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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中緬文化交流
在緬甸民間,流傳着許多有關中緬友好的神話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說,在遠古時代,有一位龍公主與太陽神相愛,結果生下三個龍蛋:一個破裂後,生出一塊晶瑩的寶石,於是成了緬甸的特產;一個孵化為一個女孩,由眾神仙護送到了中國,後來成了中國的皇后;另一個孵化為一個男孩,就成了緬甸的國王——直低(察:biao, 宜:山)。這一神話說明,中緬兩國人民都是太陽神的後裔,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此後的中國皇帝是龍的後人,與緬甸有親緣關係。所以,緬甸人稱中國皇帝為“烏底巴”(緬語“烏”就是“蛋”,“巴”就是“生”,“烏底巴”的意思就是“同為蛋生”,也就是“一母所生”),稱中國人為“胞波”(緬語意思是一母所生的同胞)或“瑞苗”(緬語意思是親成)。
緬甸,在中國史書中,漢稱“神國”(撣:shan),唐稱“驃國”,宋稱“蒲甘”,元稱“緬國”,自明代起始稱“緬甸”。中緬兩國有長達2100 多公里的共同國境線,山山相依,水水相連。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都發源於中國的青藏高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是大盈江和龍川江,薩爾溫江的上游是怒江。1957年底,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在訪問緬甸時,寫了一首題為《贈緬甸友人》的詩,詩中寫道:
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
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
彼此為近鄰,友誼長積累。
不老如青山,不斷如流水。
這樸實親切的詩句,正是中緬胞波情誼的生動寫照。
一、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與押國
緬甸位於亞洲兩大文明古國——中國和印度之間,上緬甸自古就是中國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歐洲羅馬的陸上通道;下緬甸又是中國古代航行到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國的海上中轉站。據《史記·大宛傳》和《史記·西南夷傳》記載:秦漢時,已有中國四川的民間商人到中緬邊境的乘象國 (又稱滇越)經商,而且還從這裏途經緬甸到印度做買賣。
由此可知,那時,從四川經滇緬到印度已經有了商道。另據英國學者哈威 (G.E. Harvey)所著《緬甸史》記載:從公元前: 二世紀起,中國便以緬甸為商業通道,“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這是中國絲綢從陸路傳入緬甸,然後再從緬甸傳入印度、阿富汗乃至歐洲的外國史料,與中國史書的記載相一致,可以互相印證。
除了陸路商道,中緬兩國的海上交通也開闢得很早。漢武帝時,中國海船就已駛抵緬甸境內沿海一帶國家,以黃金、絲綢換取那裏的明珠、壁琉璃等特產和奇石異物。初時,中國絲綢的外傳,只是作為在經濟上互通有無的商品,後來才逐漸發展成為與政治、外交、宗教、文化乃至人民生活和增進友誼密切相關的媒介。
公元69年,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東漢在靠近中緬邊境地區設永昌郡。永昌特產豐富,商業發達,邊地商旅雲集,不僅促進了兩國邊境地區人民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為兩國建立邦交、進行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設郡不久,緬甸境內的一些部落就紛紛派使節攜禮品到中國,以示友好。東漢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掉國王雍由調遣使帶樂隊和“幻人”(雜技演員)到洛陽,其精彩表演,一時轟動京師。第二年,漢安帝“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並“賜印級、金銀、採 (彩色) (Zeng,絲織品)。這是中國皇帝第一次授予緬甸首領漢朝官職,也是中緬兩國最早建立邦交的開始,從此,漢朝官制、漢字和金石藝術等便傳入了緬甸。
