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一、名詞解釋（30分）

1、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即清順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涉及的領域及法學、力學、光學、語言學等40多個範疇，被譽為十七世紀的亞裏士多德。

萊布尼茨是歷史上少見的通才，他的專長包括數學、歷史、語言、生物、地質、機械、物理、法律、外交等領域。他本人是一名律師，經常往返於各大城鎮，他許多的公式都是在顛簸的馬車上完成的。

8歲時，萊布尼茨進入尼古拉學校，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修詞學、算術、邏輯、音樂以及《聖經》、路德教義等。

1661年，15歲的萊布尼茨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一進校便跟上了大學二年級標準的人文學科的課程，他還抓緊時間學習哲學和科學。1663年5月，他以《論個體原則方面的形而上學爭論》一文獲學士學位。這期間萊布尼茨還廣泛閱讀了培根、開普勒、伽利略等人的著作，並對他們的著述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評價。在聽了教授講授的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的課程後，萊布尼茨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664年1月，萊布尼茨完成了論文《論法學之艱難》，獲哲學碩士學位。是年2月12日，他母親不幸去世。18歲的萊布尼茨從此隻身一人生活，他—生在思想、性格等方面受母親影響頗深。

萊布尼茨是較早接觸中華文化的歐洲人。法國漢學大師若阿基姆·布韋（Joachim Bouvet，漢名白晉，1662－1732年）向萊布尼茨介紹了《周易》和八卦的系統，他們兩人一直是好朋友。在萊布尼茨眼中，「陰」與「陽」基本上就是他的二進制的中國翻版。他曾斷言言：「二進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邏輯語言」。西元1700年左右，萊布尼茨從一位友人送給他的中國“易圖”（八卦）裏受到啟發，最終悟出了二進位數字之真諦。雖然萊布尼茨的乘法器仍然採用十進位，但他率先為電腦的設計，系統提出了二進位元的運演算法則，為電腦的現代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萊布尼茨對中國的科學、文化和哲學思想十分關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德國人。他向耶穌會來華傳教士格裏馬爾迪瞭解到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情況， 包括養蠶紡織、造紙印染、冶金礦產、天文地理、數學文字等等，並將這些資料編輯成冊出版。他認為中西相互之間應建立一種交流認識的新型關係。

在《中國近況》一書的緒論中，萊布尼茨寫道：“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仿佛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中國。”“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相比，面積相當，但人口數量則已超過”。“在日常生活以及經驗地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是不分伯仲的。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通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但“在時間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

在這裏，萊布尼茨不僅顯示出了不帶“歐洲中心論”色彩的虛心好學精神，而且為中西文化雙向交流描繪了宏偉的藍圖，極力推動這種交流向縱深發展，是東西方人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繁榮進步。

萊布尼茨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畢生的努力，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的虛心好學、對中國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歐洲中心論”偏見的精神尤為難能可貴，值得後世永遠敬仰、效仿。

2、利瑪竇：

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10歲時在出生地的耶穌會學校學習。後加入聖母會，過著修身生活。1571年加入耶穌會，並於次年進羅馬學院就讀。5年的大學生涯奠定他一生的學識基礎。1576年12月，耶穌會印度傳教區辦事處希爾法（Martino de Silva）要求增派赴東方的傳教士，早已立志航海並到東方傳教的利瑪竇立即向耶穌會提出申請。翌年初其申請獲得接納。

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 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1583年8月獲准在中國居住。他在肇慶之初獲的知府王泮保護，但肇慶一般市民對他十分反感，並千方百計想驅趕他出境。於是利氏不談宗教的事情，繼續跟士大夫交往和努力學習漢語。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坤輿萬國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禱文》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僊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第二站：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汝夔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才知道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鬚，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長居北京：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如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

著作有：《天主實義 》、《交友論》、《西國記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辯學遺牘》、《西琴八曲》、《齋旨》、《畸人十規》、《奏疏》、《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測量法義》、《勾股義》、《圜容較義》、《蓋通憲圖說》、 《萬國輿圖》、《乾坤體義》、《中國年鑒》、《信札》等。

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3、漢學：

漢學：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包括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文字和語言。等等，甚至也包括對於海外華人的研究。

漢學最初只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學、文學等，不包括現代中國的研究。二戰後，也逐漸開始研究現代中國，故漢學可以分為古代漢學和現代漢學。

4、嚴復：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福建侯官（今閩侯）人，字又陵、幾道。是「福州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生，於1877年到英國留學，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1879年學成歸國，曾擔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等 職，執教達20餘年。1905年，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大學，曾任第二任校長。辛亥革命後，嚴復在政治上趨於保守，支援袁世凱復辟帝制。1921年病故。他 在留學期間精研西方社會科學，歸國後譯成《天演論》（進化論）、《原富》等名著，較有系統地介紹西方文化，成為現代中著名的啟蒙思想家。

