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鹽荔枝米俐

馮智活牧師出生於1956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並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神學。馮牧師於1981年參與成立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及後積極關心有關大亞灣核電廠興建事宜，並擔任「關注核能委員會」主席。1986年，馮牧師成為「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的召集人暨發言人，帶領組織於兩個多月內收集104萬個簽名交到北京當局，並由此踏上從政之路。馮牧師於1988年當選沙田區議員，後於1991年當選立法局議員。近年，馮牧師仍繼續參與社會活動，例如響應戴耀廷教授的「和平佔中」運動等。

郭教授:馮牧師，多謝你幫忙做口述歷史訪問。第一次基本上都是由你自己分享你歷史的經歷和社會參與的情況。開始時，可否請馮牧師你先講一下自己的生平和出生背景的資料？

馮智活:OK。我50年代出生，自小去教會。[郭：家人都已經是基督徒？]對，父母都是基督徒了。（我）又接受了洗禮，所以教會是我第二個家，每個星期都會去，風雨不改，教會很多活動我也參與，我那一間是較大的教堂，即聖三一堂，各方面的事都有，（如）主日學。那時社會就較窮，我也不例外，也是較貧困的，小時候。[郭：也是住在九龍城？]沒有錯，（我）住在九龍城，中學時搬到慈雲山居住，當時是所謂的紅番區，即六十、七十年代。但沒甚麼的，我們那區治安OK的，我們在半山左右，聽說（治安）較差的如球場就在山頂。讀書順利，一直讀到大學。76至79（年）就在香港大學，79至82（年）就在中文大學的崇基神學院讀神學，一直都順利的。

郭教授:如果回頭說你小時候，最初去聖三一堂，其實你家裡有多少個兄弟姊妹？

馮智活:我有妹妹的。[郭：即是你和你妹妹。]不過自小我就一個人，我很獨立的，母親要上班，所以不怎麼理我。[郭：所以父母都是⋯]所以我自小就take care我自己，妹妹也有take care少少吧。

郭教授:你的小學是否都在聖三一堂？

馮智活:沒錯，小學是聖三一堂，中學就天主教。[郭：哪一間天主教中學？]聖芳濟書院。[郭：聖芳濟好像在深水埗？]對。[郭：你從慈雲山上學不就⋯]我踩單車去的。[郭：哦，踩單車（笑）。]順便運動，又能省時間，又不用逼巴士，又能運動。[郭：很厲害啊。要踩多久？]回來才厲害，要上山，所以有時不夠力上山就推吧，一星期有一、兩次左右，踩到一半就懶得踩了。我年輕的時候很sporty，很多球類運動都喜歡玩。

郭教授:剛才你說到慈雲山中段比較太平，治安較好，其實你讀書的時代，有甚麼特別事嗎？

馮智活:一般來說我不是勤奮讀書的一類。[郭：但你也能入香港大學啊。]最害怕中文，不知是上帝保守和引領，又或者是我突然生性（笑），在會考之前的一、兩年，我就拼命讀書的。最誇張就是我入港大之前的預科，當時有預科，中六、中七，我在九龍工業學校讀書。[郭：所以你是理科的。]對，那兩年我真的是全職學生，除了去教堂，甚麼都沒有了，全部都是讀書，早午晚，早午晚。因為我知道（港大）很難入的，我知道自己是五五波的，甚至不夠五五波，不過後期我較有信心。所以我自己的經驗就告訴我，（只要）努力和專注，很多事情就能辦到。我覺得（當）你想做一件事，其實就能做到，所以不要很快下決定，說我不能了，放棄吧。[郭：你在九龍工業學校時，也是踩單車回家？比聖方濟還遠啊（笑）。]都有，平路而已。我那時很厲害的，比巴士還要快，我不讓它爬頭，因為它太大了，它爬我頭很危險的，所以只有我爬它頭（笑）。當時的車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快。有一些意外的，但上帝保守，沒甚麼大礙。

郭教授:你中學的時候，已經堅信上帝了？

馮智活:一直都很正常。我自小就嬰孩洗禮，但我中四的時候就決志，我們不是叫決志，叫堅信禮⋯有個堅振禮，就暑假按手。信仰一直都沒甚麼特別，但到港大時就有些變化，接觸到很熱心的基督徒，當時的信仰就熱熾了很多，被當時大學的基督徒影響，所以熱熾了，信仰的追求大力了很多。[郭：可否說一下你認識的基督徒朋友的名字？]名字嗎？大家都不很認識了。[郭：不要緊的。]簡單地說，我們當時有一群CA，Christian Association，其中一個是蕭壽華，他高我一屆，當時他已經很神聖，一個非常好的⋯他當時已是chairman了，在基督徒團契。[郭：港大基督徒團契。]是的，Christian Association。總之（基督徒團契）有活動，我就會參加，即適合我那些，（包括）faculty的活動、整個院校、自己班的cell group，所以我決定牧職也肯定受這個影響，不用說了，我就想在信仰再追求多一點。另外，我也看見當時教會的年輕牧師較少，[郭：指聖公會？]聖公會。我就想，那看看上帝是否要用我吧，我就ready，一直都順利。[郭：你在港大也是讀理科？]馮：（我）讀理科的，所以轉做讀神學的第一年很辛苦的，那是文科的discipline，很辛苦。

郭教授:為甚麼你會從港大畢業以後，就到中大讀神學？我想80年代在港大畢業都是天之驕子，為甚麼會⋯

馮智活:是的，母親也反對我讀神學，不希望我做牧師，快點出去賺錢吧，都是那些⋯第一，遲了三年賺錢。第二，做牧師的人工少了一截。當然，（我）為理想、為抱負、為自己的興趣，有意義的事情。我second choice是社工，神學順利便去了first choice。這很感恩的，上帝一直都看顧我，一直引領著我，為我開路。