公元225 年,蜀相諸葛亮舉兵南征。據東晉史家常璩 (Qu)所撰《華陽國志》記載,諸葛亮在平定漢地之後,將贏弱 (leiruo)之兵。“配大姓為部曲”(部曲:家僕),並實行世襲的士司制度(這裏的土司制度即指封賜各族首領官爵以統治本族之人的辦法)。
這種制度,不僅對西南各少數民族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北部中緬邊境一帶,至今仍沿襲這一制度。當時,諸葛亮還而且也影響到近鄰緬甸。緬甸與中國毗鄰( pilin)的押邦和勸各族人民“築城堡，務農桑”,把漢族的生產經驗、技術和「用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同樣的耕作方法。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至今,緬甸北部地區仍然沿今天,在緬甸,仍流傳着諸葛亮的故事。史書中,則有緬甸境內存有“諸葛武侯廟”、“武侯南碑”、“孔明城”的記載。在中緬邊境的一些地方,與諸葛亮相關聯的名稱和遺跡比比皆是,如諸葛營、諸葛屯、諸葛堰、諸葛寨、諸葛井、諸葛糧堆、諸葛亮城等。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國的全面發展時期。位於中印兩國之間的緬甸,在傳播佛教文化上,起過重要的橋梁作用。早在公元一世紀時,著名的印度高僧攝摩騰(亦名叫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據說就是取道緬甸來到中國的。南朝梁釋慧皎所撰《高僧傳》中,記載有他們在中國傳教譯經的事跡。公元三世紀後,從師子國和印度通過緬甸來中國弘法的高僧就更多了。緬甸又是上座部(小乘)佛教的通行之地。有專家認為,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盛行的小乘佛教,就是從緬甸傳入的。與之同時傳入的,可能還有一些小乘佛教經典。後世,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曾建有“緬寺”,這些具有緬甸風格的寺廟,當是小乘佛教由緬甸傳入中國的明證。
二、唐代:
中國與驃國
唐貞元十七年(802 年),受藥國王菲羌派遣,王子舒難陀率領一個由樂工組成的 35 人友好使團到長安獻藥國之樂。樂團在宮廷演出時,受到了上上下下的熱烈歡迎。大詩人白居易曾為此賦《國樂》詩,描寫了樂人演出時的情景,生動而傳神: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光之子舒難陀,來獻音奉正朝。
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頭。
珠變炫轉星宿搖,花斐斗撒龍蛇動。
詩人元稹、胡直鈎、王溥(溥:p)等也都為國樂寫下了詩篇並傳於後世。明代陶宗儀選輯漢、魏至宋元的各種筆記彙編而成《說郛》(郛:fu，城的外國加築的城牆),內中收有唐次所撰《驃國樂頌》一文,表達了對驃樂的喜愛之情。
《新唐書·國傳》中有對票國樂樂器和樂曲的詳細記載。從中可知,從藥國傳入中國的樂器除了打擊樂器,還有各種各樣的彈奏絃樂器和吹奏樂器;傳入中國的樂曲則有佛印、讚婆羅花、白鶴、白鶴游、甘蔗王、禪定、孔雀王、野鵝 (均為唐譯名)等12首。
中外學者一致公認,《新唐書》中關於藥國獻樂的記載,是世界上僅有的記載藥國樂器、樂曲最詳盡、最有價值的文國獻;更是當今研究緬甸古代史、音樂史和中緬文化交流史的珍貴史料。緬甸史學家對中國《新唐書》和其他古籍中有關驃國的各種翔實記載非常重視,因為緬甸國內有關古代驃國的記載已經失傳,人們只能從出土文物和碑文中窺其片段。
驃國音樂傳入中國,對中國音樂的影響至為深遠。直到今天,在緬甸音樂中,從所用的樂器到歌唱的曲調,有一些在中國人聽來仍然是相當熟悉的。有些音樂和中國廣東、福建音樂的曲調,也有極其相似之處,深受中國人民喜愛。當然,緬甸音樂也受到了中國音樂的影響,緬甸樂器鑒筷又稱“德由倉”,“德由”緬語意為中國“德由倉”的意思就可是中國豎琴。中國胡琴傳到緬甸,緬甸稱作“德由得躍”,意為“中國提琴”。緬甸樂器中的鑼、鑽、鼓、笛、笙、等也與中國相同。
三、宋代:中國與蒲甘