甲午戰爭後，嚴氏發表了諸篇文章，主張學習西方和培育人民，才是使中國富強起來的根本辦法。

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啟蒙譯著。嚴復的翻譯考究、嚴謹，每個譯稱都經深思熟慮，他提出的「信（準確）、達（妥貼）、雅（優美）」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5、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指一條從西漢年間（公元前二世紀）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紀，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它全長7000多公里，東起長安（今西安），經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和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再到西亞，最後抵達歐洲。

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輸入西域的物資有：天竺、波斯的胡椒、白豆蔻、天竺乾薑、菠菜、寶石、香料、珊瑚；西域的血汗馬、象牙、油煎餅等相繼傳入中國。

輸出西域的物資有：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茶葉、藥材等。

其他非物質的互傳的有風俗習慣、生產技術、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音樂舞蹈等，但以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

在漢以後的1000多年時間裡，絲路一直扮演著東西物資傳輸的重要角色。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6、《尼布楚條約》：

清聖祖康熙完成統一後，決心對俄用兵，以解決東北的問題。當俄國的勢力接近清朝的中國時，便發生了軍事沖突。1652年（清順治九年），俄國人東入黑龍江，“駐防寧古塔（今黑龍江省海林縣）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烏紮拉村”。這是中俄之間第一場戰鬥。1657年，沙俄派正規軍在尼布楚河與石勒喀河合流處建立了雅克薩城與尼布楚城。之後中俄之間發生多次外交和軍事上的沖突。1685年，清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亂”後，派將軍彭春5月22日從�
��琿起兵五千人，5月25日攻入雅克薩。之後清軍撤軍而俄軍卷土重來。1686年清軍再攻雅克薩並圍城。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條約》正式簽字。

《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及其內容：清軍再圍繞雅克薩之際，

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格爾必齊河發源處為石大興安嶺，此嶺直達於海，亦為兩國之界﹔凡嶺南一帶土地及 流入黑龍江大小諸川，應歸中國管轄﹔其嶺北一帶土地及川流，應歸俄國管轄。惟界于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劃，今尚未決，此事須待兩國使臣 各歸本國，詳細查明之後，或遣專使，或用文牘，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凡在額爾古納 河南岸之黑裏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帶其物用，盡數遷入俄境。

兩國獵戶人等，不論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邊界。若有一、二下賤之人，或因捕獵，或因盜竊，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該國境內官司吏，審知案情，當即依 法處罰。若十數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獵，或殺人劫略，並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處以死刑。既不以少數人民犯禁而備戰，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系遣還。

四、現在俄民之在中國或華民之在俄國者，悉聽如舊。

五、自和約已定之日起，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並許其貿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

兩國欽使各將繕定約文簽押蓋章，並各存正副二本。
此約將以華、俄、拉丁諸文刊之于石，而置於兩國邊界，以作永久界碑。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尼布楚條約》的影響：

u                   劃定東段國界：《尼布楚條約》是中國與歐洲國家間首次簽訂的條約，從法律上肯定了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阻遏俄國對中國領土的野心。

u                  安定東北邊境：《尼布楚條約》是一個平等的條約。它是中俄雙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條約，基本上反映兩國的主張，符合雙方的利益。從訂約之年（康熙廿八年即1689年）至道光廿九年（1849年）的一百六十年間，俄人從未再在東北滋事，令東北邊境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和平安靜。

u                   開損失領土的惡例：然而，這是中國第一次和外國訂立正式條約，此條約損失興安嶺及額爾古納河以西土地約二十五萬平方公里。

7、馬可·波羅：

馬可勃羅：馬可·波羅（Marco Polo，又譯馬可·孛羅、馬哥·波羅，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是義大利威尼斯商人、旅行家、探險家。家族為了擴充商業，兄弟曾踏足先輩所走的路，努力去開闢國外市場。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他養成了遠走天涯、不畏艱險的性格，並熟悉遠洋航道的本領。

1265年波羅兄弟到達蒙古帝國上都開平府，朝見了大汗忽必烈，並與之建立了友誼。

公元1271年﹐他們從威尼斯出發﹐渡過地中海﹐沿絲綢之路東進﹐途經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國﹐越帕米爾到達東方﹐又取道新疆﹑甘肅東行。他們在甘州〔即甘肅張掖〕居住了一年。在此期間﹐曾游歷過今額濟納旗﹑西寧等地。然后東北行經寧夏﹑陝北等地﹐歷時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到達元朝上都﹐以后又到達大都（今北京市）這時﹐馬可孛羅年僅二十歲左右﹐因其父﹑叔的關系﹐得以接近忽必烈。