郭教授:選擇中大有甚麼特別考慮？

馮智活:沒有，教會派的，當時大部分吧，小部分就到外國留學，大部分都在崇基讀的，聖公會支持嘛，最近才退出來的，一直都支持。

郭教授:你在崇基的經驗如何？

馮智活:簡單地說，在香港大學那三年是我的熱誠和熱切，即信仰和上帝的關連性很強，經驗和經歷感性上較強。人際間，特別是弟兄姊妹之間的相處關心很強烈，以往沒那麼強的。來到中大，差不多就不同了，理性得多，which is這件事我很開心，因為自小讀理科，我的邏輯思維也很強。在中大，簡單來說，就是釋放了我理性的追求，給予我很大的滿足，即理性的真空都填滿。我自小也是的，老師分配給我的，我都會讀，但不會完全跟足。我在圖書館做論文，這裡找，那裡翻，翻到deadline才做回老師要求的東西，所以我在崇基圖書館就很大得著，基本上是（得到）很多知識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聖公會的神學，是我自己看書看回來的。沒有人，也沒有那一科的，我們的summer term只講一點而已，說得多少呢？即補一下課吧，自己聖公會的神學生，其他的學科也是，所以很感恩，很大滿足。這也造就了我一個基礎，我出來後或我讀完書以後，讓我再追求。對我而言，這只是讀完一個學位而已，其實追求學問和經驗，特別是靈性的追求，是一生人的（課業），就繼續吧。

另一樣的dimension是我接觸不同的宗教，或夠膽多走一步，自己走出來，做宗教對話，這是其中一樣。那裡（中大）有一些其他的書，有些較liberal的書很強調宗教對話，諸如此類，所以令我有這樣的向導吧，出到來自己摸索，我自己又有興趣，又到處去，接觸不同的事物（笑）。[郭：其實你很主動。]我是很主動的，我很喜歡，只要有一點小接觸我就有興趣去知道，去接觸一下吧。其實香港甚麼都有，有很多宗教，其他小宗教，拜火教又有，其實幾好的，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卻藏著很多事物。

郭教授:你在崇基裡⋯即本來你在港大是CA，CA當時應該是較保守的福音派、基要派的。[馮：未到基要，福音派吧。]福音派吧。但你去到崇基時，有參與學生組織嗎？

馮智活:有，我一樣這麼積極的。我當時在CA就沒有擔當任何職位，只是參與多，來到中大崇基，人數少，做過神學生的學生會，幫忙搞團契和聚會，沒甚麼其他的，都是少一點，因為新以及我想有多一點時間去讀書。[郭：但中大團契就⋯]沒有，我去到的時候，中大團契都較福音派，我在港大時就已經夠經驗了，當時就（專注）讀書吧。其實我在港大有變化的，簡單地說，第一年就很熱切，但某些經歷之後呢，不方便公開談論，我很快就不那麼福音派了，感覺上原來我與它是有些不一樣的。

郭教授:那麼在你不那麼福音派以後，你的追尋又是怎樣？

馮智活:就走社會派，或者關心社會，福音派也主要是吧，但每個人都只是得把口而已（笑），說要social concern但只得把口。我就覺得，這樣沒有用的，怕甚麼呢？下來吧，玩一下先體驗一下先嘛，覺得不對便離開吧，但每個人都很害怕，不知為何，或者不是害怕，總之不參與吧，是不喜歡。

郭教授:剛才你說不方便說，但我很有興趣（笑）。

馮智活:有興趣的話，就錄完音再說吧。

郭教授:好的錄完音後再說（笑）。那麼你開始覺得有社會關懷後，你又做過些甚麼呢？不論在港大也好，中大也好。你自己開始嘗試做甚麼？

馮智活:我在港大就接觸了當時很親中的同學，叫左派、左記，或者國粹派，我又不害怕，大家同學而已。（我）有體驗，做關社，又落區，參與非基督教的活動，這也造就我以後參與社會的。在港大的時候，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港大，我試過參與SoCo。[郭：社區組織協會。]沒錯了，當時他們很前衛，搞社會運動，（我）又偷偷的去觀摩一下。[郭：為甚麼要偷偷的？]對啊，當時我很害怕的。七十年代末，只要一拍到你，政府官就不用當了。我們的同學電視一拍到自己的樣子，就馬上遮著電視機，不讓父母知道，我的年代是這樣（笑）。

中大相對地機會多點，人也少一點，自己的經歷也傾向自由一些。我覺得福音派的範圍太窄，總是覺得不夠空間轉彎，對我而言，總是有窒礙，我就喜歡到處去，特別是社會參與。對了，我在中大的第三年，即81年，我就有變化，有參與了。當時我成立SCM，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因緣際會，SCM在81年成立，在那裡就變了很清楚積極地用基督徒身份去參與社會，那一年很開心，因為能實踐或者是可以做，能夠參與，非常具體。

郭教授:所以你是當時重新發起的人裡的其中一員？

馮智活:對，我是founding member，創會人來的。

郭教授:可否多談一點，為甚麼當時一群同學會⋯

馮智活:其實是先有一個搞手，叫廖寶泉，很不幸他在很年輕時就返到天家。他是主力，當時他正在讀碩士，還是剛剛畢業，比我們高幾屆。他很厲害，又招募成員，他又是聖公會，剛好又是中大。其實開始時，很多（成員）都是聖公會是或中大的，又或者同一間教會，甚至是聖公會某間堂。[郭：都是三一堂？]當然不是。因緣際會吧，招募起來就有一群人，一點即著。

郭教授:你們組在一起時，有甚麼想法嗎？

馮智活:我們當時不流行甚麼理論的。坐在一起討論，做什麼就在當時討論。[郭：一起討論的？]對的，關心社會也好、如回歸也好、核電廠也好、新約禮儀也好、中秋節（與）信仰的關連等等，我們沒有整套（理論）的。反正是零，在當時幾乎找不到另一群人，是基督徒關心社會，像我們這般清晰地，那個年代，我們81年開始。

郭教授:在開始的期間，有甚麼事件到現在還是讓你很深刻的嗎？

馮智活:你講我自己還SCM？[郭：兩者都可以。]說不上轟動，始終我們只是一個團體，我們有少量的出版，少少聚會，沒甚麼publicity的，又不是出名，也沒有特別顯注的社會行動，間中有聲明。我還記得一件事就是支持政府修改關於同性戀的法例，當時應該是1983年，若我沒有記錯。以我所知，（我們）是第一個基督徒團體夠膽出來支持政府改例。[郭：即非刑事化，當時應該是。]對，或者叫社會刑事化，當時福音派很強烈反對。這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搞得比較明顯，就是反對核電廠。當時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還未發生，我們是以環保的角度（去反對），主要是這樣。但1986年蘇聯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以後，我自己帶起一個運動，與SCM不直接（關係），以我個人或環保團體長春社等，參與反核運動，我當時講安全較多。

