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意文化交流
古羅馬本是古代意大利的一個城邦,公元前3世紀後發展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奴隸制強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
從古羅馬到文藝復興(Renaissance),意大利始終是西方文化之源。意大利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在歐美諸國中也一直居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在中國的元代,兩國間的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高潮期。從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的百餘年間,來華的意大利人不絕於途,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的東方之行,更為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譜寫了壯麗篇章;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率先來華,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西方近代天文、曆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入;而歐洲人開始逐譯中國經籍,研究中國儒學及一般文化之體系與演進,以及政治、生活、文學、教會各方面受中國之影響,亦無不出現於此時。”(方豪《中西交通史》)馬可·波羅和利瑪竇,這兩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至為重要的人物,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徵。
第一節 馬可·波羅和《馬可·波羅游記》
在中世紀的歐洲,地中海的商業貿易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海外貿易和商品貨幣經濟的推動下,在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等意大利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這種早期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促進了意大利城市尋求國外市場的商業活動;同時,它也使意大利比其他國家更早地突破了中世紀歐洲的地域限制,去接觸遠離地中海的不同文明。馬可·波羅和他的家族,就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之下。
馬可·波羅(Marco Polo)出身於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世家,父親尼可羅和叔叔馬飛阿都是頗有地位的富商。為了獲得超額的商業利潤,波羅兄弟曾踏着先輩足跡,努力去開闢國外市場。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他們養成了遠走天涯、不畏艱險的性格以及熟悉遠洋航道的本領。公元1265年,波羅兄弟到達蒙古帝國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朝見了蒙古大汗忽必烈並與之建立了友誼。公元1269年,兄弟二人作為大汗訪問羅馬教皇的特使回到威尼斯,此時,馬可,波羅已經15歲。兩年後,波羅兄弟第二次東游,少年馬可隨行。
他們經土耳其、伊朗,南下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再經伊朗東部的“特別干旱”地區,轉向東北,進入阿富汗;然後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新疆的喀什,踏上絲綢之路。
公元1275 年,他們再次抵達上都,向忽必烈遞交了教皇的書信,進一步贏得了忽必烈的尊敬和信任。從此,馬可·波羅便在中國滯留了下來。在中國的 17 年間,他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還曾奉旨出使他國。公元1291年初,蒙古公主闊闊真遠嫁波斯的伊兒汗為王後,波羅一家奉命護送。他們從福建泉州港啟航經越南、馬來亞半島、蘇門答臘、爪哇、斯里蘭卡、印度,把公主護送到波斯呼羅州。此後,歷時三年,波羅一家才返回威尼斯。1296 年,馬可·波羅因為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一場戰鬥,不幸被俘入獄。在獄中,他結識了也是囚徒的比薩作家魯斯蒂恰諾,魯斯蒂恰諾將他口述的東方見聞用古法文筆錄成書,即日後「舉世傳誦的《馬可·波羅游記》。出獄後,馬可·波羅在家鄉過隱居生活,直到1324 年辭世。