由于他年輕有為﹐聰明伶俐﹐很快學會了蒙古語﹐并熟知元朝的禮儀﹐ 加上他能說會道﹐知識淵博﹐善于揣摩和迎合他人心意﹐因而深受元世祖的寵信﹐長期在朝廷擔任要職。他在元朝任職達十七年之久﹐忽必烈曾派其為欽差大臣先后 巡視過山西﹑陝西﹑四川﹑云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地﹐并任揚州總管三年﹔他還參與外交活動﹐代表元朝政府出使過緬甸﹑越南﹑菲律賓﹑印尼﹑爪哇﹑ 蘇門答臘等國。因此﹐他很熟悉當時中國各地和亞洲各國的情況﹐也熟知元朝的許多重大事件。

1291年初離大都﹐1292年從泉州取海道離中國﹐經爪哇﹑蘇門答臘﹑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印度南部﹐沿印度西岸到波斯(今伊朗)﹐1295年回到威尼斯(見圖 馬可‧波羅旅行路線圖 )。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艦隊對熱那亞的作戰，因艦隊全軍覆滅被俘進了監獄。

8、黃檗宗：

黃檗宗：是一個起源於福建黃檗山萬福寺的一個佛教文化，由明末高僧隱元隆琦（1592-1673），他在崇禎十年（1637年）任黃檗山萬福寺的住持。順治十一年（1654年） 應日本長岐華僑寺院的邀請，並在鄭成功的協助下，由廈門到達日本。後在日本京都創建具有明代建築風格的萬福寺，開黃檗宗。黃檗宗的全盛時期是在寬文至元祿 期間，全院的信徒均以中文唸經，因此，該宗派的設立，有助江戶時期，中國語言的發展。文化的傳播是該宗派的貢獻，〝茶譜料理〞是中,式的素菜烹飪；而隱元攜日的飲茶方法，傳到日本後，擴展成煎茶，並傳到整個日本。

9、遣唐使：

遣唐使：「遣唐使」延續了過往日本派遣隋使前往中國擔任使節。首任遣唐使是西元630年的犬上禦田鍬。此後日本陸續都有使節派遣往唐朝達十八回（其中三次屬於迎接或送還性質）。其中以奈良時期派出使團，規模龐大：每次500人左右，要分四艘船前往。有時候隨團的還有學問僧和留學生。

使團抵唐後，一般要謁見皇帝、獻上貢品、參觀文物所及藏書館，學習經典。

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議廢止後再沒有繼續。中間時間長達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廣泛傳播作出重大貢獻。

10、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 ：所謂〝西洋〞，據《明史.鄭和傳》所載，〝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之所起也。〞而鄭和出使的國家均位於文萊以西，因此歷史把鄭和以水路出使的經過叫〝鄭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宣示國威。由於太祖時忙於國內建設，成祖時，明朝已漸復興，成祖與〝勤遠略〞的漢武帝派遣使者通西域，及隨煬帝派遣使者通流求有共同的願望 ──宣揚國威，重振昔日漢唐的盛事，這樣同時可招納朝貢。此外，拓展貿易也是原因之一。鄭和出使的三十多個國家，取得的無名寶物不計其數。例如：建宮殿所 需的木材、染料、香科、寶石等珍貴財貨。具體航程如下：

影響：鄭和出使西洋，結果招至海外諸番朝貢，且達38次 之多。諸國發生糾紛或國內叛亂者，多由成祖決斷。明天子無疑上承唐天可汗的遺風。鄭和出使西洋，使印度洋一帶的商業權再度阿拉伯轉往中國人手裡。中國的特 產如瓷器、茶葉和絲綢得以暢銷海外。同時，各地的文化受到中國的影響、南洋的農曆新年和各種生活習俗、地名如印尼的三寶壟和泰國的三寶港，中國色彩非常濃 厚。隨著鄭和下西洋，中國到南洋經商或留下定居的人數日增，尤以福建、廣東二省的人民居多，中國的技術帶到當地。及至明末，南洋的華僑數目已達到二三十萬 之眾。鄭和出使西洋七次，曾繪製《鄭和航海圖》。它對於航向、停泊港口、暗礁、淺灘的分佈，皆作詳細記載，乃我國早期航海的珍貴資料。而鄭和手下馬歡、費 信和鞏珍分別著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志》清楚記述當地的風土人情，資料非常珍貴。