郭教授:所以你從神學院三年級開始，一直都有社會參與的經歷，我可以這樣說嗎？

馮智活:大致可以這樣說。但其實我在神學三年級的時候還是斯斯文文，都是室內多過室外。[郭：你現在都很斯文（笑）。]86年就室外了，（在）街頭，要搞些事情了，那是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的聯席會議，就逼了我上街，即社會行動。

郭教授:可否多講一下整個大亞灣爭取的前因後果和發展？

馮智活:1986年4月蘇聯發生大的核電意外，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幅射就吹到歐洲，很遠的地方，甚至一、二千公里，整個世界都很害怕，幾個月來都很多新聞，特別是開頭的一兩個月。我們有一群人反對開核電廠，我們馬上提出不要建了，因為當時的提出還處於初階而已，在香港北面五十公里的大亞灣裡，有個地盤也差不多完成，剛把地基打好，那麼初階，不建可以嗎？諸而此類吧。我們一早就勸不要建的了，基於環保和後世的幅射污染。怎知道一點（火頭）就著了，意想不到的，整個香港很快就支持（運動），最後一路有團體加入，一路成立了聯席會議，幾十個（團體），最後有一百零七個團體加入，以及區議員的議員辦事處。全港搞簽名，在一個月之間已經收集了一百零四萬，不用說就是一面倒支持。那個運動是開創了全港的運動，其實是民生運動來，但沒有辦法，一定牽涉政治，但政治的成份其實很低，當然中國也有政治考慮。那時我們也知道機會不大，就盡力吧，當時《明報》的查良鏞也支持，希望不要建的，所以我們都以為有機會，是真的不建了。

（簽名）很成功，很順利，不過也很快低沉了，起得快，也低得快。[郭：原因是甚麼呢？大家都知道改變不了就不做了？]對啊，就不再堅持，沒有再繼續下去。當時與中國的交手和交往是很初步的，即大家都很客氣，不知道該怎樣做。當它說要建了，大家覺得無望了，之後都淡了。那麼我就將爭取停建轉為監察，這很自然的，有些人就笑我，你做甚麼都有人非議的，但沒有辦法的，難道我不管嗎？我不管不是更舒服嗎？唯有以我對核電的認識和一路以來的資料一直去監察。所以我一直監察到我做完立法局議員為止，即95年，95年我不做立法局議員後，那麼資料和聯繫就很難有了，所以就沒有再監察，沒有民間的監察在了。

郭教授:由爭取停建變成監察，其實你在這個參與的過程裡都很務實，都不是一種對抗性的⋯

馮智活:對我而言，這不是對抗，但對方感受又不一樣，也輪不到我們不對抗，那麼你要不要與我開會？就算真的開會，（雖然）也沒有試過，即沒有試過真的坦誠地開會，開完會我們要公開（內容），我們的立場不會變的，當然是說負面的東西。很有趣，我們當時將這一百零四萬個簽名交上北京，它又願意安排，[郭：即願意接收。]當時中旅社都有安排。[郭：這麼好？]專人安排，買機票，又招待你，像禮賓般前往，又安排酒店。[郭：都是86年？]沒錯，86年的暑假，8月時去。唯一的（問題）是接收簽名的人不夠高級，（我們覺得）這麼低職位的人，找個更高級的來吧。只有在這裡有點波折而已，我們說你不收我們就到中南海算了，其實說一下而已，當時大家都很客氣。當時你記得是中英談判以後不久，少少蜜月期，李後死死地氣上來收，跟現在不同了，[郭：副主任出來。]他找些專家與我們對話，也稍為開過會，他有他講，我有我講，他說official的話（笑）。

郭教授:大亞灣的爭取有影響你之後⋯

馮智活:絕對是很大的影響。第一，由不走到前線，就突然間走到最前的一個。[郭：怎麼被別人逼了出來？]這真的是上帝旨意。當時是86年，我剛剛三十歲，完全沒有社會經驗，不是沒有人認識，有人認識的，但不是社會那方面，譬如阿石，劉千石認識我。有幾個原因，第一，我認識核電，其他人不懂。最初講反對核電廠的不是他們，是我，這個黃毛丫頭，不怕死的（笑），有少少技術的。我們又真心不希望它建，沒有政治考慮的，初初只是環保考慮。他們找我出來做領頭的就最穩妥，大家不用那麼多顧忌，大家就舒服一點。你若隨便找一人，旁邊的人就不舒服，會說為何不是我呢⋯[郭：因為你是傳道人和牧師？所以⋯]我又沒有利益衝突，又不屬於那一派甚麼的。[郭：即當時其實除了長春社之外，還有很多所謂不同的派別在參與？]有幾個的，譬如當時教協很威風的，黃偉雄等公務員又很厲害，劉千石那些又很厲害，主要是這三個，很得意的。[郭：所以因緣際合就⋯]是的因緣際會，我又膽粗粗，不怕死（笑）。

郭教授:那麼之後，你怎樣走下去嗎？

馮智活:就這樣吧，走得那麼前了，沒道理縮回去的。其實我的心就是關心社會，88年就沙田區議會，不，全港區議會選舉，當時我在沙田服務、牧會，有地區人士叫我選區議員，其實我完全沒想過。（他們說）沒有人啊，諸如此類吧。我就說好吧，當服務吧。的確是服務的，當時八十年代的區議員，對吧？一起開會就說兩句。當時聖公會的神學思想就是你是牧區嘛，那麼就參與多一點，了解多一點吧。那也對的，多接觸這個社區，又多接觸政府部門。88年（我）就贏了區議會，如果不是86年的大亞灣，我的知名度不高，未必贏的，或未必想參與。88年贏了以後，我就有搞一些全港較特別的issues，有記者報導一下吧，你有少少知名度。[郭：是甚麼issue？]我記得當時有船民的issue，或者是反加風，即反加價。到91年就第一次立法會直選，我又是沒有想過出來選，我想的只是社會服務而已，立法會這麼厲害。但當時又是沒有人，當時是港同盟，不是民主黨，談著談著發現還差一區沒有人選，沒道理這樣的，我便嘗試下。我又想既然沒有人去，那麼就去填上這個洞吧，沒打算贏的，但誰不知又贏了。[郭：那一年好像是大勝。]那麼就洗濕了頭，愈踩愈深，這些事也沒甚麼準備，就變成這樣了。