《馬可·波羅游記》(以下簡稱《游記》)既是一部游記,也是地理書、歷史書。全書分四卷,第一卷記東行到上都的沿途見聞,第二卷專記在中國的見聞,第三卷記述與中國比鄰的日本、越南、印度及印度洋沿岸諸國,第四卷記蒙古諸王國以及北方各國概況。書中所記述的中國情況,涉及政治、軍事、法律、奇聞軼事、風風土人情等許多方面。然而馬可·波羅並沒有像一般旅行家那樣去描繪名山大川的秀麗景色和文物古跡,也沒有像出巡官員那樣去記述行政
事務和官場紛爭,而是以極大的興趣記錄了各地的物產、市、交通、貨幣、稅收等等與商業相關的事物。有人統計,《游記》中關於商務的記錄,約占中國部分的1/6以上,難怪曾有歐洲人把它看成了東方的“商業指南”。
在《游記》中,馬可·波羅不光用大量篇幅詳盡介紹了元朝大汗忽必烈的都城、宮廷、政治、軍事、經濟等情況,而且還記錄了揚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業名城的商務及物產,以及路途經過的一些中等城市的工商業狀況。其有關地方特產、商店市場、貿易方式、物價稅率、貨幣折算及金銀價等等記述,甚至比當時某些中國人的記述還要詳細、具體。
這不僅表現了馬可·波羅對商業的特殊興趣,而且還表明他具有豐富的商業知識和在中國經商的實際經歷。書中較多涉及的珍珠、寶石、香料、食鹽等物品,都是元代色目(元代統治者稱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為色目人)商人所經營的商品。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公開廢棄“蒙古”國號,定國號為“大元”。次年,又宣佈大都(今北京市)為都城。《游記》對大都(書中稱“汗八里”,突厥語,意為帝王之城)城讚賞倍至,視大都為世界奇觀。關於這座新城的規模和格局,《游記》中寫道:
“新城整體呈正方形,周長 24 英里,每邊為6英里,有一土城牆圍繞全城。城牆底寬10 步,愈向上則愈窄,到牆頂,寬不過3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設計都以直線為主,所以各條街道都沿一條直線,直達城牆根。一個人若登上城門,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見對面城牆的城門。在城裏的大道兩旁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和鋪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並且彼此在一條直線上,每塊地都有充分的空間來建造美麗的住宅、庭院和花園。整個城區的佈局就像一塊棋盤,其設計的精巧與美麗,非語言所能形容。”
今北京安定門、德勝門外小關及學院路西側,被國家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元土城”,就是馬可·波羅所描繪的元大都“土城牆”北城垣和西城垣的部分遺跡。
元大都城是以金代中都城東北郊的瓊華島及其周圍的湖泊一太液池為中心而規劃的,把雄偉壯觀的宮殿與秀麗多姿的自然景色融為一體,這是元大都最成功的設計思想之一。《游記》中寫道:“離皇宮不遠的北面距大圍牆約一箭之地,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達一百步;山腳周圍約有一英里,山上栽滿了美麗的長青樹……小山頂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內外皆是綠色,小山、樹木、大殿,這一切渾然一體,構成了一幅爽心悦目的奇景。在皇宮北方,城區的旁邊有一個人造的池塘,形狀極為精巧。從中挖出的泥土就是小山的原料。……流經該塘的溪水穿出青山山麓的溝渠,注入位於皇宮和太子宮之間的一個人工湖(即太液池)。”這裏寫到的小山,指的就是瓊華島上的萬歲山,山頂的宮殿即廣寒殿。當時,這裏是皇家御苑,是專供帝王后妃游幸歡宴之所。繁榮的大都經濟和富有魅力的東方文化,在《馬可·波羅游記》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在《汗八里城及其人口與商業》一節中,馬可·波羅這樣描寫他眼中的這個大都會:“汗八里城內和相鄰城門的十二個近郊居民人數之多,以及房屋的鱗次櫛比,是世人想像不到的。近郊比城內的人口還要多,商人們和來京辦事的人都住在近郊。在大汗坐朝的幾個月里,這些人各懷所求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也都集中在這個城市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國其他地方,凡是值錢的東西都會運到這裏,以滿足來此經商而住在附近的人們的需要。這裏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僅馬車和驢馬運載生絲到這裏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們使用的金絲織物和其他各種絲織物也在這裏大量生產。”這說明,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業中心,而且具有國際性質。元人黃文仲曾作《大都賦》,內中所描寫的大都盛況與馬可·波羅的記述是完全一致的。
