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越文化交流

第一節中國與越南的歷史關係

清代學者永密、紀的(yùn)所編《四庫全書總目》中,有《越史略》(三卷)提要,對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歷史關係做了高度概括:“安南自漢迄(ql, 到)唐,並為州郡。……安南自宋以後,世其職(職:

賦稅、貢品)貢。通常,史學家稱越南獨立前為

“郡縣時期”(亦稱“北為”或“內屬”時期),稱其獨立後為“獨立時期”(或稱“自主時期”、“宋元明清時期”)。這說明,越南獨立之前和獨立之後,中越兩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不同的。

許多中國古籍,比如《史記》、《尚書》、《禮記》、《淮南子》、《呂氏春秋》、《論衡》以及《楚辭》中,都有有關“交趾”的傳說與記載。在遙遠的古代,由於“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交南一直是人們想像中的“炎荒”、“徼(jiao,邊界)外”之地。後來,通過不斷地探索(如舜“南巡狩”,其實就是為了開闢通道),人們才對那裏的情況,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傳說與記載告訴人們,早在西周之前,中原地區已經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徹底廢除了“封諸侯,建藩衛”制度,在全國全面實行郡縣制。公元前214 年,秦平嶺南,在那裏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的象郡,即包括今越南中部、北部和廣西南部一部分地方。從此,象郡正式列入中國版圖,交趾也便由“域外”變成了“域內”。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原為南海郡龍川縣令、後任南海尉的趙它兼併三郡,割據自立,於公元前27年建立南越國,自號“南越武王”。公元前196 年,漢高祖劉邦派人出使南越,封趙倫為南越王,用以籠絡趙化。趙它治越有方,使那裏的人民安居樂業,為歷史學家所稱道。

漢元鼎(漢武帝劉徹年號)五年(公元前112 年)秋,漢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以樓船(水兵)10萬,分四路進攻南越,並於第二年在南越地設僧耳(Dénér)、珠崖、南海、合浦、蒼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的交趾

那在今越南河內一帶,下轄10個縣;九真郡在今清化、河靜和義安一帶,下轄7個縣;日南郡在最南,下轄5個縣。縣大約相當於原維(luo)越人的一個部落,仍然由部落領袖管理。此三郡所轄地域大抵相當於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區。

為了加強統治,漢朝廷還在九郡之上設交趾部,委派刺史統轄。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行政格局和經濟、文化發展趨向,都為後來越南國家疆域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和社會的發展做了凖備。其時,憑藉便利的水陸交通,三郡便與今天的兩廣地區和內地有着頻繁的經濟聯繫和文化交往。同時,三郡也是漢朝與東南亞、西亞各國海上交通的要沖,特別是日南郡,更是漢朝對外貿易的一個窗口。

三國時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歸屬交州;唐代,交州建制屢有變動,先設總管府,後改為都督府;公元679年,又置安南都護府並派都護鎮守,始名安南。其下分設若干州,由刺史統管。此後,唐還曾在安南設置節度使、經略使,以實行對那一地區的統治。

公元9世紀後半葉,黃巢大起義給了腐朽的唐王朝以致命打擊。歷時10年的大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唐王朝的統治已經土崩瓦解,名存實亡。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在越南的統治自然也難保持。公元906 年,越南封建主曲承裕掌握了政權,唐王朝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委任他為節度使。曲承裕之子曲頻(háo)繼任節度使後,重新規定地租額,免除農民勞役,並組建了自己的軍隊。這就意味着,由越南本民族自主的政權從這時起已經建立。

五代十國時期,中國封建統治力量進一步削弱。公元939年,越南封建主階級的代表吳權以愛州(今清化省)為根據地,自立為王。新政權在開始時是不穩定的。從10 世紀中葉到11世紀初,又先後經歷了“十二使君之亂”(公元944年至968年,有12個大封建主各霸一方,相互混戰,歷史上稱為“十二使君之亂”)和丁氏、黎氏兩個王朝(公元968年,最強大的使君丁部平其他使君,統一安南,建大單越國;公元981年,丁朝部將黎桓篡位自立,取代丁氏建前黎朝)。1009 年,李公蘊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即李朝,其政權才趨於鞏固。

公元975年,北宋朝廷封當時的越南王為交趾郡王;公元 997年,宋封黎桓為南平王;1164年,宋“特賜(越南)安南國名”,封當時的越南王為安南國王。史家認為,安南立國,標誌着越南結束了“屬”(或“北居”)時期,中越兩國間國與國的關係才正式開始。而實際上,直到1884年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幾百年間,越南歷代封建王朝一直同中國保持着藩屬與宗主的關係。

1802 年(清嘉慶七年、阮朝嘉隆元年),南越國國長阮福映按照慣例向清廷遣使請封,且請改國號為南越”,清廷最後降旨,同意定國號為“越南”,並冊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越南國名由此時起沿用至今。

第二節郡縣時期漢文化在越南的傳播

公元前206 年,秦朝滅亡。第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趙倫“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引文見《史記·南越列傳第五三》),建南越國,定都番禺(Panyti,今廣州)。趙倫在位71年,其南越疆域也不斷擴大,遙遙與漢王朝抗衡,儼然(yánron,形

容很像)是百越(中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越族”的總稱,亦作“百鳥”、“粵族”)之雄長。他的主要貢獻,是開發嶺南(包括南越國所遙領的交趾、九真二郡在內),並積極傳播漢文化。

秦漢時期,隨着軍事、政治勢力的南下,民族遷徙(qianxi,遷移)日漸頻繁,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也不斷南傳,使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在內的九郡之地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

西漢元始(漢平帝年號)元年(公元1年),漢中人錫光任交趾太守;東漢建武(光武帝年號)五年(公元29年),南陽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作為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錫光和任延不光關心人民疾苦,還教人們使用牛耕,栽培水稻,鑄造鐵制農具;他們同時建學校,教人們以禮義。漢文化的傳播,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中國史籍《後漢書》中有“嶺南華風,始於二守”(《後漢書·循吏列傳》)的記載;越南史籍《大越史記全書外紀》中亦有“嶺南文風始二守焉”之說。