郭教授:91年的時候，你已經加入了港同盟？

馮智活:有，所有這類團體，一成立，我就撲過去加入，支聯會也好，港同盟也是，民促會也是。

郭教授:如果調過來說，民促會就爭取八八直選，你當時為甚麼會考慮參與？

馮智活:參加推動而已，當然要推動民主。我一直參政或參與，特別91年參與立法會選舉，都是為了推動民主。[郭：民促會當時搞高山大會和簽名，你⋯]我都有參與。不過我當時選擇不上那三十人的主席台，我不希望爬太高快過頭，讓這位置給別人，其實我可以上台的。

郭教授:到支聯會呢？你當時因緣是怎樣的？

馮智活:支聯會也有，第一屆我就報了名去選。有些人說某些黨派太多人，我就無所謂，有人做我便不用做吧，意思即要我讓給其他人做。如果沒有記錯，我們要選二十個人，那麼就讓不同類型的人上位吧。

郭教授:你有否覺得六四前和六四後，那個社會參與氣氛有不同嗎？

馮智活:你說的是整個社會？[郭：整個社會，即你所感覺到的。]這裡停一下好嗎，我想先去洗手間。[郭：好。]

郭教授:馮牧師，剛才我們講到關於你在支聯會的參與。問到你八九六四，你有甚麼深的印象？在其之前的氣氛和參與，與之後的氣氛和參與有很不一樣嗎？對於在香港裡關心政治和關心社會，你的經歷如何？

馮智活:當然八九六四時很震撼，當年很多香港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和經歷，這是一個很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很震撼性的。我想很多人都以為有機會有新的中國、新的秩序出現，誰不知是不行的，還是那麼血腥。整個香港社會都震動了，不只一百萬人遊行。我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站在馬會入口的附近，站得較高，當時不知為何，我與幾個朋友在那裡一邊叫口號，一邊唱歌，一邊見人們一直進場，在那裡不是說笑都站了半天，可能四、五個小時，可能更長到晚上，都一直不斷進場，整條街都是人，所以這段經歷很深很震撼，整個城市同一心。如果有一百萬人上街，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出來。這種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的心，那種熱切和真誠真的很特別，是很珍惜的。我相信經歷過六四這類事件，對民族和國家的情懷一定很深。

郭教授:但也你說過在大學的時候，有去過一些國粹派的活動，你會否覺得六四這件事使你對中國的感情有一點微妙的改變？

馮智活:我不是國粹派的，我是dialectical的，我只是為人民的，我從頭到尾對這個政權都沒有好感，可能這受母親影響。我記得我小時候，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即我56年出生，香港的中資機構沒甚麼好買的，只有一樣東西可以買，就是毛澤東的襟章，整個公司的商場都是紅色的。我說有沒有搞錯，這可能嗎？個人崇拜強得嚇壞人，電影等等，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權是很有問題，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這慘案吧。所以八九六四，大家都有希望，特別是新的民主中國誕生。沒有了，唯有再等吧，就看看歷史怎樣演變。

郭教授:六四會否與你加入港同盟有關？

馮智活:這一定是。六四事件點燃了很多人的心，點燃了很多愛國的情懷和投入社會的熱切，所以港同盟是很順利，而且絕大部分的人都很真誠，但之後整個就慢慢變質了，在有選舉之後，有利益之後，容易變質一點。所以過程我很高興的，大家很真誠地參與，在成立不論是支聯會和港同盟時大家都很真心，很有理想，所以很多善良美好的事物都浮現，人的陰暗面都看不見的。[郭：可否舉些善良的例子。]每個人對社會和國家都懷著美好的憧景，港同盟成立時，有著所謂新的氣象，浮了很多有志之士出來，有些像雨傘。[郭：有甚麼是很深印象？]講人物？好像不太方便公開講，[郭：OK。]我很少公開講人，就是港同盟活躍那些人吧。

郭教授:到91（年）參選時，有沒有甚麼令你很深刻的事？

馮智活:如果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新的經驗，雖然我選過幾次，但這麼大面積和不同類型的地區和議題，這很新穎，也需要自己去摸索，不過我又OK，因為自小訓練都沒有人教導，自己摸索慣了，所以91年的選舉起初沒有人幫忙的，如何做完全由我自己找的，該做那裡先，如何做等等。[郭：以及沒有經驗。]也沒有先例，第一次直選，你的黨友連自己都顧不上，不能期望能顧到你，還要距離那麼遠，[郭：單議席單票制。]大埔、粉嶺、上水，幾乎是這樣。我也一直感受到上帝的照應和看顧的，又不那麼孤單的，我做的事也不太為自己，變相有力量在（支持我）。

郭教授:選到以後進立法局了，還在後過渡期，很緊張那幾年呢⋯

馮智活:我經常跟別人說，贏了那個位置還未完的，要做得好才叫贏，你要適合做那個位置。做議員那幾年做得好不好，你也要做得好才行的。議會真是一個考驗來的，也有點害怕的，第一，我沒有ready，第二，議會是那麼新，第三，那些事情很複雜。初初你反對這個，反對那個，說一句就可以了，建得好便多建些吧⋯但你到議會就不一樣了，要建在哪裡？建哪一類型？定價多少錢？建一年還是兩年？（過程）可以是非常技術性的，所以你做很多決定，不能隨口說的。責任又大，撥款都以億作單位，不是幾百元幾千元，還是公帑，你便要很勤奮。但這也是很難得的經驗，因為你走到社會當中，似乎很多事情都靠你決定，那四年的議會經驗對我而言很特殊的。

很特別的，那四年我就暫停了教會的工作，因為（用了）時間太多，而且當時已經興起全職議員。這也是選之前沒有想過的，吓，這是全職的？幸好教會也寬容，讓我可以先暫停四年，所以我很感恩的，每件事都是安排好的。這四年當然累積了接觸了不同的階層，包括很多政府人員，可以很了解到政府的運作，甚至可以影響到它的思考，很特殊的，就這樣吧。