經濟的發展為科學文化的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元代的天文、歷算,較之遼、金時代,便有了長足進步。大科學發郭守敬注重實踐,長於儀器製造,創制並改進了簡儀、仰儀、高表、穎兒等十余件觀測天象儀器和玲瓏儀、靈台水渾等表演天象儀器,經元世祖批准後,被安放在大都東南隅的司天台上。他還與王楠、許衡等人合作,共同編制了新曆法《授時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與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誤差僅為26 秒。《授時歷》於公元1281年開始實施,歷時達364 年之久。馬可·波羅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在《汗八里城的占星學者》一節中,他寫道:“他們有自己的觀象儀,上面畫有星宿的符號、時間以及其全年的幾個方位。各派的占星學者每年要考查他們各自的圖表,以便確定天體的軌道和天體的相互位置。在這裏他們從各種符號的星宿軌上發現天氣的變化,由此預先推測每月的特殊現象。例如他們預言某月將有雷鳴、暴風雨、地震;某月將有閃電和暴雨;某月將有疾病、死亡、戰爭、衝突和陰謀等。
《游記》對元大都的宗教、葬俗、飲食、生肖紀年等,也有繁簡不同的記述。由於馬可·波羅僑居中國的時間比較長,因此對中國社會的了解相對來說也就比較深刻。一般外國人不易了解的東西,他卻能道出其中的奧秘,比如書中對中國人沿襲使用的生肖紀年法的記述:“大家必須注意,韃靼人是用十二年一週期來計算時間的;第一年以獅命名,第二年是牛,第三年是龍,第四年是狗,如此這般,一直到十二年完全排完為止。所以當一個人被問及生於何年時,他總是說生於屬獅的某月、某日、某時、某刻。這一切都由他的父母詳細記載下來。他們在十二年的周期完畢後,又回到第一年,如此周而復始,重複計算下去。”儘管書中所記不夠凖確,但只要是稍有這方面知識的人,一看便知這裏記述的“十二生肖紀年”指的就是“子鼠、醜牛、寅虎、卯兔、辰龍、已蛇、午馬、未、申猴、雞、戌狗、亥豬”的紀歲法。
在記述大都各個方面的同時,馬可·波羅還特意記述了位於大都西南郊的盧溝橋:
離開都城走十英里,來到一條叫白利桑干河的河旁,河上的船只載運着大批的商品穿梭往來,十分繁忙。這條河上有一座十分美麗的石橋,世界上恐怕無與倫比。此橋長 300 步,寬8步,即使十個騎馬的人在橋上並肩而行,也不會感覺狹窄不便。
這座橋有24個拱,由25 個橋墩支撐着,橋拱與橋墩都由弧形的石頭砌成,顯示了高超的技術。
橋的兩側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牆,氣勢十分雄偉。……在橋面的拱頂處有一個高大的石柱立在一個大理石的烏龜上,靠近柱腳處有一個大石獅子,柱頂上也有一個石獅。橋的傾斜面上還有一根雕有石獅的美麗石柱,這個獅子離前一個獅子一步半,全橋各柱之間都嵌有大理石板。這與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獅,構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這些短牆是為了防止旅人偶然失足落水而設置的。
盧溝橋建成於金明昌三年(1192 年),馬可·波羅於1291年離華,就是說馬可·波羅見到此橋時,此橋建成不過百年。
如此堅固的石橋在百年之內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因此馬可·波羅描述的當是該橋的最初形制。應該說,這座石橋的大部分形狀與今天人們所能見到的盧溝橋是相符的。馬可·波羅的忠實描述,使西方人對這座石橋限神往,因此,在西方,人們至今仍稱盧溝橋為“馬可·波羅橋”。
馬可·波羅是商人,但同時也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陸兼程的旅行家,他的《游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游記》把當時以元大都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明向西方人作了展示。書中有關中國的描述,正是元代初年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作為中世紀保存至今的第一手材料,正可與中國史籍史料相互印證和補充。比如《游記》中對忽必烈平息皇叔乃顏叛亂的記述,因其翔實、精彩,曾被瑞典蒙古史學家多桑採用到自己的名著《蒙古史》。
《游記》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價值和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游記》的問世,大大豐富了中世紀人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人們的視野。1320年馬里諾薩努託的世界地圖中加收的地理資料,大部分出自《記》;1375 年的加泰隆地圖更是以《游記》為主要根據繪制而成,成為中世紀最具科學價值的世界地圖。