二、列舉（20分）

1、   中國伊斯蘭教的四大名寺。

l     懷聖寺：又名懷聖光塔寺，俗稱光塔寺、獅子寺。位於廣州市內越秀區。始建說法不一，有說建于唐貞觀元年（627）。元至正十年（1350）重建，立有《重修懷聖塔寺之紀》碑刻一方。寺內西南有一座高36米的圓柱形磚塔，塔身中實光滑，有螺旋小梯可登塔頂。塔頂為一小圓柱，遠望形如蠟燭。頂部原有“金雞”，可隨風旋轉，以示風向，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颱風吹落。寺院建築為中國宮殿式古典建築風格，寺門南向迎街，朱牆飾有飛簷門樓。入內過通道為望月樓，系重簷雙層；門楣為阿文贊詞，天花板飾有《古蘭經》文。穿過門洞，左右為長廊環抱，長廊牆壁嵌有碑刻近50方，庭院正中為寬闊的月臺，站臺北為抱廊式禮拜大殿，重簷歇山頂，窯殿西向。大殿東有碑亭。1949年後曾2次修繕，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l     杭州鳳凰寺：位於浙江杭州中山中路。原名武林真教寺，又名禮拜寺、回回堂。清道光五年（1825），因寺院形似鳳凰展翅，即立匾“鳳凰寺”，沿用至今。現據寺內宋代遺物，足證宋已建寺。元延祐年間（1314—1320），西域富商回回大師阿老丁（?—1313）以鉅資重修，後經明清3次重修，規模為現在的一倍。正門臨羊壩頭，盛唐時通海參築堤遺。

l      泉州聖友寺：即艾蘇哈卜清真寺，建於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伊斯蘭曆400年）， 位於市區塗門街中段，泉州人俗稱之「清淨寺」。元、明兩代均有重修。現存主要建築有大門門樓、甬道、奉天壇和明善堂。本寺採用了中世紀阿拉伯普遍流行的建 築式樣，禮拜殿四壁為花崗石所砌，東西正門為尖拱形，西墻左右還有六個小壁龕，嵌有阿文石刻《古蘭經》警句。據記載，該寺原來大門也由花崗石砌築，尖拱形 門擁，門樓頂部有宣禮尖塔，明萬歷年間毀于地震。

l     揚州仙鶴寺：始建於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由前來揚州傳教的阿拉伯人普哈丁所建，普哈丁是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孫。全寺形如仙鶴，故而得名。該寺大部後毀於戰火，明洪武23年（1390年），阿拉伯傳教士哈三重建此寺。嘉靖二年（1523年）再次重建。後大殿等主體建築又多次重修。仙鶴寺位於揚州市區南門街111號，汶河中路西側。目前仍是揚州穆斯林的主要宗教活動場所。仙鶴寺是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揚州著名景點之一。

2、10部介紹到中國的俄蘇文學作品。

普希金的《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

l            萊蒙托夫的《銀鈕牌》

l            契訶夫的《黑衣教士》

l            托爾斯泰的《驃駱父子》

l            托爾斯泰的《綠城醉客》

l            托爾斯泰的《心獄》

l            托爾斯泰的《人鬼關頭》

l            托爾斯泰的《婀娜小史》

l            托爾斯泰的《球房紀事》

l            托爾斯泰的《高加索之囚》

3、法國傳教士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的6件事。

 (一)     文學：不少文學材料如《詩經》、先秦諸子散文等。傳教士在致力於“四書”、“五經”介紹的同時，還注意對詩歌、小說及戲劇等另一些文類的介紹。最先介紹到歐洲的中國戲劇是法國馬若瑟神父1731年節譯，1735年 發表的法文本《趙氏孤兒》。傳教士西傳到歐洲的中國文學作品，對德國文學界產生的影響尤為明顯，特別是對德國巴洛克文學時期的幾部有關中國題材的小說提供 了素材，比如德國作家哈格多思的小說《埃關－或偉大的蒙古人》所依據的，就是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所寫的《韃靼戰紀》；作家哈佩爾的“傳教小說”《亞洲的俄 諾幹布》，寫的是清世祖順治皇帝，小說情節雖有想像成分，但也不是完全的主觀臆造；作家加塞爾在他的一篇小說中寫中國皇帝與英國公主聯姻…(二)     哲 學思想：有學者認為，沒有中國的影響，很難想像法國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將如何產生。啟蒙思想家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規則”等概念與中國古代哲學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伏爾泰曾以傳教士的著作為素材，撰寫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風俗論》。他還根據傳教士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國古史紀年以反對《聖經》的權威。被稱為 “德國哲學之父”的萊布尼茨（1646－1716） 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先驅。他雖然沒有到過中國，卻通過來華的傳教士了解了中國並積累了有關中國歷史、哲學、宗教、文化科學及習俗等方面的豐富資料和 淵博知識，並把其中的一部分編輯成《中國近事》出版。比如他曾與傳教士白晉在通信中探討過《易經》，發現《易經》中的陰陽變化與其發明的“二進位”數學原 理相契合。一般認為，他的名著《單子論》有《易經》的影響。萊布尼茨的學生──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克裏斯蒂安·沃爾夫（1679－1754）曾于1721年發表了一篇論中國實踐哲學的演講，宣揚唯理論的觀點，以孔子的道德教訓為例，證明人的理性憑自身的努力有能力達到道德上的真理。德國狂飆突進運動的理論靈魂赫爾德（1744-1803）是一位重要的語言哲學家，在他的主要著作《人類歷史哲學大綱》中，專有一節論及中國，其認識來源也同樣是來華傳教士的報告。