公元187年,蒼梧廣信人士變燮遷任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學京師,不但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在交趾任職達40年之久,政績卓著,在漢末烽煙四起的形勢下,他竟能夠安土守境,“保全一郡”,使那裏的百姓免遭戰亂之苦。正因如此,交趾也就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難之所。當時,南下交趾尋求避難的知識分子多達百人,其中著名學者就有劉熙、程康、薛綜、許晴、許慈、劉
巴等。《牟子理惑論》(中國最早的佛教著作之一)的作者牟融,也曾舉家南遷。士燮禮賢下士,對這些避難的學者十分尊重,並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學術環境,使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取得成就。中國史書《三國志》中記載有士變的事跡,讚揚“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越南史學家對士燮的評價也很高,尊他為“士王”。越南歷代統治者同樣推崇士變,認為正是由於士燮開辦學校,才使交趾成了“通詩書,習禮樂”的“文獻之邦”,士燮堪稱“南交學祖”。

到了唐代,中原與交州地區交通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除了海上交通,陸上和內河交通也十分頻繁。唐分全國為十道(行政區劃名),安南都護府屬十道中的嶺南道。在一些較為重要的地理學著作,如此(公元730 ~ 805 年)撰述的《郡國縣道四夷述》、《貞元十道錄》、《皇華四達記》和樊綽(Fan Chuo)所著《蠻書》(又名《雲南志》、《雲南史記》)中,涉及中越交通的地方很多。《蠻書》中所記中越交通路線是:
長安 -成都 - 戎州(今宜賓)-柘(zhe)東城(今昆明) - 大理 - 安南。

唐代將軍高(pian)在率兵駐防西南期間,疏鑿了交州至廣州的內河河道,使其變為“安流坦途”。內河交通的改善,有力地促進了嶺南和安南的交往,密切了安南同內地的聯繫。正因如此,高辨同士變一樣,贏得了越南人民的尊崇。越南史論家吳時任這樣評價高辨:“高辨在我交南,破南詔以拯一時之生靈;築羅城以壯萬年之都邑,其功偉矣。

今國中婦孺能言之。前後牧守將帥,皆不能及辨,蓋辨之功名為獨盛也。”

早在北魏地理學家郎道元(公元466 或472 ~ 527年)所撰地理巨著《水經注》中,便已提到了交州的“兩熟之稻”和“八查之綿”(八香,意即養蠶一年取繭八次)。本是荒蠻之地的交趾,經秦、漢、唐長期的開拓與經營,至唐時,已是人丁興旺、財源豐盈。據史書記載,安南的絲,是唐王朝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

就像養蠶繩絲一樣,在造紙術傳入之後,交趾人也同樣有自己的新創造。他們先是以谷樹皮造紙,後來發展到用香樹皮造紙。他們制出的蜜香紙,以蜜香樹皮做原料,極香,微呈褐色,有紋如魚子,十分堅韌,水浸不爛。

在中原,頗受人們青睞的物品中,不少出自交趾、九真。

比如九真的竹疏布(用細嫩章竹浸紡織而成。章簟：dian)、交趾的蕉葛(用芭蕉的絲織成的葛,亦稱交趾葛)和木棉,以及龍眼、荔枝、橘柑等水果。唐詩中有不少寫到來自安南的貢品、禮物乃至動物,如珊瑚樹、翡翠、珠現和犀等。

伴隨着交通的開拓、經濟的發展以及漢文化的廣泛傳播,交趾地區的文化取得了長足進步,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直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漢至晉的幾百年間,京語(越南京族所操語言)從漢語中吸取了大量詞匯,漢字書面語言在交趾得到廣泛應用。到了唐代,已有不少安南人能夠熟練地掌握漢語;北上中原的安南士、僧侶,為數也相當可觀。一些著名詩人因為到過安南或與安南僧人有過交往,便把他們的經歷與感受寫進了自己的詩篇。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綱常(“三綱五常”的簡稱)名教(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儒家的教訓為凖則的道德觀念)也隨之傳入交趾,並逐漸在越南古代社會佔據了主導地位。漢文化南傳,儒家學說是其重要媒介。在漢文化的熏陶下,交趾地區出了不少人才。

東漢光武帝(名劉秀,公元25 ~ 57年在位)建武(光武帝年號)五年(公元29年),交州刺史遣使入貢,並請凖年遭貢使八名留學。第一批學生李進、李琴、張亞等學成後俱獲重用:李進任零陵太守;李琴官至司隸校尉;張重為金城太守。

唐承隋制,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選拔人才政策與內地完全相同,也是通過科舉考試廣泛網羅人才。唐武宗(名李炎,公元840 ~ 846年在位)會昌(唐武宗年號)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明確規定,安南和嶺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樣,每年可選送進士和明經(唐代科舉制度中的科目之一,與進士科並列,主要考試經義)入仕中央,同時在安南開辦學校,發展文化教育;朝廷還專設南選使,遴選安南人在當地或入朝做官。今清化省安定縣人姜公輔便是其中的一個突出代表。姜公輔官至速議大夫,其人秉性耿直,直言敢諫,為唐代名相之一。公輔本人能詩能文,其作品《白雲照春海賦》和《對直言極速策》均被收入《全唐文》卷四四六中。

東漢末年,避難南遷的學者牟融開始在交趾傳揚佛道,成為中國在越南傳播佛教的最早代表。牟融原是儒家學者,後來致力於佛教研究,兼研《子》。他所撰寫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論》,運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回答了當時以及當地的人們對佛教提出的種種疑難,為自己的信仰進行辯解。

有人批評佛教不合儒家經典,違背孝道,《理惑論》則認為佛教與儒家精神並不相悖(bel,違反),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如“金”與“玉”一樣,並不互相傷害。書中還對當時流行的道想。《理惑論》用老子“恬淡無為”的思想解釋“佛道”,認為教神仙思想作了批駁,並着重宣傳了佛教關於“神不滅”思

佛與老子的志向一樣都在於“無為”。該書企圖把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調和起來,體現了漢末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特點。