《游記》被舉為世界“一大奇書”,它對中西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的交流與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馬可·波羅第一次把中國這個遙遠東方國家的真實情況,生動具體地講述給歐洲人聽。儘管當時生活在中世紀黑暗中的歐洲人,由於長期的封閉和思想僵化,對《游記》所傳遞的有關中國的信息將信將疑,甚至有人斥之為虛妄,但《游記》終因其“奇”而廣為傳播,為眾多歐洲讀者形象地勾勒出一個大物博、文明昌盛的中國輪廓,令許多人憧憬(chonging,嚮往)、神往。
東方的富庶,強烈地刺激了歐洲王公貴族的貪婪慾望;馬可·波羅的冒險精神,又給了航海家、探險家以啟示和鼓舞。15世紀末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遠航,不僅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且開闢了繞好望角到達東方的新航路,客觀上為東西方的溝通提供了方便。
儘管在馬可·波羅之前,已有如卡皮尼和盧白魯克等歐洲人到過中國,且寫有相關的報告和游記,但由於種種原因,其作品在很長的時間里都未能與公眾見面。因此,為歐洲人了解中國凖備了必要前提的,仍然是馬可·波羅的《游記》。《游記》打破了“歐洲便是世界”的神話,把一個有血有肉同時又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東方古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在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沉寂之後,當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萌生而蓬勃興起,《馬可·波羅游記》引發的興趣和憧憬便變成了對中國的實地考察。17世紀初年,利瑪竇以傳教士身份來到北京,下榻在四夷館。在這裏,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告訴他,他們把中國北部稱作“契丹”(Cathay),這才最終證實《馬可·波羅游記》中所描述的契丹確是中國。信息傳回歐洲,《游記》的聲譽更高,《游記》所勾勒的中國形象也更加令人感到真實、可信。
第二節 利瑪竇和他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13世紀末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和 16世紀末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實際上代表着兩個不同的階段。這兩個階段之間,存在着開拓與繼承、由較低層次向較高層次發展的關係。利瑪竇時代的西方人對於中國文之所以有濃厚的興趣和較為深入的認識,自然離不開馬可·波羅及其《游記》提供的基礎;而馬可·波羅的活動和《游記》中的記述,如果沒有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的簽證、簽言和發展,也不可能對後世產生那麼巨大的影響。
利瑪竇(Mateo Ricci) 1552年生於意大利的馬切拉塔這10歲時進入馬切拉塔耶穌會學校學習,其間表現出對式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17歲時到羅馬攻讀法律,不久即二人聖母會,過起嚴格的修身生活。1571年加入羅馬耶穌會,並於次年進羅馬學院就讀。5年的大學生活,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識基礎。
利瑪竇的大學時代,正是歐洲近代思想和科學曙光初的時代。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深刻意識到;在中古科學的陳舊大廈里,惟一可取的是理智和對事實的批判觀察。
萬馬學院的課程設置,恰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特點。5年間，利瑪竇學習了《歐幾里得幾何》、應用數學、地理學、音樂驗透視學、天文學、修辭學、哲學等等學科,還學習天文1576年12月,耶穌會印度傳教區辦事處主任希爾法僅套和鍾錶的製作技術。這期間,他已開始了傳教生涯。
(Marino da Silva)由東印度返抵羅馬,要求增派赴東方的傳教士。早已立志航海並到東方傳教的利瑪竇,立即向耶穌會會長提出了申請,第二年初,他的申請獲得了批准。
在 1577年5月利瑪竇離開羅馬,止於1595 年4月首次北上利瑪竇此後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起之角。這是利瑪竇入華創建傳教基地時期。第二時期始於1595年4月刊廣次化、心於1600年5月第二次北上之前、公是利路或在華傳教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時期。第三時對自利建1600年5月第二次進北京始,直至他 1610年、月逝世,這是利馬建在華傳教取得全面收穫的時期。