郭教授:有沒有一兩件事，你覺得是很標誌性的事件？

馮智活:在立法會裡標誌性⋯即很成功的事情，坦白說，是沒有的，因為政府也不用你幫它多少忙的，你不要反對它就很好了。你要成功爭取，很偶然在剛剛好（的時刻）做到一點事情而已，因為港英年代的政府不算太差，重要的事情都看到做到，是回歸之後很差罷了。小的事情很有趣的，譬如我舉例，剛開始沒多久，審擬法例說甚麼呢？是禁煙，不是叫禁煙，是勸人們少吸煙。我們的草案就問，一個煙包有幾多成是廣告呢？我記得我和葉錫恩去開會，大家還是議員的時候，原來真的由我們決定煙包百分之幾是廣告，你能決定的，我就覺得幾好玩，做議員真的能決定得到，這對影響民生很大的，每個人都拿著一包煙，字體是甚麼等等。當時我初嘗權力，我很小心謹慎，也很仔細。審擬法例是這樣吧，有時候有些法例一決定了就影響整個社會。

另一件事就是遊戲機中心，打機（笑）。[郭：18歲？]對，很複雜的，有些是兒童不行。當時我不知道怎樣做，就去探遊戲機中心，以議員的身份去遊戲機中心視察，很好笑。那些記者又很有興趣，這群傻子又在（笑）。[郭：看別人打機（笑）。]很trivial的事情，但其實又很重要，如果決定得不當，（遊戲機中心）可能變成犯罪溫床也不定，你會令到小朋友⋯諸如此類吧（笑）。

第三件事最特別的就是我結婚，我93年結婚，當時是議員身份。那個婚禮很誇張，是上帝的恩典來的，如果我不是做議員的話，不會這麼誇張的。怎樣誇張法呢？人多不在話下，有些人因為你議員身份而來，記者又多到嚇壞我，未試過那麼多記者。因為你是議員嘛，政界又走來，娛樂界又走來，娛樂版生怕會錯過甚麼似的。因為很難得有一個議員，還是一個民主派，反對派的議員結婚，即又soft又硬混在一起，（覺得）這個人很好玩。然後報導呢，幾乎沒有一張報紙不報導，還要大大幅，怕會落後於其他人，娛樂版也一起登，真的很好笑。那個該死的Morning Pos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還一大張相，我們合巹交杯的時候，他們又有這個機會（笑）。這是上帝祝福和恩典，很特殊。其實還有些事情的。[郭：如果可以分享的都可以分享。]對嗎？個人的事情不必講那麼多。[郭：不是的，你想向大家分享的都可以講。]我自小有個缺點就是很少講個人的事情，還要公開講，都夠了。[郭：明白（笑）。]那個婚禮已經引起一些人妒忌了，真的，我從沒有看過報紙有婚禮那麼多報道的，有錢人很多都只是娛樂版。[郭：也不會上政治版。]單是Morning Post，當時Morning Post半版紙一張相，為甚麼呢？因為當時它喜歡用相片來吸引讀者，那個年代拍照的人都很專業的，喜歡這樣。[郭：很盛事的感覺。]對啊（笑）。沒想到的，還有訪問，不單是婚禮那一環節，又這樣又那樣，這件事也很特別的。

分工和投票的事，因為當時民主黨內是全男班。有一個範疇就是婦女權益，當時的term叫做婦女事務，由我去做，為甚麼呢？因為沒有人做，公開也這麼說，我是這樣的，經常做清道夫角色，我無所謂的，反正我又不是沒有信心，我有信心的。我處理過婦女事務，因為SCM等等。有件事只與這件事有關聯，但不好說，這事後才跟你說吧，不希望公開講。[郭：明白。]因為影響其他人，這件事又是很特殊的，不是太多人知道，黨內的人才知道，當時的議員才知道。

郭教授:不過都很有趣，很明顯九十年代女性參政尚未是潮流。

馮智活:即是有個事務關於女士的嘛，我們的黨沒有人做spokesperson，房屋有，交通有，諸如此類。當時我去北區選也是這樣的，沒有人去選我才去的，沒料到贏到而已。我想起了，在立法會我有機會和港督，當時是彭定康，同台一起吃飯。一來（他）是特殊人物，特殊身份。二來傳統英式禮儀是很有趣的（笑）⋯就與一些所謂上流人士的近距離接觸，如鄧蓮如這些，有一次吃飯是閒談式的，不是正式開會的一類。鄧蓮如很有趣的，她與民主派，有時候是特別去約的，因為沒有甚麼機會開會，就算兩局議員也是，我們不會開那些會議，即這些機會和接觸頗特殊。

郭教授:你對他們有甚麼評價？對彭定康和鄧蓮如。

馮智活:當時英國政府的一般官員是很高質素的，即忠誠又誠懇，個人的ability，即技術官僚是強的。最多都只是個別（官員）較懶，也不算很滑頭，他可能會為了少少（事）哄你一點吧，（但）你知道他本人是如此，算不上是奸猾，諸如此類。不喜歡談便不要談吧，喜歡談的便多談一點。有些甚至可以和你交心的，他信你，你也信他。當時做立法會議員，其實不同的黨派距離不是那麼差的，不像現在這般，絕對不是這樣。當時開會以後，爭辯過後，當時爭辯也很斯文，一吃飯大家就嘻嘻哈哈，官員當然是沒有架子。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政府）學習得很快，其實可能他們都尊重議員，所以我們這類新人入去⋯李永達這些，即在位也不像議員的⋯[郭：也是三十多歲而已。]即很不習慣的，但他們學得很快，也與我們一視同仁。這件事上的尊重，使我很欣賞他們，不是因為尊重我，而是因為議員特別你是民選的，所以尊重議員那種的態度，是應該如此的。現在就很不一樣了，大家像對手一般，要打倒你之類的。因為當時的政府相信議會很重要，雖然還叫consultative，但有直選之後就是民意代表了，他們是真的經常問你意見，看你怎麼樣，又會花時間說服你，又會訴說難處，是這樣的。所以整個經驗其實很開心，雖然經常開會是辛苦的。