牟融之後,交趾佛學大興。三國時,康僧會(公元? - 284)年,康居人,世居天竺,因隨父經商移居交趾。十余歲時出家為僧。後到吳都建業,吳國國君專為其立塔建寺,稱建初寺)等高僧曾在交趾從事佛經譯注工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交州,篤信佛教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僧侶更以通曉漢文為榮。一些西行取經的中國高僧,往返時也常取道交州。隋代,經隋文帝(名楊堅,公元581~604年在位)批准,交州開始修建寺院,共修得寺院 20座,容納僧徒500人。位於越南北方河北省順成縣清康社桑村的法雲寺,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唐代,中原僧侶與交州僧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公元 820年,中國高僧無言通禪師(公元? ~ 826年)南下安南(交州),在北寧建寺傳法,教人坐禪,影響甚大,被門人奉為無言通派(又名壁觀派)初祖,凡傳 15 代,對越南佛教禪宗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越南僧人無礙上人、逢定法師、維監法師等都精於漢語,能詩能文。他們也都曾居留長安,並與王維、賈島、張籍等文化名人酬唱和答,過從甚密。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唐代僧侶南下交州弘傳佛法,或與交州僧侶同赴印度求法取經者為數甚眾,盛極一時。

第三節 獨立時期:越南的王朝更迭

及其意識形態

公元1009 年,前黎朝軍隊殿前指揮使李公蘊取得帝位,建立了越南歷史上第一個鞏固的封建王朝——李朝。

李朝建都升龍(今河內),公元1054 年改國名“大越”。李朝在中央設文武大臣,稱兩班;地方設路,跟宋朝一樣,路以下設府、縣、鄉、甲,山區和邊遠地區則設寨、(dong)。

公元1225年,陳日煚(jiong)取代李朝建立陳朝。《大越史記全書》(用漢文著成的編年體越南古代史書,原書 15 卷;後由他人增補到24 卷。分別記述 1434 ~ 1662 年史事和1663 ~ 1675 年史事)中稱陳日煚“其閩人,或日桂林人”。陳朝強化了中央政權,朝中高官都

由王族充任。在軍事上,陳朝實行寓兵於農的政策,同時在京城建立禁衛軍。1253年,陳朝還設立習武學校,培訓軍官。其間,越南的科舉制度也趨於完備。

公元1400年,陳朝外戚(指帝王的母親和妻子方面的親威)胡季犛(Ii)乘機推翻陳朝,建立胡朝。胡氏政權大肆屠殺陳朝宗室官員,對人民也採取高壓政策,導致國內政局混亂。1406年,明成祖朱棣(永樂皇帝)藉口胡氏墓(cutin,奪取)權,出兵越南,俘獲胡季聲,推翻胡朝。1418 年,清化地主黎利在蘭山起兵反明,迫使明軍退出越南。1428 年，黎氏建立大越國,史稱黎朝或後黎朝。

黎朝加強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中央設6部,各部設尚書,廢除丞相一職;全國分 13 個道,各道長官由中央任命。1527年,黎朝大臣、大師安興王莫登庸奪取政權,在河內建立莫氏政權,控制北方。1533年,黎朝武將擁立黎朝後裔黎維寧為黎莊宗,自掌實權,在清化同莫氏政權對抗,是為南朝。1592 年,南方勢力擊敗莫氏,結束了越南史上的南北朝(公元1527 ~ 1592年)局面。

此後,大將軍鄭鬆占河內,控制了軍政大權;另一位將軍阮潢(huáng)則定都順化,稱廣南王。雙方曾打了數十年的內戰。1692 年後,越南再次出現了將近100 年的南北對峙局面。1771年,南方農民在阮岳、阮侶和阮惠(亦名阮文岳、文侶和成文惠)三兄弟領導下,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發動了西山起義。起義軍很快攻克歸仁,進而攻佔了幾乎整個南方。

1778年,阮岳自稱國王,國號“泰德”。接着,義軍北上,佔領順化,並於1786 年攻下東京(河內),推翻了南北鄭的統治,結束了黎氏王朝。

年)在法國軍隊的幫助下,攻佔西貢,逐漸佔領了南方地區,1787年,廣南封建集團後裔阮福映(公元1762 ~ 1819)並乘機大舉北進,於1799 年攻佔歸仁,1802 年佔領東京,建立了越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並遷都順化。1815年,阮朝頒佈《皇朝律例》,此律幾乎就是中國《大清律》的翻版。在對外關係方面,阮朝維持了同中國的藩屬關係,對西方則採取“閉關鎖港“政策。

從公元10世紀至19世紀,越南文化在意識形態上的主要特點就是儒、佛、道並存,其總的發展趨勢是:隨着封建國家的發展,儒家學說的作用不斷增強;佛教到後期,地位已不如前期高,但一直有着廣泛的影響;道家的影響和作用則始終次於儒與佛,未曾有過如中國封建社會中曾經有過的與儒、佛平起平坐的地位。

李朝初期,佛教在宮廷中有着比儒學更高的地位,在社會上也有着比儒家學說更大的影響。1034年,皇帝李太宗舉行隆重儀式,接受中國宋王朝贈送的漢文版《大藏經》,並在兩年後下令在越南刊行,同時下令重塑各地佛像。由於歷代皇帝崇奉佛教,越南佛塔寺院遍佈各地,數量極多。《大越史記全書》曾批評當時“百姓大半為僧,國內到處皆寺”。

儘管佛教在李朝影響廣泛,但歷代皇帝之所以尊崇佛教,主要還是看重它的思想作用。實際上,佛教從未被用於治理國家、制定其對內對外政策、確定朝制或社會制度、規定上自宮廷下至村社的尊卑秩序。而起了這方面作用的恰是儒家學說。出於鞏固封建統治、建立統治秩序的需要,李朝在尊崇佛教的同時,更逐步提高了儒家學說的地位。

李太宗(李佛瑪)繼位後,規定朝廷官員每年必須到銅鼓神廟行盟禮,宣讀“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神明(ji,殺死)之”的誓詞,用儒家的忠、孝倫理思想約束官員。神武二年(1070年),李聖宗下令在京城升龍建文廟,塑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姓,名旦,周武王之弟。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孔子及先賢之像,越南從此有了祭祀孔子的文廟。太寧四年(1075 年),李任宗效仿中國的科舉制度開科取士。這是越南最早的一次科考。第二年,李朝又設立國子監,延請文學之士任教。

李朝初年,越南便已有道士。公元1010年,李公蘊建觀聖廟,祭祀玄武(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北方之神,後為道教所信奉),後因避諱,改玄武為真武。現在越南河內觀聖街的觀聖廟里, 仍有披發、黑衣、仗劍、踏龜蛇的真武銅像。李太宗時,道士鄭智空奏請賜道士,皇帝正式批准道士行道。儘管如此,整個李朝時期,道教始終沒有取得如同儒學和佛教那樣的地位。