第一時期創建傳教基地 利瑪竇於1577年5月由型馬啟程,取道熱那亞前往葡萄牙。在第二年3月抵達里斯本之後,曾受到葡萄牙國王的接見。接着,利瑪竇便與13名傳教士一起來葡萄牙商船啟程赴印度。同年9月到達果阿(Gen),在那裏居住了4年。
早於利瑪賣赴華探險的耶穌會士是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cus Naverius),他於1552年10月抵達廣東上川島,本想進入廣州,卻遭到拒絕。不久,他便死於上川島。沙勿略雖然失敗了,但他的主張和策略對後來的傳教士卻產生了重大影響。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佔領了澳門;10年後,澳門便成了天主教東方傳教的根據地。澳門“向北是中國,幅員比馬六甲島遼闊,向東是日本和菲律賓群島,向西是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泰國等其他國家。”(見於《利馬來日記》)耶穌會利用澳門地理上的戰略位置,於1565 年在那裏設立了一個常設機構——澳門學院(College at Macao),負責管理日本、中國的傳教事務。
在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第四次(公元1582年4月26日)赴廣州之前,利瑪竇應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早於利瑪竇到達澳門的耶穌會士)之召由果阿啟程來華。抵達澳門後,利瑪竇即刻開始學習漢語,並在范禮安指導下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國家制度和政府組織情況。1583年8月,利瑪實等終於獲凖進入中國內地居住。
在廣東肇慶,利瑪竇等受到了知府王洋的接見。王洋明確表示,他願意做他們的保護人。在王洋的影響下,肇慶的其他官員也紛紛效法與利瑪竇交遊。與官府的態度反,當地百姓對利瑪竇們十分反感,千方百計想把他們驅逐出境。為了避免引起肇百姓的敵對情緒,開始時,利瑪竇“鐵口不談宗教事”(城:jian)。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國士大夫的友好交往以及熟悉中國國情和學習漢語之上,同時用西方的技術、奇器、方物等吸引中國人,以引起他們的好奇,博取他們的歡心。這期間,他具體做了三件事:一、開放肇慶教會圖書室,讓人參觀。肇慶教會圖書室因此成了“中國最早的西方圖書館”;二、利用刻印《世界地圖》,宣傳基督教。利瑪竇在為王洋刻印他的《山海與地全圖》加注時,乘機介紹基督教的信仰和風俗;三、展覽各種天文儀器,吸引人們參觀。人們在參觀之後,都驚嘆不已,紛紛讚揚利瑪竇是偉大的天文學家。利瑪竇還在肇慶製作了不少天文儀器,分贈給當地官員。以天文儀器作為籠絡手段,是明末第一批來華耶穌會傳教士的一貫策略。
1589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這一天,利瑪竇同葡萄牙傳教士麥安東(Antoine d'Almeida)一起乘船赴韶州。通過與當地官員的交遊,利瑪竇提高了自己在韶州的聲譽。在那裏,他更注意培養、重用華人信徒,所收第一個學習西方科學的學生叫瞿汝愛(字太素)。利瑪竇向中國人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目的,當然還是為了傳播基督信仰。瞿太素是江蘇常熟人,出身於名門望族,既是利瑪竇的得意門生,更是他的得力助手。瞿太素把自己學到的西方天文、數學知識記下來(其中包括他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部分章節)寄給各地的朋友,同時還到處傳揚利瑪竇和傳教會的美名,最後甚至成了耶穌會的保護者。
1592年春節,利瑪竇應瞿太素之邀出訪南雄並在那裏傳播基督教義。許多人都來聽他宣教,最後有10人當即受先入教。鑒於當地群眾有很強烈的反教情緒,同年底,利瑪竇多曾返回澳門半個月,與范禮安商討對策,制定方針。他們主要商討的是傳教士如何儒化和積極凖備北上這兩個問題。利瑪竇抵肇慶時,曾稱自己為“僧”,稱教堂為“寺”。後來，他們逐漸認識到僧徒在中國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中國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士是中國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於是便以儒為榮,決計不再使用“僧”和“寺”，廢除刺頭刮臉穿裂裝的佛教之俗,從此留須着發,改穿絲服。
第二時期,積極傳教 韶州氣候惡劣,不利傳教,利瑪竇決心另辟新的傳教點。1595年5月,利用一位兵部侍郎的關係,利瑪竇得以離開韶州赴江西。在南昌,已經完全儒生化了的利瑪竇受到了人們的歡迎,並獲凖在那裏定居傳教。