公元 10 至11世紀,對中緬兩國來說,都是重要的轉折時期。在中國,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統一了中原和東南沿海地區,政治中心南移。北方的陸上交通因受遼、金、西夏所阻,對外聯繫只好以海上交通為主。從而與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國有了更多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同時,宋王朝也加強了從西南途經緬甸的陸海兩路交通, 當時,向國王阿奴僕陀也把分裂割據的緬甸統一了起義,建立了以蒲甘(位於伊洛瓦底江中游左岸)為中心的清分工的。由於其北方的雲南有段氏大理國相隔,蒲甘要與宋朝中央政權打交道,就必須通過大理,一旦受阻便不能自由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海上交通對於兩國來說就變得重要起來。
公元 1057年,阿奴律陀在攻佔了下緬甸孟族的直通王國之後,控制了地處東西方海上要沖的直通和丹那沙林沿海地區,並開始與宋朝進行海上貿易。宋朝在東南沿海的海港城市設市舶司,鼓勵海外貿易的發展。宋人趙彥衛所撰《雲麓漫鈔》中,就有福建市舶司與蒲甘國進行貿易的記載。曾任桂林通判(官名,地位略次於州府長官)的周去非,在其《嶺外代答》“注輦”條中說:“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今印度奎隆)國易舟而行,或雲蒲甘國亦可往”;又在“前甘”條中說:“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
宋代,大理國是“白蠻”為主體所建立的封建領主政權,轄境相當今雲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分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其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冶鐵技術均很發達,接近漢族水平,主要以馬與內地進行貿易。其王曾被宋朝皇帝封為雲南節度使、大理王。
據緬甸《琉璃宮史》記載,緬王阿奴律陀執政(公元1044 ~ 1077年)不久,因聞知中國大理崇信佛教,並有一枚神聖的佛牙,便親率其子江喜悦和四員大將至雲南大理求取佛牙。他們在大理逗留了三個月之久,受到了大理王的隆重接待。雖未取得佛牙,卻通過彼此的接觸增進了了解和友誼,回國時,雙方互贈禮品,大理王贈送阿奴律陀一尊碧玉佛像。回蒲甘後,緬王把佛像供奉在蒲甘王宮中,被認為是中緬兩國有着共同信仰的象徵,成為緬甸歷代國王頂禮膜拜的聖物。在緬甸民間,關於緬王阿奴律陀親赴“乾陀國”(指中國的雲南大理)求取佛牙並受到大理國王隆重禮待的故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中國史書記載的蒲甘第一次正式遣使入宋,是阿奴律陀之子江喜倫時期 (公元1084 ~ 1112 年),即宋徽宗崇寧五年 (公元1106年)。當時的蒲甘王朝已經完成了全國的統一,國力日益強盛,國際地位也隨之提高,所以宋王朝在接待蒲甘來使時,應該採用什麼樣規格,尚書省是進行了認真研究的。最終,朝廷同意以大國之禮接待蒲甘使節。從《宋史·蒲甘傳》的相關記載中可知,宋朝廷對當時緬甸的情況是十分了解的,對中緬關係也非常重視。學者們認為,蒲甘使節這次是取海路入宋的。
蒲甘第二次遣使入宋,是公元1136 年緬王阿隆悉都時代。對此,中國典制文獻《宋會要》(宋歷朝官修《會要》的總稱)以及龔鼎臣所撰《東京錄》中都有記載。這一次,緬使是由陸路經大理國並與該國使者一起入宋的。
緬甸同雲南大理的地方政權,始終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其與宋朝中央政權的交往,也大多是通過大理進行的。宋朝因西北產區被遼、金、西夏所占,戰馬缺乏,於是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楊佐受命出使雲南選購戰馬。大理產的“越賧聰”(賧:din)是著名的良馬,而蒲甘也產馬。據《諸蕃志“蒲甘”條載:“其國多馬,不鞍而騎。”緬甸的馬最早也是從大理傳入的。因此,大理在販馬中,在宋王朝與蒲甘之間,起的是互通有無的媒介作用。除此之外,許多經典著作和藥書也在兩國間相互傳播,對於各自的宗教哲學、醫學和藥學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蒲甘是緬甸的古都,既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代的佛教聖地。至今,蒲甘還遺存着舉世聞名的數千座佛塔,這些佛塔來歷不同,形制各異,尤以阿難陀塔最為著名。在阿難陀寺中,珍藏着1500 幅壁畫,不僅可與中國敦煌石窟的壁畫相媲美(媲:pi),而且還有許多相似之處。
四、元代:中國與緬國