陳朝是儒、佛兩家地位開始發生變化的時期。前期,佛教極為興盛,曾出現“帝與僧共治天下”甚至帝亦為僧的情況。比如 1293 年禪(shan, 即禪讓,把帝位讓給別人)位給太子的陳仁宗,1299 年即往安子山出家修行,自稱香雲大頭陀,後又自號竹林大師,因而成為越南人自己創建的第一個神宗派別“竹林派”初祖。英宗皇帝繼位後,曾於1295 年遣使入元,求取《大藏經》回國頒印。1299 年又印《佛教法事》、《道場新教》頒行天下。

相比於佛教,儒家學說更能從積極方面服務於封建統治和封建制度,因此陳朝諸帝都重視用儒家標凖和科舉制度選拔官員。這一時期,科舉制度更加趨於制度化,儒學和孔子的地位也進一步提高。被越南史家視為“儒宗”的張漢超,在他所撰的北江關嚴寺碑文中斥佛教為異端,要求獨尊儒術。陳朝後期,儒學不僅壓倒了佛教,牢固確立了其作為封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而且在地方上也更加受到重視。

陳朝之後的胡朝和明朝在越南的統治,時間雖然短暫,但這兩個朝代對越南封建意識形態的發展,影響卻不小。

胡朝皇帝胡季整做了這樣兩件影響儒學發展的大事:一是更新釐定(整理規定》科舉之法,把考試分為鄉試、禮部試、會試,參場文字定為四場,依次為經義文、詩賦、擬詔制表文和試策文;二是重周公,輕孔子,反朱子(即朱惠),這在當時自然,是極大膽的舉動。他做的第一件事成功了,因為改制後的

科舉更適應封建國家的需要;而第二件事卻失敗了,因為當時,孔子學說已經深入士子之心,程朱理學也為封建統治所人才,重用儒生;二是向越南頒賜《四書》、《五經》、《性大明朝統治者在發展儒學方面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廣攬全》等儒家經典;三是在各府州縣“設立文廟”、“開設學校”。

這三項措,相應地收到了三個方面的實效:一是提高了情生的地位,二是推動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的傳播,三是大了孔子和儒學在越南各地的影響。

黎朝從一開始就崇拜孔子,並以儒家學說作為自己的統治思想。麥太祖蔡利在立國之後便“祠(ci,祭祀孔子以太宇(智祭祀用牛、羊、三種家畜,後半然會花時所用的牛為太宰),其崇。

至矣”。此後,黎朝諸帝無不崇孔。第三代皇帝黎聖宗於德三年(1472年)親定丁祭”,即在每年仲春(陰曆二月)及仲秋(陰曆八月)上旬丁日舉行祭孔典禮。在位期間,聖宗皇帝還曾幾次擴修首都升龍的文廟。黎顯宗景興十六年公元1755年,文廟內的孔子像用王者之服。在不斷抬高孔子地位、神化孔子的同時,黎朝進一步大興儒學教育,鼓勵、提倡向全社會灌輸儒家思思,並按儒家思想制禮樂,定制度。除在首都設國子監、置祭酒(國子監負責人)和教授外,同時也在各地設學校,置教職。

蔡朝時期越南儒學逐漸興盛的另一個標誌,是一批著名儒學家或以儒學為其主導思想的作家、學者的出現,如阮秉謙、潘孚先、吳士連、蔡貴俘(dun)等。阮秉謙(公元1491~ 1585 年),號白雲居士,曾任吏部尚書,其思想深受中國宋代理學的影響,著有漢字和哺字詩文千余篇。晚年在家鄉授徒,從學者甚眾。吳士連、黎僖等撰成的《大越史記全書》,是現存最重要的越南古代史書,其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論褒貶,皆以儒家觀點為標凖。黎貴俘(公元1726~ 1784年)則是古代越南著書最多的大學者,為後世留有《四書略解》、《書經演義》、《易經層說》、《春秋略論》、《群書考辨》等多種經學著作。在黎朝士大夫(封建時代泛指官僚階層,同時也包括還沒有做官的讀書人)階層,幾乎沒有人未曾受到過廣家思想的熏染,學者所公況(公元1680 ~ 1732年,流:hang)的詩句“六經之外無他道”、“學問同尊孔氏書”,正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儒家學說成為黎朝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其地位越來越高的同時,佛教的地位則處於下降趨勢,其發展也受到了一些限制。黎太祖時,規定佛教僧侶必須參加考試,落選的被勒令還俗;黎聖宗時,還曾下令禁止修建新的寺廟。

當然,整個黎朝時期,佛教在越南的影響仍然是很廣泛的,其所擴建、重建的寺廟也遠遠多於李、陳二朝。特別是在北鄭南阮割據時期,也就是中國的明末清初時期,中國廣東、廣西等地的一些僧侶因為不願屈服於清朝統治而南逃越南,給越南佛教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生機。在越南北方,中國禪宗臨濟派的批公和尚在北寧省順城府的筆塔寺修行,成為在越北地區傳播臨濟宗的始祖。逃到越南南方的中國名僧,先有臨濟派的濟圓和尚、覺封老祖,後又有壽尊和尚、石廉和尚等。濟圓和覺封的越南弟子中,出了一個有名的觀和尚,後在順化天台山開創法門,影響極大。今天,越南南部、中部幾乎所有的廟宇,都屬於臨濟宗了觀派。壽尊和尚在順化創立的原詔派,在越南也有一些影響。

阮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王朝尊孔崇儒的極盛期。這不僅是由於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也不僅是因為李朝以來向南逐步擴張的越南“大一統”格局已經基本形成,還在於從黎朝中期到阮朝建立,越南社會經歷了南北分裂和規模空前的西山農民起義。一系列的社會變革,使得阮朝封建統治階級更加需要用孔子和儒家學說,來加強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的控制,維護“大一統”的“大越”國,規範尊卑貴賤分明的封建等級制度。

阮朝前期的尊孔崇儒,首先表現在進一步抬高了孔子的地位。阮世祖阮福映統一越南後,立即下令各地修建文廟。嘉隆七年(1808 年),首都順化的文廟建成,立“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阮福映親率群臣到文廟,向孔子頂禮膜拜。