利瑪竇不僅贏得了巡撫陸萬垓(gdi)的信任和賞識,而且還與寧王朱權的後人建安王父子交朋友。他送給建安王卧式時鍾、天文儀器、畫像等從歐洲帶來的禮物,還送給他自己寫的兩本書《世界圖志》和《交友論》,極得建安王歡心。
此外,利瑪竇還注意與當地學者交遊,理學名儒章潢便是他的好友之一。在當時的思想界,章潢是一位頗有影響的重要人物,著有《圖書編》、《周易象義》、《詩經源體》、《書經原始》、《春秋竊義》、《禮記禮言》、《論語約言》諸書。其中的《圖書編》是自利瑪竇入華後,最早在中國理學家文集中體現“西學東漸”影響的一部著作。
文學家、書畫家李日華也與利瑪竇有過交往,他在《紫桃軒雜綴》卷一中這樣描寫利瑪竇:“瑪竇紫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他還曾贈詩利瑪竇,對他遠涉重洋來華傳教的殉道精神作了形象的描繪。
利瑪竇在南昌的名聲與日俱增,來訪和邀他赴宴的人也越來越多。萬歷25年(公元1597年)12月19日至29日,江西省舉行鄉試,各地來南昌的考生約4000人。聽說南昌住着一位博學多才的西方奇人,學子們紛紛登門求教。正是因為利瑪竇不惜花費時間和精力與各界人士交遊,所以在離開南昌時,他所認識的朋友已遍佈全國15個省中的10個省。為了使南昌成為耶穌會一個長久的傳教點,利瑪竇向巡撫陸萬域提出購房要求,經許可,在南昌購置了一幢房屋並於1596 年遷入居住。
早在韶州時,利瑪竇就結識了南禮部尚書王弘誨(hui)。
西方的天文、歷算曾引起王弘誨的極大興趣,他表示日後要帶利瑪竇進北京參與修歷。1598年7月,利瑪竇、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等隨王弘誨從南昌到了南京。在那裏,利瑪竇又結識了應天巡撫趙可懷,受到禮遇。同年9月,利瑪案等第一次到了北京,但因戰事,不久又不得不返回南京。
王弘誨和利瑪竇的親密來往,大大提高了利瑪竇的身份和聲譽。在王弘誨的影響下,南京的許多重要官僚紛紛與利瑪竇交遊。這些人是利瑪竇交遊的第一種人。南京是明代人才薈萃之地,住有許多頗有影響的社會名流和著名學者,與利瑪竇交遊的第二種人多屬這種類型,其中如醫學家王肯堂、學者焦站(hong)、思想家李玲(zhi)等。這些人對利瑪竇推崇備至。
在搬進南京的新居之後,利瑪竇決定展出貢物。消息傳出,南京市民蜂擁而至,參觀後,“個個目瞪口呆,他們簡直不知道用什麼詞匯來形容這些貢品。”參觀的人日益增多,教會駐地被擠得水泄不通,展覽無法繼續下去,利瑪竇只好決定停展,結果引起觀眾不滿,甚至發生了騷動。利瑪竇憑藉南京市民對他的敬慕,最終還是說服了觀眾。此次展覽,贏得了人們對西方藝術和宗教的一致讚揚。
在南京取得的成績,使利瑪竇歡欣鼓舞。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因為他的“最終目的是北京”。他知道,只有進了北京,取得了皇帝的敕凖,他的傳教活動才能在整個中國順利展開。
第三時期,全面收穫1601年1月(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利瑪竇一行在經歷了一番周折之後,終於抵達了北京。通過一位太監,利瑪竇把一份奏疏(臣子向王呈遞的意見書)和若干貢物呈給神宗皇帝(名朱翊鈞,公元1572 年至1620 年在位)。貢物引起了神宗皇帝的興趣,利瑪竇也受到禮遇。神宗皇帝因此准許利瑪竇等居住北京並為他們提供活動費用。在北京,明朝廷的許多名卿重臣都成了利瑪竇的座上賓。他們為利瑪竇提供方便，替利瑪竇傳入的基督教作辯護,並抵制社會輿論對它的攻擊。
除了與明朝廷的公卿重臣交遊,利瑪竇還注意與社會最底層的平民百姓接觸。由於有神宗皇帝的敕賜,教會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很高,教會寓所也如官府一般尊貴森嚴。
利瑪竇曾這樣描述:“起初,一般人連教會房子的門檻幾何都不敢抬頭瞧一瞧,至於那些身份低賤的人更不用說了。”
為了把基督“福音”傳播到貧苦百姓中去,利瑪竇決定打破這種森嚴,開放教會寓所,允許所有人來訪,哪怕是最貧窮最低賤的人。這樣做的結果是:許多窮苦百姓也紛紛皈依了基督教。
在與利瑪竇交往的中國士大夫中,皈依了基督教並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兩個人物,一是徐光啟,一是李之藻。徐光啟,上海人,自幼熟讀儒家經典,1581年中秀才。1596年,他在韶州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1600 年路經南京時,第一次見到了利瑪竇。1603 年,徐光啟再到南京,遇見
葡萄牙神父羅如望(Johannes de Rocha),受其洗禮加入基督教,取聖名“保羅”(Paul)。次年,徐光啟進北京參加會議,中進士,供職翰林院。徐光啟與利瑪竇的交遊主要在1604 年至1607年間,這三年,“他們一直在一起工作,翻譯數學、水利學、天文學、地理學各類書籍”。其中就有意義、影響也最大的當然還是《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工作,除此之外,徐光啟也致力於利瑪竇的傳教事業。