(三)    藝術：由傳教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的藝術，還導致了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產生了一股“中國熱”，中國的服飾、工業乃至園林等自然的或人文 的景觀都引起了對這個文明古國抱有好奇心的歐洲人的興趣。西方美學家追尋中國風尚，收藏家崇尚中國藝術。整個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國風”。中國的瓷器、絲 織等工藝品傳到歐洲後風靡一時，甚至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 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國裝，化裝成中國人，其情婦彭帕都爾夫人則養起了中國金魚。中國趣味不但流行歐洲宮廷，而且走向十字街頭，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風尚。十 八世紀初，上層的歐洲人以中國筵席宴請賓客為榮，歐洲宮廷貴婦則整天不離中國折扇，並且此時的歐洲還興起了園林中國化運動。德、法等國在風景園中倣建中國 化的寶塔與榭臺樓閣，壘起了假山，種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國服飾陶瓷等物品上中國畫影響的西方風景畫家，如華篤、拉摩脫、高博等人，向社會奉獻了以中國 手法畫的新作。“中國風格”、“中國趣味”成了人們普遍的崇尚，以優美、輕倩、生動、自然為特色的“羅柯柯風格”，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在羅柯柯時代的 心理中，中國是一個模範國家，它喚起了歐洲一般社會以一種假想中快樂的人生觀，給歐洲的革命鋪平了道路。”十八世紀總是歐洲最傾慕中國的時代。中國工藝品 導致了歐洲巴洛克風格之後的羅柯柯風格，中國建築使英法各國進入了所謂的‘園林時代’，中國的陶瓷、繪畫、地毯、壁飾遍及各地，直接、間接地推動了西方工 業革命。”

(四)    天文學：法國傳教士宋君榮的貢獻為最。他憑籍良好的科學素養，把天文學與中國古史結合起來，發表了許多中國天文學史論著。他考察了《春秋》、《書經》、 《詩經》等書的日月食記錄以及對這些記錄的注解和評論。宋氏在他的天文學著作裏還介紹了有關中國年代學的原理、帝堯時代的恒星記錄、仲康日食、二至畦影觀 測及中國古代關於黃赤交角的認識，這些知識對於歐洲學者來說，非常新穎，也頗有教益。伏爾泰在其撰寫的《風俗論》中就引用了宋君榮有關中國科學和天文學的 論述，強調了中國古史和天文觀測可相互佐證。宋氏對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還直接影響了法國天文學家拉普拉斯（1749－1827）關於黃赤交角的研究。除宋君榮對中國天文學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外，還有一些傳教士也涉足了中國的天文學領域。鄧玉函（1576－1630）和湯若望（1592－1666） 等來華傳教士在幫助中國制訂曆法的過程中，注意對中國天文曆法的研究，並對中國古代天象記錄進行了分析，如湯若望著《古今交食考》，特別提到了中國古代的 日月食記錄。鄧玉函對中國古書《尚書·堯典》中有關天文觀測的記錄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並把《堯典》中有關星座的記述以及推算日食的方法介紹給天文學家 開普勒（1571－1630），後者在天文學研究中利用了這些資料。法國天文學家潘格雷（1711－1796）根據耶穌會士帶回法國的中國圖書和傳教士在華的天文觀測，著有《慧星論》，其中引用了大量中國古代的慧星記錄，有許多是根據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記載。