其次,阮朝更為重視系統的儒學教育,除了像過去歷朝那樣設立國子監,還對從王室子弟到鄉間兒童的教育,都制定了相應學規。第三,阮朝統治者完全以儒學為指導,頒國策,另外,在科舉中,阮朝還規定獨試儒學,並在考試中引進八股（明清科考的一種文體，段落和文字都有嚴格的規定。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部分組成。其中都要有兩股相互排比的文字,共為八股）制。自李仁宗 1075年首開科擧以來，越南李、陳、黎三朝科舉制不同於中國科舉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儒、佛、道三教並試。科舉中考佛、道,實質上反映了在越南封建社會中,佛、道都曾有過相當大的影響;當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越南封建統治階級企圖通過科舉考試實行對佛、道的有效控制。

第四節 獨立時期:中越間廣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越南獨立後,構成千年間中越兩國國家關係的主要內容,除了頻繁而持久的貿易活動,更有廣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

宋代,中越兩國間的貿易以兩種形式進行:一種是朝貢形式下的官方貿易,謂之“大綱”;另一種則是兩國接壤處富商大賈(gu,商人們所從事的博易場貿易,即民間貿易,謂之“小綱”。當時,廣東欽州既是兩國使者出入的必經之地,又是兩國間的貿易中心。其時,使臣往往負有貿易使命,一身而兼二任。

明代,中國與安南間的使節往來十分頻繁,雙方使節除攜帶貢品和回賜品外,也多攜帶商品進行貿易活動,這對兩國間的經濟交流和貿易往來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和宋代一樣,安南國王在政治上求得封號以自重,同時又可在經濟上得到實惠。據史籍記載,從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間,越南遣使入貢達 79 次之多。

清代中越貿易,分水陸兩路。海上貿易多是大宗貿易,陸路貿易則主要是邊界零星貿易,以日用品為主。中國出口物品多為布匹、綢緞、紙張、鐵鍋、顏料、煙、茶、藥材等,進口物品則有大米、檳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及海產品等。

清初,越南廣南中部重要商港會設有“大唐街”,全長三四里,在那裏居住和做生意的都是渡海到越南謀生的福建人。據《福建晉江專區華僑史調查報告》:清朝從雍正到嘉慶年間,晉江縣出國華僑以往安南的為最多。例如雍正年間,出國 32 人,其中往安南的18人;乾隆年間,出國73 人,往安南的37人;嘉慶年間,出國 29人,往安南的 20 人。

越南獨立時期,中越間的文化交流,涉及語言文字、音樂戲劇、水利、建築、醫藥、風俗等許多方面,它既是過去基礎上的繼承與延續,也是更廣闊領域里和更深層次上的前進與發展。

語言文字 漢語與越語(京語)均屬單音語系。漢至五代 1000多年間,京語吸收了大量的漢語詞匯。據語言學家的調查,在越語詞匯中所保存的漢語詞或源於漢語的詞,約占總數的一半。在現代京語中,其所保存下來的漢語藉詞仍然大量存在。漢字,越南人又稱“儒字”(Chu Nho),約於公元前2世紀傳入越南,是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種文字。

它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公元10世紀中葉之前,為初播階段,這時的漢字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第二階段是 10 世紀中葉之後,越南雖已號稱“獨立”且建立國家,但仍繼續使用漢字,是為借用階段。

大約在13世紀初葉,越南人民感到漢字不能適應自身需要,於是採用漢字的結構和形、會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創造出了一種新的俗字,即“喃”(Chu Nom；或稱哺字,意即“南國之字”)。李朝時期,有人開始在書寫碑銘時夾用字響。越南史書上記載的第一篇全用字喃寫成的作品,是陳朝文學家

阮鈴(quán,又名韓銓)創作的《祭鱷魚文》(此文今已失傳)。14世紀後,字喃開始系統化,並在文學創作中得到廣泛應用。

字魄文學盛行於17、18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字喃作品已在越南文壇上佔據優勢地位。

印刷術「雕版印刷術發明於中國的隋末唐初。唐中葉以後逐漸盛行,並先後傳入朝鮮、日本、越南、非律賓、伊朗等國。13世紀時,越南的印刷術也得到了發展,並對本國的文化教育事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北宋出版儒家經典及《大藏經》後,越南當權者曾多次,請求賜送。早在前黎朝時就向宋真宗求過《九經》(指九部儒家經典)及《大藏經》。李太祖時,又向真宗皇帝求《大藏經》及《道藏經》。在將近80年的時間內,越南先後從中國請去。

部《大藏經》和一部《道藏經》。1288年,陳聖宗也曾派遣使臣陳克用入元求取《大藏經》。到了15世紀中葉,越南開始刊印《五經》官定本。後黎朝太宗紹平二年(1435年),官方正式出版《四書大全》。15世紀末葉,因為所印儒家經典版本日多,朝廷特命在文廟內造書庫貯(zhu)藏。

那時,越南雖沒有像朝鮮那樣工程浩大、刻工精良的《大藏經》,但民間的善男信女們所刊刻的佛經,數量卻相當可觀,僅前河內遠東考古學院保存的,就有400多種。民間的印刷品中,除經書外,還有兒童讀本、詩文集、家譜以及史書、小說、傳記等,種類繁多,不一而足。

河內向來是歷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刻書中心。到19世紀初時,舊京城順化取代了河內,一躍而成為新的政治中心,刻書事業也隨之蓬勃發展。後黎朝探花(科舉制度中殿試一甲第三名)梁如鶴(h)曾於1443年、1459年兩次奉命使明。他學習了中國人的刻書方法,回國後傳授給鄉人,依樣仿刻經史版本,印行於世。500多年來,越南整個的雕版之術都受他的影響。越南的刻工們飲水思源,時刻不忘梁如鶴的功績,尊奉他為刻字行的祖師。19世紀中葉,越南向中國購買木活字一套,開始用活字版印書;後來又出現套版,套印彩色的年畫。越南的年畫雖然幾乎就是中國年畫的翻版,但卻充滿南國情調,具有獨特風格。

音樂戲劇

中國音樂很早就已隨移民南傳。士燮時“出入鳴鍾聲(磬：qing,古代打擊樂器);陳朝時,越南盛行一種集體舞蹈,所用歌詞有《莊周夢蝶》、白居易《母別子》詩等,所用樂曲有《降黃龍》、《宴瑤池》等,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元朝初年,中國人(舊時稱演戲的人為優或優伶)李元吉曾到越南“傳戲”,豐富了越南人的文化生活。李元吉長期居留越南,憑着他的智慧和創造力,吸收越南民間故事作素材,編成生動的戲劇,再傳授給越南人演唱。演員穿着綢緞戲裝在台上,伴着音樂或唱或舞,使觀眾受到感染。