公元13世紀後半葉,元朝與緬甸之間發生過三次較大的戰爭：第一次是在1277年,第二次是在1283年至1287年，第三次則是在1300 年戰。後,中緬兩國官方的聯繫逐漸增多,據統計,整個元代,緬甸至少有13 次遣使入元,而元朝也曾派人6次出使緬甸。政治上聯繫的加強,很自然,地促進了兩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國的曆法、習俗等都曾傳入緬甸,並對緬甸農業生產的發展產生過影響。直到今天,緬歷的節氣,仍與中國的農曆相類似,同時也有同年,緬語稱“瓦塔轟”。同樣,緬甸新年的潑水節也盛行於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一帶。節日期間,人們相互潑水祝福,並進行拜佛、賽龍舟等活動。潑水節同兩國的曆法、農業節令密切關聯,反映了兩國勞動人民在春耕農忙前的歡快心情;同時,潑水又含有酒水洗塵、免禍消災和助天降雨、祈望豐收的寓意。
公元1285 年,元朝大軍壓境,緬王便派遣高僧信第達巴茂克為使節,前往大都(今北京)與元議和。由於信第達巴茂克是德高望重的佛教領袖,又有外交才能,終於用佛教教義說服了虔誠的佛教信徒一一朝皇帝忽必烈中止對緬國用兵,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回國後,因其出使有功,王降旨,賜給他水旱地各 400 畝以及耕畜和農奴。信第達巴茂克把這些賜予作為功德全部捐給了敏格拉悉提佛塔(亦稱吉祥塔),並將出使中國的詳細情況,鐫(juàn)刻在《信第達巴茂克碑銘》上。碑文中,中國被稱為“德盧”,“德盧”是蒙古語“達嚕嘎”亦名“達魯花赤”(即治民官吏)的對音。從此,“德盧”也就成了中國和中國人的專稱。
在《信第達巴茂克碑銘》的記載中,還提到公元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派他的王子雪雪的斤率大軍進入緬甸時,曾帶有一個龐大的僧侶使團(由70多個寺廟的僧侶組成),入緬後駐於太公城。看來,忽必烈是深知緬甸國情的:一個信奉佛教的國家,光靠軍事力量並不能征服民心,所以他想用宗教的力量去征服緬甸的佛教信徒。而緬王選派高僧信第達巴茂克為出使中國進行和談的首席代表,也是想利用佛教教義達到和談的目的。結果,雙方都取得了勝利,這是兩國將佛教文化應用於軍事和外交的罕見範例。當時隨使團入的,也有西藏喇嘛教徒,至今緬文中的“喇嘛”一詞,就是元代從中國傳入的。
元代統治者對於商業和對外貿易的重視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元代航海家汪大洲在他的《島夷志略》中,對元明與緬甸之間的海上貿易情況,有比較詳細的記述:來自福建泉州等地的中國海船在下緬甸的一些海港城市停泊並從事貿易活動,以中國絲綢、瓷器、樂器、金銀、銅鐵換取緬甸的象牙、胡椒、稻米等特產。由於到該地經商較易獲利,且可在那裏較為安定地生活下去,所以“販其地者,十去九不還也”。這些留在緬甸的中國人與當地人雜居二處,婚娶繁衍,是為緬甸華僑的先祖。當然,他們也就成了漢文化的傳播者。至今,緬語中仍有許多漢語藉詞,如筷子、豆腐、油炸鬼(油條)、荔枝、帆船、飯等,多是用福建音拼寫而成的。
五、明清之際:中國與緬甸
公元14世紀後半葉,緬甸國內的形勢比較複雜。1364年,控制了緬甸北方的押族建立了阿瓦王朝(公元1364 ~1555年)。從1368 年開始,阿瓦王朝與緬甸南方孟族建立的勃固王朝進行了長達40年的戰爭。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的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公元1394 年,明朝在阿瓦設緬中宣慰使司,與阿瓦王朝關係密切,往來頻繁。對中緬邊境一帶的各土司,明朝統治者則把他們視為自己的藩屬,冊封其為宣撫司或宣慰司。
明永樂五年(公元1407 年)三月,明朝正式成立四夷館,目的是“習譯夷字以通朝貢”。四夷館內設有緬甸館。
公元1436年至1449年間,明朝政府留下隨緬甸使節來中國的緬甸人當丙、雲清等6人,在緬甸館任教,並授予其“序班”的中國官銜。他們為中國培養了不少緬語翻譯人才。
1490年至1604 年間,先後在緬甸館任教的緬甸人和中國人總共有28人。入館學習的人稱“譯字生”,譯字生的課程,起初主要是專攻翻譯雜字,就是學習一般的文字翻譯技能。供譯宇生研習的課本稱《華夷譯語》,內中也有《緬甸譯語》,今流失在他國。
四夷館至清初改名為四譯館,仍沿襲明制,隸屬翰林院,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又改名為會同四譯館。