(五)     醫 學：中醫是人類的偉大遺產，包含極其豐富的辨證治病知識。歐洲人對中醫的了解，主要是通過來華傳教士來了解的。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在中國傳教多年，他從小 就對醫學有深入的了解。他撰寫了許多中醫和藥物學的著作，他曾清楚地解釋了通過把脈來診斷疾病的藝術，談到把脈診不僅能使人決定疾病的類型，還能預防疾病 的未來發展和結果，這和歐洲的診斷方法大不相同。他曾把荷蘭東印度公司醫生克勒耶整理出版的《中醫示例》譯成拉丁文，此書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脈學。此 外傳教士還對中國的種痘術和一些中藥材進行了介紹。

(六)    植物學：隨著傳教士的陸續來華，十七世紀相繼出版了金尼閣、曾德昭（1585－1658）、衛匡國、卜彌格（1612－1659）、湯執中（1706－1757）及韓國英等人有關中國的著作。在他們的書中，經常提到中國的植物。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曾在中國長期居住，他撰有《大中國志》一書，描述了中國特有的水果，如荔枝、龍眼和柿子等。約瑟夫還把荔枝引進了法國。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在植物學方面頗著功力，1656年，他在維也納出版了《中國植物志》，較早討論了中國的植物和動物。晁俊秀詳細介紹了中國人如何使用橡膠。

法國耶穌會士植物學家湯執中和韓國英倆人在中西植物學的交流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湯執中經常在北京郊外進行植物考察，採集種子。他於1728年把翠菊（Reine-Marguerite）寄到巴黎皇家花園，最初長出白花，後來紅花、紫羅蘭色花也開放了，到1750年已發展成五彩繽紛的複瓣花了。除了植物考察外，他還研究過中國植物志，寄給當時著名的植物學家朱西厄（1748－1836），後來被進化論的創始人之一拉馬克所使用。法國耶穌會士南韓英在植物學方面也有許多貢獻，1776－1814年出版的《中國論叢》一書，介紹了許多中國植物，主要就是他提供的資料。

4、明末清初來華的3個西方傳教士。

三、問答題（50分）

1、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怎樣寫出來的？請評價他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10分）

宣揚中國科技史：李約瑟 Joseph Needham（1900-1995）

李約瑟博士是生物化學及科學技術史專家，引領他對中國科學產生興趣的是其第二任妻子─來自南京的魯桂珍。1942年，李約瑟被英國委派到中國成立「中英科學合作館」，並擔任館長，他於任內多次協助中國優秀科學家在西方科學雜誌發表研究成果。

李約瑟博士的治學方法可概括為六個方面：兼收並蓄古文獻、圖片與考古史料，實地考察生產和生活傳統，模擬實驗與技術復原研究，中西比較研究，內史與外史研究相結合，國際大協作。

李約瑟對中國科技    發展的獨特見解，打破了國際社會以為中國只重農業和藝術的觀感，其工作更令中國科技史成為當今世界的研究課題。不得不提的還有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很多重要貢獻，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李約瑟不但詳細分析了中國制度、地理等多方面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更引發國際社會的興趣，誘發中西交流不斷。

李約瑟著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現代電腦尚未開始利用，因此，他特別重視編排卡片索引。他根據學科範圍，編輯資料檔夾、照片資料夾、附屬檔夾，建立了一 個龐大的資料存儲和檢索系統。由於這是第一次用西方語言寫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須列出龐大的各種參考書目，他還特意編排了參考書目卡片索引，以備長 期查證。此外，還編有其他專門卡片索引，如中國技術術語卡片索引，還有一個包括古代數千名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生的人名索引。這些資料，後來構成了李約 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館藏。李約瑟說：“我們總有這樣一個經驗，每當開始寫新的一章時，我們就面臨術語混亂的局面。過去存在這麼多的曲解和誤譯，這 麼多以假亂真的傳說，這麼多寫錯的日期和誤解。再則，還有表示某一專門學科或技術術語方面的困難，即所謂必要的行話。在現代科學的西方語言中有，在古代及 中世紀科學的漢語中也有。在某些情況下，技術術語是相當難辦的，例如在中國醫學方面，翻譯問題幾乎是無法解決的。”

李約瑟博士善於利用第二手資料，即從已經出版的各個專門學科史的著作中尋找利用文獻資料的捷徑，如參考已經出版的數學史、天文學史、昆蟲學史和醫學史著作。

李約瑟博士還強調參考非中文文獻，主張在做出結論前，還應該考慮非中文文獻。這些文獻不僅包括日文、朝鮮文、越南文及東亞其他文字的文獻，而且包括梵文、烏爾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臘文、拉丁文和歐洲後起語言的文獻。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參考譯本。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不僅僅限於文字證據。他認為，無論是刻在墓石上和廟宇裏的各種圖像和圖片，還是繪在牆壁上的壁畫，或插在書中的木版畫插圖或其他複製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考古學也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圖像。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李約瑟論證了中國是當今世界許多重大科學創造的發源地。劍橋大學將李約瑟和達爾文、牛頓、霍金等共列為同樣偉大的科學家。而在中國學 術界，李約瑟的大名無人不知，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李約瑟的一生從此改變」，溫賈斯特說：「這一改變也隨後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2、簡述儒家學說在亞洲和歐洲國家的傳播與影響。（15分）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越南，倫理和禮儀至今都廣泛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念的影響。