越南的舊戲,從音樂、服裝、臉譜、道具乃至演出方式,都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和中國的舊戲(如京劇)十分相似。

過去的越南伶(舊時稱戲曲演員)人即奉東方朔(公元前154 - 公元前93年,西漢文學家。為人正直,滑稽善辯,後世關於他的傳說很多)為始祖。

中國的劇目,往往被越南戲劇家所採用。《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西游記》等書在越南流傳甚廣,可以說是家喻戶曉。而伍子胥、菌相如、關羽、曹操、諸葛亮、宋江、李逵、張生、紅娘、孫悟空、豬八戒等則是越南人民十分熟悉和喜愛的戲劇舞台人物。

曆法 元代傑出的天文學家郭守敬(公元1231 ~1316 年)與王(Xūn)、許衡等人共同編制的《授時歷》(公元1281年開始實施),是中國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曆法,歷時達 364年之久。明朝頒行的《大統歷》基本上就是《授時歷》。《授時歷》的精確度很高,以365.2425日為一年,29,530593 日為一月;將一年的1/24 作為一氣(節氣),推算出 24節氣,用以表明氣候變化和農事季節;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它打破了古來制歷的習慣,被認為是中國曆法史上的第四次大改革。

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年),元朝派遣使臣出使越南,把《授時歷》贈送給當時的陳朝。《授時歷》的傳入,對於越南人民的生活和農業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這種曆法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廷又贈越南《大統曆》。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欽天監奉旨重修《西洋新曆法書》，編成《曆象考成》一書。越南阮朝嘉隆八年(1809 年)，越使臣阮有順到北京,購得《曆象考成》一部，回國後,阮有順參照該書,奏請朝廷頒行《協紀歷》。越南曆法也便從此正式確定了下來。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天文學家的傑出創造,直到今天仍在民間延用,特別是對於農業生產,二十四節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越南阮朝所頒行的《協紀歷》,對此也加以採用,其名稱與中國曆法完全相同。中國古代曆法的另一創造“干支紀日”,也同樣為《協紀歷》所採用。“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稱,它拿十干的“甲、丙、戊、庚、壬”和十二支的“子、寅、辰、午、申、戌”相配,十干的“乙、丁、己、辛、癸”和十二支的“醜、卯、已、未、酉、亥”相配,共配成 60 組,用來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復始,循環使用。干支最初是用來紀日的,後來多用來紀年,現在中國農曆的年份仍用干支。

醫藥 三國時代,有一位名叫董奉的神醫,字君異,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人,曾南游交趾。《三國志·吳書·士變傳》注引葛洪《神仙傳》,記錄了他為士變治病的故事:“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中醫的發展與中越間藥材的互換是分不開的。

宋元之際,中藥成為對越貿易的一種主要商品。史載:宋威淳十年(陳聖宗寶符二年,即公元1274年),宋以“緞子、藥材等物,買賣為市”;宋德祐二年(陳聖宗寶符四年,即1276年)春二月,聖宗陳晃“遣陶光往龍州,以買藥探元人情狀”。越南陳朝除了有專為王公大人治病的太醫外,還建立了與平民大眾疾苦相關的醫司——“廣濟署”。政府還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因而培養出了不少有名的醫生。

中國的針灸法,14世紀時已被越南醫生廣泛採用。明清兩代,越南所需藥物也主要靠中國供應。黎仁宗時,曾派使臣來中國,請求用土產香料交換藥材和書籍。明天順元年(1457年),越南使臣黎文老曾上表奏,請求仍循慣例,以越南土產香料等物品換取中國的書籍和藥材。明英宗批准了這一請求。19世紀末,越南從中國輸入川芎(xiong)、白朮(zhi)和當歸等多種中藥,年約10萬擔(dam,重量單位,100斤等於一擔),數量可觀。

中國醫藥文獻浩如煙海,現存中藥將近8000種,是人們長期實踐、積累的結果。隋唐時,《內經》(《黃帝內經》的簡稱,約成書於戰國時期)、《脈經》(魏晉問王叔和撰)等中醫學書籍就已傳入越南;明代醫學家李艇(chán)的《醫學入門))、張景岳的《景岳全書》以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醫學名著也先後傳入越南,對越南醫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越南醫書流傳到中國的卻很少。1962年,北京圖書館與中醫研究院合編了一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收入了中國國內 59 家大圖書館所藏的全部醫書凡 7000多種,其中錄有數百種朝鮮和日本的漢文醫書,卻沒有一本出自越南。實際上,越南醫生在對中醫中藥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不但有所發揮,而且頗有成就。《本草拾遺》、《中越藥性合編》、《南藥神效》等便是學術價值或文獻價值很高的醫學著作。

現存越南古代醫藥書籍約有二三十種,其中最有名的當推黎朝末年黎有卓所著《懶翁心領》(或稱《海上心領這書》、《海上懶翁》、《海上醫宗心領全快(zhi)》)。該書共28集,66卷,內容豐富而完備。理論方面,《懶翁心領》採用《內經》經義;用藥方面,則一半採用中國藥,一半採用越南藥,因地制宜地為醫學理論與醫學實踐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貨幣

越南東山出土文物中有漢代五鐵(zhu,古代重量單位)錢。五銖錢很可能是在漢平南越時傳入交趾的。在其他地方的發掘中,也發現了古錢幣,如“開元通寶”(簡稱“開元組;開元;為開闢新紀元)、“元和通寶”等,皆是唐代幣制。據《舊唐書》記載:唐初,仍然沿用的是隋代的五銖錢。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幣,並在洛、並、燕、益、桂等州設置錢監。唐代桂州與越南近在咫尺,桂州設監制幣,製作方法和技術傳入越南,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越南古代流通的貨幣,主要是銅錢,或稱制錢。如今傳世最古的錢幣是前黎朝黎恒天福五年(公元984年)所鑄的“天福鎮寶錢”,背文有一“黎”字。越南史書稱此為“南錢之始”。黎氏天福錢,宋代曾在廣州流通,稱為“交趾國黎字錢”。越南自主後的歷代天朝均以漢、唐幣制為依據。以漢、唐鑄幣技術為基礎先後鑄制而成的越南貨幣,陳朝有“紹豐通寶”、“隆慶通寶”、“重光通寶”;後黎朝有“順天元寶”、“洪德通寶”、“光順通寶”、“昭統通寶”;阮朝有“泰德通寶”、“光中通寶”等。阮世宗阮福映所鑄“嘉隆通寶”,不但在國內使用,而且大量流人中國,衝擊了中國市場,引起中國統治者的密切關注。

