石當時之情感，當詩人第二次被起用為相，離開江甯時，感到十分喜悅，希望憑藉皇帝的重用即所謂溫暖的春風來開創變法的新局面，這種心情，用“綠”字表達最微妙、最含蓄，既寫了生機盎然的春景，又洋溢著奉召回京的喜悅之情。不知人論世，這一點從是很難體會到的。

“知人”和“論世”這兩個方面互相獨立而又緊密相聯，“知人”必須從作家的家庭、身世、個性把握入手，這樣才能準確理解作家不同時期不同思想風格的作品，才能更好理解作家在作品中明白表現出來的思想以及隱含於字裏行間的言外之意，而作家的家庭以及個人生活的軌跡又不能脫離他當時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以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為例，她生於名宦書香之家，自小便有詩名，十八歲和太學生趙明誠結婚後，共同切磋詩文，研究金石，情趣相投，生活美滿。四十四歲靖康難起，夫婦南渡避難，明誠途中暴病身亡，所帶古玩珍藏亦喪失殆盡，她孑然一身，在輾轉流離中度過了淒苦的晚年。這一切都可在她的詞裏得到印證。她的詞，以南渡為界，分前後兩期，前期寫少女少婦生活，反映了她對理想和情愫的追求。如《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詞中事、景、情融為一體，全詞活潑明快，風趣橫生，洋溢著歡愉的情韻。後期的詞反映了詞人飽經風霜的淒苦和堅韌不屈的生活意志，或隱或顯地寄寓著家國之痛，故土之思。最值得注意的是《聲聲慢》，但若你不瞭解李清照此時正值國破、家亡、夫死、物散等不幸的變故，你是不能準確理解開篇連下七組疊.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這如泣如訴，心神不寧，若有所失的婦人形態，接著通過把酒、望雁、看花、聽雨等一系列生活場景的描繪，展現她的淒苦情懷，結句“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詞中抒寫的愁，雖然是個人的愁，但如果聯繫詞人所處的時代來看，其典型意義就在於個人遭遇與國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難息息相通。⑨

總之，“知人論世”對於古詩文教學和文學作品欣賞，對於更深刻、更透徹的全面瞭解作家的創作本意和思想情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那種一味抨擊語文教學“五環節”的思想和作法也是不可取的，把語文閱讀教學的低效率遷怒於“時代背景介紹”、 “作者生平介紹”等教學環節，亦是不妥當的。周振甫先生在50年代初期便撰寫了《閱讀作品要注意時代背景》一文，深入淺出地闡解了“不認識作品的時代背景，就是缺乏歷史的觀點”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