在韓國，早在西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半島。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于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西方文化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辭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

對歐洲的影響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1687年利瑪竇譯本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論語》被轉譯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從中國回到法國，出版了《中國近事報導》和《論中國禮儀書》，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的儒家思想並批評西方的墮落。

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參見：*《孔子與中國之道》 顧立雅 *《歐洲與中國》 赫德遜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 范存忠 。

3、近代西方文化的輸入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10分）

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關係的轉捩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再度大量湧入中國。

近代中西方關係，既是一部西方列強用洋槍炮艦打開東方傳統帝國大門的歷史，又體現出西方新文化輸入中國，使傳統中國社會逐漸蛻變，鮮體和走向現代化道路的 進程。留美學生充任了中國百餘年來學習西方的一支主要力量，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之影響既深且巨。本文試以留美學生為題，略探西方文化影響中國的幾個側面，並 試分析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

鴉片戰爭後，儒家文化在西方衝擊下日呈難以招架之勢。西方文化的逼人挑戰迫使中國士大夫階層作出各種反應。正是這種基於民族與文化危機感之上的反應，促使 中國逐漸走少年宮了一條洋務、維新和系列革命的道路。中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向美國等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即是對西方文化衝擊作法反應的產物之一。一百 年來，西方文化（泛指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工藝技術、法律、制度、政治思想、人文科學、宗教、藝術、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等）通過留學生及其它管道，得以 徐徐東漸，不斷撞擊著太平洋西岸的古老國度。

西方科學思想本世紀以來對中國影響極大，它的輸入主要得力于留美學生。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康奈爾、哈佛等校就讀的任鴻雋、秉志、周仁、竺可楨、趙元任、楊 栓和趙明複等為出版《科學》雜誌而發起組織“科學社”。次年，該社正式成立，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科學社第一任社長為任 鴻雋，《科學》首任編輯為楊杏佛。科學社總社自一九一八年遷回中國後，便成為一個積極開展科學教育活動的全國性學術組織，至一九三二年已擁有社員一千四百 餘人。簡言之，中國科學社在介紹西方科學思想、推動中國科學發展、確定標準中文科學辭彙、以及整理傳統科學資料方面都做出過重大建樹。西方文化中科學主義 思想經留學生引入中國後，便在中華大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至今仍保持著崇高的權威。

杜威為領袖的實驗主義哲學有兩個根本觀念，一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認為一切“真理”或理論都是待證的假設，要以效果作為檢驗標準；二是“歷史的態 度”，即注重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演變進化。杜威學說所闡揚的科學、進化和民主精神在當時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一種思想武器。在教育方 面，杜威的思想也受到中國知識界尊崇。二十年代初，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的留美歸國學生及其他杜威學說信奉者成立中國新教育促進社，以《新教育》雜誌作為該 社刊物。一九二二年教育法案更仿照美國教育制度，對中國教育體制作了重大改革。一時間教育救國與科學救國一道，成為頗富吸引力的時髦口號。此外，杜威實驗 主義對中國學術洋就方法亦有影響。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九一九）在同類教科書中有過革命性的新典範意義。他運用實驗主義理論考證研究《紅樓夢》， 《水滸》和《西遊記》等文學著作的成果，向國人昭示了一種科學的學術研究方法。從某中意義上說來，源自實驗主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方法在當今中國學 術界又得到重新注視。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文學興起，有著明顯的西學影響背景。華文的拼音化，拉丁化及文體改革等問題自一九一一年起便在留學生“文化科學研究部”中被引起注意， 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問題更成為關注中心。主張白話文，新文學的代表人物是胡適。在與梅光迪、任鴻雋等討論時，胡適認為文言文乃半死的視官文字，應予改良。他 指出，文字既為文學之工具，應與時進化，不斷變遷，“當變而不變，則死矣。”受西方文字和西方自由詩體的影響，胡適主張白話文應講求文法，使用新式標點， 而白話詩則應擺脫五、七言的整齊句式和過於繁瑣的音韻格律。