第五節 獨立時期:漢文化對越南文化的影響

胡朝皇帝胡季整曾寫過這樣四句詩:“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衣冠唐制度,禮樂漢群臣”,形象地反映了中國文化在越南的廣泛影響。除了前述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之外,更能反映這種影響的或許還是漢字和文學。

在古代越南吸收儒學為主的古代中國文化的意義上,漢字起了關鍵性作用。可以說,越南古代的文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漢字的廣泛、長期的使用而得到繼承和發展的。正如越南著名史學家陶維英在其所著《越南古代史》中所說,漢字是“越南的文化寶庫”。

越南獨立之前,漢字雖已使用了1000多年,但這1000年間越南當地人所撰寫並流傳於後世的漢文著作,幾乎一部都沒有。而在獨立之後,特別是李朝以後,漢字在越南社會和文化上的作用,卻顯得更為重要。漢字,不僅是傳播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而且成了創造性地發展越南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基礎和重要工具。這顯然與李朝之後,儒家學說成為越南封建國家主要的和正統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隨着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響的不斷擴大,中國古代文化在越南的影響與作用也在不斷擴大。儒學教育的發展,科舉制度的推廣,更使得每一個讀書人都必須努力學習並掌握漢字漢文。

越南獨立時期,其哲學、經學、史學等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漢文寫成的。僅在李朝至陳朝的 400多年中,越南學者用漢文撰寫的著作就達40多部,其中政法著作有《刑書》、《國朝通禮》、《刑律》、《建中常禮》、《陳大典》等;軍事著作有《兵家要略》;歷史著作有《中興實錄》、《越南世志》、《越史綱目》、《大越史記》等;經學著作和雜記有《四書說約》、《越甸幽靈集》等。黎朝時期,漢文書籍更多,有關史地的著作有《大越史記全書》、《大越通鑒》、《國史實錄》、《越史標案》、《安南一統志》等;有關經學的著作有《易經膚說》、《書經演義》、《春秋管見》等;另外還有不少有關刑律、官制、醫學等專著。阮朝前期用漢文撰寫的重要著作有《大南會典》、《大南實錄》、《大南列傳》、《大南一統志》、《皇越地與志》、《欽定越史通鑒綱目》、《歷朝憲章》、《明命政要》、《南士英華錄》、《一統地與志》以及《安南志》等。

在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和文學作品的影響下,越南古代文學特別是文人們用漢文創作的文學作品,與中國古代文學在思想、意識、風格等許多方面,都有共通之處。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思想和老莊的清靜無為、獨善其身以及佛教神學的頓悟、壁觀、安心、隨緣之說,始終是主宰越南古代文人的幾種主要思想。“文以載道”、“詩以言志”等文藝主張也一直是影響文人進行文學創作的指導思想,而抒情精神則是古代越南文人共通的文學意識。

李朝時期的文學作品,都是用漢文創作的。太祖李公蘊為遷都事頒布《遷都詔》,被視為越南文學史上第一簡育影響的文學作品。《遷都詔》一開頭就引經據典,以商朝自湯王(商的建立者)至盤庚(商代國王)的五遷(盤庚繼位時,王室內爭激烈,階級矛盾尖銳,加上天災頻繁,面臨嚴重危機。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盤厭決定放棄原來的都城,遷都到荒蕪的股。此後270 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般。

商朝也稱為殷朝、殷商),周室自始祖至成王(周成王,名姬誦,武王之子,武王死後建設。在位後,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的三徙(xi，遷移),作為自己遷都的根據。詔文的最後一段,稱升龍“為萬世帝王之上都”,不但把升龍最適宜建都的理由說得明白透徹,而且文字也寫得十分漂亮,表明越南漢語文學作品從一開會就具有如同中國古典文學的那種“整齊的美”、“抑揚的美”。

由於受到中國晚唐至北宋神宗及禪詩的影響,李朝時期,越南佛教禪宗盛行,活躍於文壇的多是佛門詩僧。他們借詩言神,以神入詩,創作了許多禪詩,其形式多為七言絕句或五言絕句。這類詩,常以比喻表現禪宗哲理,多寫得清新自然,禪味深隱。

陳朝,在漢語文學發展和興盛的同時,也出現了字隨文學。越南封建社會文學,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顯著特點是文學語言工具的雙軌化。這一時期漢語文學的發展與興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學創作隊伍不斷擴大,文壇上湧現出了一大批詩人和作家,如陳光啟、范伍老、陳光朝、阮忠彥、張漢超、朱安、陳元旦等;二是從文學作品的思想傾向看,初期作品側重佛神(這自然與陳初諸帝好佛有關),中期以後,因為儒家思想居於主導地位,儒家文人學士便成為文學創作隊伍的主力軍;三是從文學作品本身看,形式和體裁更為多樣化,除了詩、詞、文、賦等體裁外,還出現了小說。

陳朝前期的文學,仍以佛學作品和禪詩為主,禪師法螺、玄光等,是這一時期的著名詩僧。除了詩僧,陳朝諸帝也都善作禪詩,比如陳聖宗,他的詩雖不多,但卻清逸而有禪意,所作《宮園春日懷舊》詩雲:“門空塵掩徑生苔,白晝沉吟少往來。萬紫千紅空爛漫,春花如許為誰開?”陳仁宗不但善於用詩談神,而且還撰有談禪著作,如《僧伽碎事》、《石室寐語》、《禪林鐵匙》、《語錄》等。

陳朝中、後期,隨着儒學地位的日益提高,儒家學士主宰文壇,文風與詩風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儒朱安著有《樵隱集》,其詩多為言志之作,詩風淡泊;詩人阮忠彥著有《介軒詩集》,他悼念詩人陳國擬的詩《挽岑樓子》,寫得深沉而凝重;文學家張漢超撰有散文《白藤江賦》,被認為是越南文學史上的名篇。賦中,作家發出了“念豪傑之已往,嘆蹤跡之空留”的感慨。詩人莫挺最為仰慕的是中國東晉詩人陶淵明,曾賦詩盛讚陶淵明的品格。他的中國文學修養極高,所作《玉井蓮賦》,語言清麗,形象傳神,窮極越南文學之美。