郭教授:因為甚麼原因，你之後還是回去牧職，就較少在政治那一邊了。

馮智活:其實我沒打算不再繼續做的，主要是人手的問題而已，思前顧後都沒有人接班，我又不懂去作育人才。但有些事情發生了，我決定還是不再做下去了。上帝經常給我很多暗示和訊號（有）一些事會發生，甚至似乎都為我選好了，我就不用再選擇了。突然間叮一聲，對啊，原來我不是一定要做的。一直以來都是沒有人選（議員）就我去選，原來是不需要了，我就決定不選。整個人都輕鬆了，壓力全無，是上帝的恩典。其實做議員那幾年，特別是後來一兩年壓力極大，因為你要連任也好，每個人都注視你也好，諸如此類。做議員，坦白說，其中一個痛苦的地方是你不能完全做你喜歡或表達你自己的事，即是你要收斂一些，或是有些限制你不能做或不做那麼多，這是其中一件事吧，有些限制吧。

不選的原因，簡單地說就是黨內的支持不足，因為選舉是很費力的，如果黨內的支持不足，只靠自己的話，就死定了。你明知道死定，慘敗的，那不如不做了，既然都沒有信心，也沒有了應有氣魄和狀態，只是為了捱下去的話，捱過很多了。95年3月就區議會選舉，大埔一個區，我想去選，我的黨竟然叫我不要選，我就想不明白，有沒有搞錯，難得多點人去選吧，妨礙著我？這是第一個訊號了吧。當時我們去選很多三料的，一級一級上的，一級連接一級的，第一級就不給我上，我要跳一跳很辛苦的，而且也未必成功。簡單道理，大家都要靠選舉的，但不知為何，那麼當然有原因，不便公開講。那就卻一卻步了，5月就遇到競爭對手，很利害的，就密謀了我的位置幾年了，上次已經想贏即想出來的了。我的工程也好，想念我的工作也好，做了立法會議員根本沒甚麼時間，所以選舉工程的質素比較差，一不小心就讓他贏了，還有些（事）發生幫他的，不說太多了。咦，我的兩個位置，我當時不是區議員，又不是區域市政局議員，原來不用做了，突然間，對吧。即我不知道是責任感大，還是迷失了，因為你做了四年，其實很短而已，一瞬間就（四年了），尤其是這麼多工作要做，你沒有理由馬上停止吧，社會似乎仍需要你。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可以停了。那麼我就停下來吧，就這樣。

還有就是我的first choice，我最有興趣的當然是教會工作，我怎麼會有興趣去搞政治和社會呢？（若真的有興趣）搞就不是這樣搞法了吧，我整個training也不是，來到只是一邊做一邊學而已，我的training是神學，教會也好，這是最有興趣。到現在也很感恩，如果再多做四年就不知怎樣了，可能愈踩愈深。[郭：可能現在還在做議員。]或者慘敗，死了也不一定（笑）。

郭教授:不一定的。好了，你回到教會了。95年到現在，你用一個牧師的身份去關心社會，又有甚麼深刻的經驗與之前不一樣想特別分享的？

馮智活:牧師身份就是，我從頭到尾都不刻意的，但不刻意之中又不會隱藏，所以都是順應當時的情況。我回顧過去，原來我區議會選舉，講的是88年的時候，原來我刻意去用牧師身份（選的），因為初時沒有人認識我嘛，當時只有三十三歲。其實沒有人認識我的，即知道我的職業，但我不是因為要這樣，所以由頭至尾都是本著我自己。我的信仰，當然去愛人，去關心人，社會是一個dimension，特別是聖公會要服待整個社區，不過我們通常較沒有渠道入手。所以在立法會裡很有趣，中文就不會叫我牧師，即不會是馮智活牧師，不會的，我就刻意叫人稱呼我議員就算。但英文就無法避免，英國的傳統就一定要給你一個reverend，honorable reverend，特別長的，不記得是reverend honorable還是honorable reverend誰先了，就是連在一起的。主席叫你呢，尊重你嘛，所以經常會提醒你是牧師。在那四年，我沒有穿牧師的衣服，我是打領帶的，想融入當時的（習俗），但同事之間當然知道我是牧師，我由始至終都差不多。我覺得我的身份，我是很conscious我以基督徒的身份和原則去服待等等。95年的時候，我是斬件式地參與，參與一下電台，又參與一下和平⋯即搞和平，不要戰爭⋯推動民主。這些散件式的參與，如民促會，不，當時叫民陣。最近雨傘，特別是雨傘，我就更活躍一點。

郭教授:即雨傘反而是你重新出來的事件？

馮智活:可以這樣說吧，參與多了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認識了一群基督徒之後，（組織了）基督徒社關團契，以基督徒的身份去關心社會，這是較特別的。之前就SCM，現在就這個，一路以來都較少的（團體參與），都是個人較多（的參與），無論支聯會也好，大亞灣也好，我都是與非基督徒一同參加的，參政也是。

郭教授:你都會覺得基督徒社關團契是雨傘的期間嗎？[馮：是雨傘誕生的。]可否介紹一下？

馮智活:雨傘期間有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聚會之間慢慢認識了，以前不認識的，（大家來自）不同教會，認識以後，雨傘之後便繼續再聚。現在都是一個沒有選舉，也沒有章程，甚麼都沒有的，純粹是一個團契。[郭：但都很活躍，有很多聲明。]這樣有這樣好的，大家同聲同氣就去吧，用不著搞這麼多事情，又選舉甚麼的，這樣已經很好，很感恩。

郭教授:一直走這段的歷程，你覺得牧職的身份給你的是資源還是限制？

馮智活:（笑）又是資源又是限制吧。限制就是時間上的和身份上的吧，自己的教會也要考慮一下是否會被影響。沒有辦法的，give and take的吧，沒有辦法好處全要。到現時為止都還OK的，反而有些教牧未必這麼方便走得這麼前，所以又是上帝關顧我（笑）。我很明白的，有些人未必可以⋯特別是教牧身份⋯即未必可以走在那麼前，他想的但未必可以，無論時間和角色都是。