戰爭後,因與西方英、法等國往來增多,會同四譯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於是清政府便1862年在北京成立京師同文館,內有英、法、德、俄等語種,附屬於總理各國事衙門。
緬甸產的寶石舉世聞名,自古就是輸入中國的主要看品。唐代稱為“瑟瑟”的綠寶石,曾在大理風行一時,所以《唐書》中有“大理婦女多綴(zhui,裝飾)瑟瑟”之語;同樣,中國絲綢也極受甸婦女青睞(Idi),因此《蠻書》(又《雲南志》、《雲南史記》,意美碎溪)中說“尋國婦女悉被羅策緞”。到了明代,中國兩國間的玉石珠寶以及絲綢貿易更是盛極一時。
緬甸產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貴材料,一向為世界佛教界所推崇。隨着兩國玉石貿易的發展,傳入中國的看玉佛不計其數。至今,中國佛教聖地、古利名寺如五台山廣濟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嵋山金頂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嵋山金頂的果迦法師自印度歸國,途經朝拜大金塔時,緬甸佛教徒贈送給他的。此外,浙江普陀山文物館、杭州靈隱寺、福州湧泉寺、北京北海團城等處,都有緬甸贈送的玉佛。這些玉佛雕刻得十分精美,巧奪天工,潔白無瑕,是中緬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攻佔北京,取代明朝統治中國。明朝滅亡後,其殘餘力量在中國南方建立南明政權,其末代皇帝桂王朱由榔(即永歷帝)在清軍迫擊下,失去了所有的地盤,並於公元1659 年進入緬甸境內,被緬甸人解除武裝後安置在草房之中,受盡了凌辱與虐待。後來,明翰將領李定國、白文選等曾率大軍幾次入緬,前去“迎駕”，想把永曆帝救出緬甸,都沒有成功。隨朱由榔入的緬的官民共有約1500 人,多不願再返中國做清朝的亡國之民”,因此不少人流落在緬甸鄉間隱居起來。公元1661年,明朝叛將吳三桂又率清兵1.8萬人入緬,兵臨阿瓦城下,要求緬王交出永歷帝,緬王因無力抵禦清兵,只好將永歷帝交與吳三桂。此次清軍往返緬甸,又有不少官兵流落其地不歸。明末清初中國大動亂,特別是這麼多中國人留居緬甸,不能不對緬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影響。
清緬戰爭於公元1769 年結束。不久,兩國間便恢復了邦交。至緬王孟雲時期(公元1782 ~ 1819年),兩國的友好往來已經相當頻繁。據《清史稿》記載:“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7年),孟雲遣大頭目率從役百余人資(萬,攜帶)金葉表文,金塔及馴象八、寶石、金箔(bó)、檀香、大呢(ni)、象牙、漆盒諸物,絨毯、洋布四種”等禮品進京,要求通好;乾隆皇帝也回贈孟雲佛像、文(ql, 有花紋或因案的絲織品)以及珍玩器皿。此後,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 年)、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嘉慶五年(公元1800 年),王又曾多次遣使入京。在1795 年的緬甸來使中,有一個名叫孟干的學者,曾多次訪問過中國,且精通漢語。他曾把中國的《康熙字典》、《淵鑒類函》(清張獎等奉般強成的類書)、《朱子全書》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大批古籍帶回緬甸,為中緬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
公元1824年,第一次英緬戰爭爆發,緬甸戰敗,割地賠款。此後,緬甸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到1885 年則完全被英國吞併。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緬甸遭英軍入侵、但還未完全喪失主權的情況下,緬中之間的朝貢關係仍然沒有中斷。公元1834年、1844年和1853年,緬甸仍曾三次遣使入京。緬甸最後一次來貢是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這時,緬甸的半壁河山已經被英國人佔領。緬甸使節此次帶來15只大象和一批貴重禮品,並受到清德宗和慈禧太後的接見。
這次使團人京擔任通事(高級翻譯官)的是旅緬華僑李枝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