在中國六朝志怪(一種以描寫神鬼靈異為主的小說)和唐宋傳奇(文言短篇小說,情節大多奇特神異)的影響下,陳朝出現了第一部用漢語創作的、以當地社會為背景的小說《越甸幽靈集》(李濟川編著)。小說講述了自士燮以來越南歷史上英雄豪傑、烈士義女的故事,其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故以《越幽靈集》名之。

黎朝時期是越南古代文學的成熟期,其顯著標誌是出現了一批大作家,其作品足以代表越南古代文學所達到的最高成就。這批作家中的一個傑出代表是黎朝初年的阮感(zhi)。

阮廌(公元1380 ~ 1442年)不僅是文學家,而且是政治家,曾協助黎利建立後黎朝,因有功被封為冠服侯。在古代越南,阮感有“文聖”之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尊他為世界文化名人,並曾於1980年為他舉辦了紀念活動。黎朝初年的文獻,大多出自阮感之手(輯為《軍中詞令集》及《蘭山實錄》等行世)。他的《平吳大》(語:goo,古代一種告誠性文章),尤為越南人所稱道,甚至被譽為“千古雄文”。造文寫得氣勢磅礴(pongbb),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阮廌也是傑出的詩人,留有漢文詩集《抑齋詩集》和《抑齋遺集》以及喃字《國音詩集》。他的漢文詩感情深沉飽滿,語言清新流暢。晚年,阮離因不滿黎朝的腐敗政治,曾一度歸隱,其《歸隱昆山感作》詩雲:“一別家山恰十年,歸來鬆菊半蕭然。林裏有約那堪負,塵土低頭只自憐。鄉里才過如夢到,干戈未息幸身全。何時結屋雲峰下,汲澗烹茶枕石「眠。”最終,阮薦遭誣陷遇害,有《獄中詩》存世。寫得極為沉痛。所著《國音詩集》,收有 254 首響字詩,是流傳至今最早的一部喃字詩集。

黎朝前期的皇帝也都善於作詩,其中尤以聖宗黎思

誠（公元1442至1497年)成就最大,出稱黎的第二位有影響的作家。他的漢文詩文集有《明良錦繡》、《瓊苑九歌》、《古田百詠》、《春雲詩集》、《文明鼓吹》、《珠鞏勝賞詩集》等6種,雖多以歌頌封建王朝盛治、宣揚封建倫理為主要內容,但內中也不乏吟詠風物的佳作,其詩聲律嚴謹、風格清新、狀物細膩,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對越南古代文學產生過影響。

黎朝第三位有影響的大作家是阮柔謙,著有《白雲詩集》,詩作多達千首,從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儒家士大夫的志趣。其詩不事雕琢,明白曉暢,易為人們所接受。鄭陳瑤(公元1710 ~ 1745年)被視為黎朝第四位有影響的大作家,他曾出使中國,尤善作漢文詩。其中以描寫婦女命運為主題的長詩《征婦吟曲》,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表現了“天地風塵,紅顏薄命,悠悠彼蒼今誰造因?”開篇第一句)的主題。這首長達477 句的樂府詩被視為“越南第一流奇書”。後來,越南學者黃克用把這首詩譯成了法文,高春泰又把它譯成了英語,使其畫聲於國際文壇。

阮朝前期(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法國侵占越南之前),越南古代文學依然有所發展,儒生文士的作品,仍以漢詩漢文為主,但喃字文學更為成熟。這一時期最傑出的作家是阮攸(you,公元1765 ~ 1820年),其漢文造詣很高,在越南有“詩聖”之名,傳世作品有《清軒詩集》、《南中雜》等。

1813 年,阮收曾出使中國,經廣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抵北京,又經河北、山東、安徽、湖北、湖南、廣西回國,歷時一年余,寫成《北行雜錄》131 首,歌詠沿途風景名勝,品評中國古代人物,抒發個人情懷感慨,顯示了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

也正是在杭州時,阮做有機會讀到青心才人編著、金聖嘆批點的長篇小說《金雲超傳》(又名《雙奇夢》、《雙歡心》),深為良家女子王翠翹多年落風塵卻始終不負金郎的故事所感動。回國後,他以此書為藍本,寫成長達3254 行的六八體同名長詩(又名《斷腸聲》),通過對王翠翹流落青樓十餘年慘遭遇的生動敍述,反映了越南封建社會的現實。全詩詞漢哀婉,音韻淒絕,在語言運用和人物塑造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這一時期越南的重要作家,還有阮輝似、阮決、阮公著、阮文超、高伯適等。阮輝似(公元1743 ~ 1790 年)借鑒中國小說《花笙記》,創作了六八體哺字長詩《花笑記》。全詩共1886句,在熟練運用中國典故的同時,又保持了18世紀戰南語的精華,也是越南重要的古典名作。阮決終生隱居不仕,著有《羅山詩集》,詩風質樸,清雅脫俗。阮文超和高伯適以及阮朝宗室的鬆善王、綏理王均負文名,嗣德皇帝曾賦詩稱讚說:“文如超適無前漢,詩到鬆綏失盛唐”,這雖是過譽之詞,但卻可見當時四人的文名之盛。縱觀黎朝後期和阮朝前期越南文學三大名作《征婦吟曲》、《宮怨吟曲》和《金雲超傳》,可以看到它們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均以婦女命運為主題、通過婦女命運反映社會生活。18世紀末19世紀初,越南還出現了一批頗有才情的女詩人,如段氏點、胡春香、王忻、清關縣夫人等。其中影響最大的女詩人是極具叛逆思想的胡春香,她激烈地抨擊多妻制“與人共夫害煞人”,要求維護婦女的地位和權利,以使她們擺脫“苦頭吃盡甜頭無,無償為人作奴僕”的地位。她的詩文大多散佚,今僅存《春香詩集》,收詩 50首,均是喃字文學中的珍品。

思考題:

1. 儒家學說為什麼能在越南廣泛傳播?它對越南社會生活和人民思想有哪些影響?

2.“字”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其與漢字的關係如何?

3. 簡述中國曆法與越南曆法的異同。

4.越南歷史上漢字文學與響字文學各取得了哪些成就?

5. 越南的漢字文學和響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怎樣?請舉例加以說明。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完成