近代盛行於西方世界的浪漫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支柱；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本質上也是一種浪漫主義運動。這種源自盧梭的浪漫主義推崇感情、自然和獨創，輕視理性、秩序、標準和節制。在爛漫主義的激蕩下，新文學運動揚棄以往的文學規範，轉而強調個性解放與感情奔   ；整個新文化運動也以浪漫主義作為思想動力，高擎科學、民主兩杆大旗，猛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著力宣導西方新問哈。浪漫主義思潮的侵潤使得平等、自由、民 主等思想更為廣泛傳播，造成新問哈運動具有十分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五四時期平民文字、平民文學、平民教育的出現，乃至此後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和社會主義 學說的興起，都無不打上平民主義影響的烙印。以西方文化的主要動力，以留學歸國學生為主要推動者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既為思 想、文化層面的一場大規模改革運動，又對中國政治、社會具有巨大影響。五四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遭致全面潰敗，由此而產生的文化真空引發 了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第二次百家爭鳴局面，而此後的中國社會也在這種文化大動盪中探索著前進。

4、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什麼影響？（15分）

&      在文學方面：由於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就已有了新的氣象。六朝時代，由於梵文的拼音──華 嚴字母的翻譯，啟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產生四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為律絕。中國人向來作文，都主張多讀多看，所謂「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 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唐朝時代，卻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比如「八囀聲」，即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助 詞等，又如佛典中的「六離合釋」，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現代人多以馬氏文通是中國文法學的鼻祖，其實唐朝時代，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只是未能普遍地為民間 運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劉勰（法名慧地），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晚年也出了家，他 的作品，頗受佛教文學的暗示及鼓勵。

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多能近於寫實而順暢，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經隋唐而至宋代，「彈詞小說」或「平話」的出現，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近 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禪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乃至梁啟超先生要說：中國古詩中的第一長詩「孔雀東 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贊」的影響。唐代的禪宗諸大師，創用白話的語錄體，說明佛法的要義，因此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完全是學的禪宗的筆 法。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小說中「有詩為證」的風格，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以及彈詞裏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長 行」與「偈頌」並用的暗示。由於佛典的翻譯，也為中國增加了三萬五千多個新語。

&     在藝術方面：魏晉的佛教建築，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佛教的建築，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但卻由於佛經中敘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力求藝術化，建築 物的佈置、點綴、莊嚴、雄偉，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築，也為中國的建築史，帶進了一步，開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也 給中國帶來了塑像的藝術，洛陽的龍門，大同的雲崗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勢，是世界性偉大的藝術。

&     繪畫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也享譽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雲崗石室與敦煌石室、龍門石室，不啻中國北方之三大佛教美術陳列館”。又說：“後漢以 降，佛教輸入，中國之美術，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為宗教美術，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為寺院塔婆，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變為佛菩薩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 變為宗教之佛物法器。” 雲崗石室的佛像不僅圖樣取自印度，而且還有印度僧人參與開鑿。雲崗石窟的藝術，既繼承並發展秦漢時期的藝術傳統，也吸收和融合了外來的藝術精華，對隋唐藝術的發展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

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為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跡，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唄」，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從敦煌石室的發現，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佛教於隋唐時代，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

&     在科學方面：佛教入漢以前中國雖已有了鄧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類似論理學（名學）的提出，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卻自佛教輸入以後的因明學開始。中國從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禪師所定的曆法，那是根據印度的天文學而來。

&     在哲學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國時，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從此之後，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在許多方 面都是取材於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在佛教未來之前，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

此外，魏晉時代的天台宗僧人慧思為了吸納信徒，而採取流行的迷信觀念，把佛教和道教的壁垒打通，使成佛和成仙合而為一。

佛教最初的分裂大概出現在釋迦牟尼涅槃後一百年左右，當時的佛教分裂為上座部和大眾部，一般學者都視大眾部為大乘佛教的最初起源。傳入中國境內的大乘佛教則得到創造性的發揚，成為了宗派眾多，成就顯著的漢傳佛教。尤其是隋、唐以後發展期來的天台宗、華嚴宗、密宗、禪宗和淨土宗更是結合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特色和儒、道思想，成為了印度佛教所沒有的，純粹的中國大乘教派。

&      在民間的風俗方面：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於現實人生的建設，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的問題，所以孔子要說：「未知生焉知死」？對於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 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要說：「祭神如神在」。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問題，也只寄望於各人的後代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易經），就是說的這樣的觀念；其實，從現實的史實上看，寄望於子孫的果報是不可靠的。因此，自從佛教傳入之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 觀，為中國的民間，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迴的問題，以及善惡報應的問題，告訴了我們，一切行為，均由各自負責，善報屬於自己， 惡果也屬於自己，現生不報，來生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惡；這一觀念，對於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而且深，實在無法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