郭教授:可否給予事例，你覺得這身份給予你⋯即give了你甚麼？又有沒有另一些事例讓你明顯見到，都有困難的？

馮智活:年紀大了，年資大了一點吧，現在連非基督徒都叫我牧師，叫我馮牧，記者就一定這樣叫，記者通常都較年輕。以前就不是這樣，以前叫馮生也好，叫阿Wood也很多，即朋友們，現在反而在社會上多數叫（馮牧）。叫得你馮牧，當然知道你是牧師，暫時牧師的角色身份都是正面的，大致上（笑）。最近佔中九子在審訊，早幾天有一個非基督徒安排喇叭去支援，在審訊之前，九點鐘左右。他跟我說，我們要祈禱，這個時候我們要靠上帝，但他不是基督徒來的。我說，你不是基督徒嗎？他說不是。他還想邀請我每天早上9點15鐘就帶他們祈禱，很特別吧？就是這樣，就連非基督徒都覺得要祈禱（笑）。

我由參政開始或者做議員開始，我都相信這樣的。我的style是這樣，不會刻意借此傳福音，所謂傳福音，但其實我在傳福音的。人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師，即他（自己）可以這樣的，即除了個別的事還可以參與社會。我的見證就希望做得再好一些，不要失見證。另外也無形中鼓勵基督徒可以去參與，放膽點也好，鼓勵也好。我是行動型的，不是理論型，我很少寫文章，我用生命和行動見證為主，這是我強項。

郭教授:雖然你沒有理論，但你沒有特別的信念推動你⋯[馮：一定有。]是甚麼呢？

馮智活:上帝的愛、耶穌的愛是去到人的每一個環節和階層，沒有道理只在教會裡面的。不過我們有選擇，有先後次序。我自小為人不怕困難，難度高我就會去挑戰去做。社會其實是難一點而已，你不熟悉就會害怕，但其實很需要的。我們有時很功利去到一個環節，我有否機會傳福音呢？其實關心、參與同在，就已經是福音的一種了，對嗎？譬如有一個聚會，你死也不出席，人們又怎覺得你重視呢？但你去了，（人們）就會（覺得）嘩，你重視我們，與我們一起，對吧？這已經很好了。譬如雨傘時的天橋底，我們去那裡，睡在天橋那些（人就）覺得你重視，諸如此類，這就是同在。所以社會是一個一定不能被忽視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應該去涉足，將你的愛和關心帶到每一個角落。不是因為要計較有多少人去教會和傳福音，不應這樣先計較，將你的愛、關心帶去⋯還有，如果是政治黑暗，就更需要你去調和，你若不去做不就愈來愈黑，永遠就不會變白。所以我經常說，這個社會更加希望多點人從政也好，參與多一點，起碼有正面的事，起碼基督徒愛心多一點，真誠一點，所以基督徒參與社會肯定是好的。其實也是一個信仰的實踐和考驗，你說我為人如此，講就容易，一落實就有困難。接觸陌生人是困難的，不容易的，特別是對信仰沒甚麼興趣那些，你如何入手呢？這是其一。

其二，我剛才說過做議員有些限制，有時會考驗到你信仰的立場。隨便舉個例子，譬如會否支持死刑，我作為基督徒，我不支持死刑。但有些人經其他角度，（應該）亂世用重典，諸如此類，有時會有這些。幸好我很少（遇到這些情況），我當時的政黨遇上這些時，我們有彈性的投票。這個時候就可以多滲一點基督徒的觀念和價值觀（入去），在議會也好，在社會也好。

郭教授:談到限制，很多人都會覺得聖公會是相對地支持政府的一方，你覺得對你的參與而言，會否都是一個限制？

馮智活:會的，所以上帝就安排我，因為我做來做去都是同一個位置。公開都是這樣說，你搞這麼多事，當然很難升，哪裡找人來選你？你怎樣代表聖公會？就是這樣吧，所以上帝自有其安排的，我便要學習謙卑一點，對吧。你說你自己叻而已，所以我們學習任何的崗位，都要去盡心盡性去服待，就不要嫌棄這個位置。因為又困難的，你的位置要take care大的組織時，你就不能不管的嘛。舉例你做父親的，你有小孩，你沒有道理不理會他去冒險或做危險的工作，不會的嘛，可能要安全一些，不要拼了命。但如果我單身寡人，我可能做一些較冒險的工作，差不多道理。所以我跟人分享（都說），沒有辦法，又要看顧教會，體諒一下吧。所以很多人退休以後，說話都變得大膽，有些牧者都是如此，你沒有留意嗎（笑）？不是聖公會，是其他教會。[郭：聖公會是甚麼年紀退休？65歲嗎？]70歲退休。[郭：明白你的意思，香港是有些退休牧師大膽了很多。]是的。

郭教授:當你回顧，你年輕時就是熱心的福音派。[馮：一段時間而已。]你會怎樣形容自己基督徒的心路歷程？在你回顧時，你會怎樣描述這段經歷？

馮智活:不能簡單地說的。入港大讀first degree之前，是一個不深吧，即很淺、簡單、循規蹈矩、被動、不主動追求、經歷不深的階段。到港大時就有經歷了，很近的，但未能整合在一起。去到中大讀神學的時候就能整合了。基本上，讀完神學後，靈性和理性可以整合在一起，給予自己信念和信心等等，也給予自己怎樣去進修和學習一些技能。然後出來工作之後就是磨練和考驗，我遇到困難的，不公開說吧，在教會和社會裡都有很多困難和挫折，每人都會有，我也有，這叫磨練期吧。到95年，即我82年事奉，82至86（年）可以說是準備期。86年大亞灣出現之後，86至95（年）就是衝刺期，社會又多事。95年就是休息期，放開以後就很舒服，大兒仔96年出生，親子關係較好，時間多了點。如果我衝刺，又少了時間（陪伴兒子）。到03、04 （年），因我比較上不那麼衝刺了，我就開始思考我的信仰和靈性好像停滯了。我怎樣可以再進步呢？這幾年上帝又開路，讓我尋找到些少（方向）。其實在04、05、06（年）左右是我信仰的跳躍期，很感恩，因為我較少參與了，時間多了一點，自己的靈性也多了一點，上帝又開路少少。當時我很幸福，做助理，不用做主任就少了很多雜務。雨傘出現，其實我一直都有關心，只是較散地去關心，雨傘出現後就參與多一點，沒有理由收起自己吧，所以到現在我都很掙扎，掙扎在於不想參與那麼多（笑），但心裡總是有些催促，（心裡就會說）死仔不要這麼懶，上帝放我一馬吧，讓我舒服一點可以嗎？但我也信服的，有需要時我就會多幫忙。