清人阮元等編著的《時人傳》中這樣評價徐光啟:“自利氏東來,得其天文、數學之傳者,光啟為最深。”利瑪竇所著《畸人十篇》中有兩篇是徐光啟向利瑪竇問道的對話,內中寫道:徐光啟“一直在尋求為人們所不注意的,如關於人的來世生活和人的靈魂不滅的特殊問題。因為不論中國的哪一宗教最終都否認靈魂不滅。”在這兩篇對話中,利瑪竇根據基督教神學關於靈魂不滅、天堂享樂、地獄修煉、禁欲主義等主要教務,對徐光啟關心的問題作了解答。這些問題在徐光啟看來都是“人生最急事”。
李之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598年進士。1601年,李之藻在北京會見了利瑪竇,因佩服其才學,從此潛心西學,並與利瑪竇等人合譯有《同文算指》、《凰容較義》、《名理探》和《圓有論》等西方著作。在西方數學、地理學、邏輯學輸入方面,貢獻甚大。李之藻的西文名為李我存(Lingotsun),接受洗禮時用聖名良(Leo)。在《16世紀的中國——利瑪竇1583年至1610 年日記》中,利瑪竇曾這樣描寫李之藻:“他年輕時,胸有抱負,要刻印他自己繪制的一幅精美的中國十五省地圖。在他看來,這十五省就代表了全世界。當他發現利瑪竇神父繪制的《世界地圖》時,才大吃一驚。知道自己的地圖是有限的。雖然他對《世界地圖》並不完全理解,但他對科學採取老實的態度,所以能夠很快吸收、理解。就這樣他為了更好地學習地理學,和利瑪竇神父交上了朋友,花費了全部的業餘時間學習它。”由此可見,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是他們之間友誼的紐帶。
利瑪竇領導的中國傳教會在政治上得到神宗皇帝和某些朝臣的庇(bi)護,因此不管在組織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有了基本保證。利瑪竇利用北京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這一有利條件,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官員、考生、學者、商人進行廣泛交遊,從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應是衡量他在華傳教取得全面收穫的最重要的標誌之一。
利瑪竇在華傳教取得全面收穫的另一重要標誌是:在他臨死前,他領導的中國傳教會已使 2000多名中國人皈依了基督教。1608年8月24日,利瑪竇在致馬切拉答兄弟的信中說:“在中國許多學者中,已有兩千多是基督教徒。”
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在北京逝世,終年59歲。經神宗皇帝批准,利瑪竇被安葬於北京阜城門外二里溝村滕公柵欄兒,墓址在今車公莊大街路南6號院內。很快,利瑪竇墓地成了帝京勝景之一。當時墓地前的大門上題有“欽賜”二字,《利瑪竇墓誌銘》鐫(juàn,雕刻)在碑面右側,上面寫着:“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歷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歷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利瑪竇入華,標誌着“西學東漸”的開始;利瑪竇逝世,卻不是“西學東漸”的終結。“西學東漸”使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士大夫中,出現了議、學、傳、用西學之風;在西學的影響、刺激下,學術界出現了一股以講求實行實證、實用、實效為主要特徵的實學思潮,一些中國學者開始整理、發掘湮沒已久的中國古代科技遺產;隨着西方某些先進科學技術和“奇器”的輸入,出現議辦“洋務”的端倪,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便提出了學習、應用西方技術,購買、製造西洋火器的主張。這些,也正是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
遺憾的是,這一次的中西文化交流並沒有成為中國走上科學發展道路的契機。在利瑪竇逝世 150 多年之後的1773年,耶穌會正式解散,在中國的大部分西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西學東漸的細流最終也被截斷。儘管如此,利瑪竇給予中國天文學、中國數學、中國地理學乃至中國思想、語言、美術、音樂等各方面的影響卻是不可抹煞的;作為中西文化的溝通者,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他的名字將永為中國人民所牢記。
思考題:
1. 為什麼說馬可·波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
2. 你讀過《馬可·波羅游記》嗎?給你印象最深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說它是一部奇書?
3. 利瑪竇是什麼人?他在“西學東漸”中起了怎樣的作用?
4. 中國士大夫中,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兩個人物是誰?請介紹一下他們的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