郭教授:剛才就形容信仰的經歷和身份，你在回顧的過程中，你覺得你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有沒有改變？即這幾十年裡。

馮智活:其實我很簡單的，我自己不喜歡有一套理論，覺得這會bound了自己，那麼你就給予所長吧。譬如民主，大家知道有很多個formats，民主而已吧，我不理會你怎樣個選法，我隨便投一個有甚麼所謂呢，單議席單票甚麼的，那些是細緻的事情而已。我明白每個選舉都有其特色，但我現在追求民主，我就拿著幾件重要的事情：真心的愛、真誠、為自己少一點的、犧牲些少吧、有點智慧用於形勢分析，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要把持住、不要過度。我身體健康OK的，你不要顧著外面不理自己，身體也好心理也好要健康，你要幫人，但沒有人提你的，若是牧師，靈性差不知怎麼辦了，誰會提你呢，對吧。所以要懂得照顧自己，量力而為吧，有能力有機會就去做，沒有機會就算，不必勉強。我真的不喜歡競爭，輕微地吧，沒有人做就當仁不讓，吃一點虧吧，說是吃虧但其實是得到東西的。

團體合作很重要，很多時失敗都是因為合作不了，一個人工作很強，但合作便不能⋯這不是藝術，而是要做到的。民主派甚麼都好，都需要學習怎樣與人合作團結，當然要篩選，或者篩去一些大家很尖銳的東西，大家要禮讓一點，這樣才可以嘛。明明是很簡單的事，但大家就不願意，不去做。[郭：這算是你的一種感慨嗎？]我不知道呢。對我而言，這是很容易做的事，但有些人就是很困難。譬如開完會，當然不可能一個意見大獲全勝，這裡有意見出了，那裡又有意見，可能就hybrid。hybrid中文是甚麼？[郭：是混合或混和。]對，混合了就混合了吧，又要說這樣不好，那決定了不好就照做吧，又不是死人冧樓，真的不好就再修正。通常人們就會覺得，就是不好嘛，為甚麼還要做呢？程度上不好而已，對吧？我覺得民主派在合作上要大家多點自動去做，所以雨傘等等到現在有很多失敗，便當作learning吧，learn from the lesson。如果你不懂得與人合作，成功的機會是低的，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吧？說起上來民主派或關心社會這方面是最弱的（笑）。

郭教授:可能剛剛是選舉過後訪問（笑），可能這就更有相關性。最後一條問題了，現在很多人會討論，到底我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定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基督徒就會加上基督徒身份。你會怎樣形容自己的身份？

馮智活:我覺得是每人各自衡量有多少percentage吧。因為我讀science，我最常用就是spectrum，即你有幾多的機會，有多重視自己的身份，你不會絕對化（自己的身份）嘛。第一，你不會完全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吧，只是有幾多成在裡面，你會先考慮甚麼。現在當然是說自己是香港人先，正常關心社會的人，因為大陸這麼腐敗，幾乎沒有一件好事，還走到外國，見證全失（笑）。我一定是基督徒身份先，但基督徒身份我就不會highlight自己是信基督教，應當highlight自己有愛心，會關心他人，即基督徒信耶穌的那一種情懷。但有些人不知為何，當然我是知道原因的，只是這樣說，即我信的是這個教（而已）。我覺得要打破這種（思維），不要經常強調自己是基督徒和中國人，這是你不能磨滅的身份，但你要突破這界限。很簡單，你只關心香港嗎？不會啊，你也會關心大陸。好了，你關心內地的人了，難道你不關心世界問題嗎？基督徒應該關心所有人，所以不應被這些身份限制自己。舉例雖然我不是美國人，但我依然關心美國的事務，我希望她好的。但不會因為我不是美國人，就不接觸美國人了，不吃美國的食物，這些是不需要的，有好的便學習吧，對吧。

香港很特別的，真的是一個東西交融的地方，所以我很感恩的。我經常向大家說，我去其他地方，說就說是又中又西，但其實沒有混和起來，但我們是真的融入了，在我們的血液和經驗裡是一部分，這很特殊的，我想全世界很難有一個都市是如此的，所以我們可以吸納到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當然我希望香港好，中國也好，特別是雨傘，是逼我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一點。

郭教授:最後你有沒有甚麼事，剛才是沒有談到的，但你很想和大家分享？

馮智活:（笑）基督徒有幾個質素很重要。第一是信心，信心當然是靠上帝，如果你與上帝的扎根是深的，你應該有信心，因為你信上帝嘛，不是信人，信人當然沒有信心，很多時候。但你對神，認為神是看顧的、神有力量、神愛我們，所以我自己也這樣，我對上帝很有信心，所以我可以大膽地說，幾乎是沒有失望和絕望過，懷有希望，但好的outcome還未出現而已，等一下吧，忍耐一下吧，這是我們體驗到的重要性。人們很快就失去信心，那麼沒有辦法了，以移民為例，大膽地說，他很沒有信心，他是適應不了或真的不行了，我就還沒那麼快。

第二是逆境應該要恭喜吧，逆境中應力求上進，多發揮潛能。做老師的給你更深的功課，恭喜你，你就能學更多了。經常疼愛著你，簡簡單單的，你不會進步，人生都是如此。所以你愈辛苦的時候，可能是祝福的時間，因為你還要再握緊上帝多一些，就這樣吧。但我覺得上帝一定保守香港的，我們要繼續有信心，去堅持，去守護香港，因為我們是大陸的門戶，當我們都沒有（信心）時，大陸就更加沒甚麼希望，所以應該藉著香港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身為香港人，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祝福。試想一下，你不在香港出生，在內地出生，你會怎樣呢？所以對這份恩典、懷感恩的心，再去發揮吧。我們受的苦，相比大陸而言，不是蚊和牛比較嗎？算得上甚麼呢，也有可能我們舒服過頭也說不定的。

郭教授:好吧，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吧。多謝你，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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